玉米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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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日語的漢語辭彙（轉貼）

作者：玉米穗於 2019-3-13 20:1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4評論

下面的中文詞語里哪一個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

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後勤、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封建、共和、美學、美術、抽象、邏輯、證券、總理、儲蓄、創作、刺激、代表、動力、對照、發明、法人、概念、規則、反對、會談、機關、細胞、系統、印象、原則、參觀、勞動、目的、衛生、綜合、克服、馬鈴薯。

答案：統統都是，全部來自日語。

沒想到吧，其實，來自日語的中文還遠遠不止這些，數不勝數。雖然日語的文字源於中文，但上面這些詞語可都是日本人的創作。
隨便舉例，「經濟」在古漢語里的意思是「經世濟民」，和現代漢語的「經濟」沒有任何關係，這是日語對Economy的翻譯。「社會」在古漢語中是「集會結社」的意思，日本人拿它來翻譯英語的Society。「勞動」在中國的古義是「勞駕」的意思，日語拿它來譯英語的Labou。「知識」在古漢語里指的是「相知相識的人」，日語拿它來譯英語的Knowledge。而我們又統統把它們變成了中文。（

附參考資料：《幾十年來如何看待日本：100個理由》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作者：胡平）

第16節：全是來自日語通過大量的翻譯引介，

一大批日語辭彙融入到現代漢語之中。有意思的是，這些辭彙甚至迅速取代了"嚴譯"（按：指嚴復的翻譯）的大部分術語。這些幾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辭彙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辭彙，並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辭彙，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政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經濟學"和"哲學"，在中國以前叫"資生學"、"智學"，--聽起來後者倒是像日文，它們卻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與此相似的還有"政治"、"經濟"兩詞，漢語中過去的"經濟"原意為治理國家；如今連小學生都知道不能用"經濟"來治理國家，必須用"政治"了，而且還得是"無產階級政治"，而這"無產階級"一詞，也是從日文里引進的。當年大量新名詞湧進中國，曾引起一些人惶恐不安，猶如自家的祖墳就要給人刨了。即使維新派的一員大將張之洞也有點擔心，他曾在一份公文上批道：不要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即告訴他：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就是一個新名詞，亦來自日本。

試想想，如果能夠像"抵制日貨"一樣，中國人大義凜然地徹底地掃蕩去這些來自日本的詞語，現代漢語將會陷於怎樣尷尬乃至無助的境地？除了上面提到的，還有：取締、取消、引渡、樣、手續、的、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律、律師、代價、親屬、繼承、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損害賠償、法人、重婚罪、條件、契約、從而、如何如何、衛生、文憑、盲從、同化、代表、壓力、排外、野蠻、公敵、發起、旨趣、什麼什麼族、派出所、警察、憲兵、檢察官、寫真??

真可謂俯拾皆是，或者說天網恢恢，無可逃匿。

若我們硬要逃匿出這張大網，那就有很多話說不成了，尤其是檯面上的話，它們紛紛揚揚，斷成了一

地雞毛，而我們這個十分注重檯面的國家，在很多方面只能"失語"。更重要的是，辭彙是一種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面的新意，還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衝擊和革新。每當想起中國人用以思考、對話、演說、寫作的大量概念中，竟有70％是來自於日本人的營造，我們就不能不思考這樣一個事實：日語辭彙的大量湧入，對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思維，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文化，因此，也必然對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

或者，是否可以這樣說，這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不管說什麼，想什麼，在中國人與對象之間，都隱隱約約存在著一個第三者——日本。

一個時期的出版物，總是可以反映出社會的文化走向。

1896年-1911年，是日文書被翻譯成中文的高潮，共有956本日文書被譯成中文，1912-1937年間則有1759種；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間，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只有16本而已。而在明治維新之前，僅在中國國內印了一兩版的魏源的《海國圖志》，傳到日本后被大量地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價錢一路走高。日本開始了解西方，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本書，明治維新的不少重要人物就是在它的影響下提出"開國論"，反對"鎖國論"，終使維新取得了成功。

