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總指揮為什麼是賀龍？

  據官修黨史差不多千篇一律的說法是：賀龍雖身在舊式軍隊中，卻一直在憂國憂民尋找救國之道，當共產黨人譚平山找到他，表示希望他參加南昌起義時，他認準唯有共產黨才能擔負救國大任，所以與共產黨相見恨晚，一拍即合，當即表示：感謝黨中央對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話，贊成！而為了表示對賀龍的信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對他說：共產黨對你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黨的前委委任你為起義軍總指揮！這種