在大量翻譯過來的書籍中，以大中小學校的教科書為大宗。這些新教材鋪天蓋地，鋪向不久前仍在被讀"四書""五經"之聲繚繞的中國的城市、鄉鎮。1904年月，清政府頒布了著名的"癸卯學制，它模仿的是日本的教育體制，這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實施的正式學制。規定初等小學堂為五年制，高等小學堂四年，中學堂為四年，高等學堂及大學預科三年，大學四年，自進小學到大學畢業，共需二十一年。此外，

初等小學堂之下有蒙養院，大學堂之上有通儒院。當時，各地常為使用舊式教材或新譯教科書起爭執，使用何種教材便成了新學與舊學的標誌之一。教科書外，中譯書里還有不少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它們大大抬高了中國學者的學術視野，一些新的頗為科學的學術規範得以形成。

以歷史寫作為例，中國傳統的寫法是一朝接著一朝寫下去，貌似斷代精確，實則社會演化難以河清海晏，涇渭分明。日本學者桑原紫藏的《東洋史要》卻不是這樣，它取西洋"上古、"中"、"近古"、"近世"四期來分中國歷史，第一期斷至秦皇一統，稱之為漢族締造時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統至唐亡，稱之為漢族極盛時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稱之為漢族漸衰，蒙古族代興時代；第四期括滿清一代，稱之為歐人東漸時代。此書翻譯出版后，一時間學術界如上層樓，耳目一新。後來許多研究中國歷史的人便有意用這種大眼光，下筆之際，紛紛以四期來分。一位留心觀察中國史教科書的人發現："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氏為準，未有變更其綱者"。

翻譯工作，主要是由留日學生們完成的。

甲午戰爭失敗后，開始有中國學生去日本留學。當時，在主張派留學生赴日本的權柄中，湖廣總督張之洞被認為是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勸學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進教育近代化的具體措施，其中對提倡留學日本的論述尤為強調至於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路近省費可多遣；去華近，易考察；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勸學篇》下）

日本在接受中國留學生的態度上也表現出了相當的熱情，大概是做了千年的學生，一旦做起先生來，

那腳下便立馬墊起了高高的優越感。1898年冬，日本駐華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國的名義，通知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今日之外交部，稱該國政府願意接受中國留學生並支付經費。日本人願出這筆銀子，並非出於俠骨柔情，日後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當然不是為著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而且這筆錢在清朝的巨額賠款里只是一個很小的數目。以清國留學生會館在1903年所作的調查為例，當時的留日學生共來自19個省，其中居前列者為江蘇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廣東108人、直隸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陝西、河南、廣西、貴州、雲南等省的留日學生均寥寥無幾。這除了反映出當時各省間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外，亦有地理和人為等方面的因素。僅僅過了三年，1906年赴日本的留學生達到了8600人。增長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裡日本戰勝了俄國，黃種人第一次打敗了白種人，更進一步震動了中國的熱血青年；以及中國廢除了科舉考試，出國留學成了一條新的出路。以後幾年，留學日本的學生人數都超過了8000人。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

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許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從大的方面說，有兩個時期的情形特別引人注目。

一是在中國唐代，一是在近代。

在唐代，是日本貪婪地向中國學習，甚至是在與中國文化接觸后，大和民族才首次與文字遭遇，從此才學會了書寫。日語的「假名」（字母）不過是漢字的變體。而在近代，則是中國拚命地向日本學習。別的方面且不論，僅就語言文字方面說，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漢語的輸出國。日本「漢語」，衝擊著東亞各國的語言系統，當然也大量進入中國的漢語中，成為中國人日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數量是很驚人的。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后，便在漢語中牢牢紮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想到這一層，我的頭皮就有些發麻。實際上，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辭彙，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20年前，當我開始學習日語時，我發現日語中有那樣多的漢語詞，這令我有過短暫的驚奇；而後來，當我知道漢語中有那樣多的日語詞時，我卻不得不有持久的驚訝。先是漢字和漢語辭彙進入日本，並造就了日本的書面語；當日本在近代與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漢字和漢語詞去譯相應的西方名詞、術語；出自日本學人之手的這些譯語，在清末又潮水般湧入中國。——這個過程很複雜，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觸的資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強說出一個大概。

在日語「外來語」中，具象和抽象兩類名詞都有。具象名詞今天仍在使用的，可舉「電話」和「俱樂部」兩詞為例。「電話」是日本人生造的漢語詞，用來意譯英文的telephone。當初中國人對這個英文詞採取了音譯，譯作「德律風」。在一段時期內，「電話」和「德律風」兩種叫法通用。但後來，「德律風」這種叫法終於湮滅。關於這個譯名，我發現過一點有趣的資料。本世紀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紹興籍留學生曾聯名給家鄉寫回一封長信，

其中詳細介紹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魯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說到「電話」時，特意註釋道：「以電氣傳達言語，中國人譯為'德律風』，不如電話之切。」於此亦可見日語輸入中國的途徑之一種。而「俱樂部」則是日本人對英文Club的音譯。這幾個漢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絕佳的選擇，所以在中國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譯具象名詞進入中國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國曾被使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如今卻被「霍亂」取代。而在近代，當日本與西方語言遭遇后，大量採用漢語抽象名詞去譯西方概念，例如，用「經濟」譯「economy」，用「自然」譯「nature」，用「文學」釋「literaure」。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知道這些被日本人用來譯西方的辭彙，原本是從中國輸入的，但我們更應該知道，這些漢語詞在傳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義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抽象名詞從一個民族傳入另一個民族，不可能始終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發展階段相等的兩個民族間，也可能發生誤讀和誤解，何況當時的日本在文化發展階段上與中國如此懸殊。那一大批植根於中國文化中的抽象名詞被日本移植過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紮根生長，就必然要與漢語原意發生某種程序的分離。日本現代學術界對這些漢語詞在古漢語中的原意以及傳入日本后的意義變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經濟」一詞，在古漢語中指「經世濟俗」、「治國平天下」，但傳入日本后，則意義變得狹窄起來，被專用來指財務經營、財政措施。再如「自然」這個詞，在古漢語中指不依賴人力，或人對之無能為力的現象，但在傳入日本后，卻具有了「偶然」、「萬一」、「意外」這幾種意思。還有的詞，在漢語中原本只被用於一種很具象的場合，並不具有明顯的抽象意義，但在傳入日本后，詞義則漸漸向抽象的方向發展。例如，現代漢語中的「社會」這個詞，已是一個抽象名詞，是日語「外來語」中的一個。這是日本學人對西方「society」的翻譯。但「社會」在古漢語中，基本上是一個具象名

詞，特指每年春秋兩季鄉村學塾舉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會。《辭海》上舉《東京夢華錄·秋社》中的一段話來說明這個詞：「八月秋社??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雇倩祗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這個詞傳入日本后，漸漸別有所指。據日本學者鈴木修次考證，在江戶末期，日本已將以教會為中心的教團、教派稱作「社會」，這就已經使這個詞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義。

雖然不能在整體上談論日語「外來語」的影響，但在具體的例子還是可以舉出一些的。關於中國古代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史學界數十年間爭論不休。但爭來爭去，實質都是概念之爭，分歧在對「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樣的歷史事實，有人認為能說明「資本主義」的萌芽，有人則認為不能。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之爭，也就歸結為什麼是「資本主義」之爭，而「資本」和「主義」這兩個詞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資本主義來譯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為。倘若「capitalism」被譯成另一個漢語詞，這場爭議是否還會發生？即使發生了，是否在表現方式上也會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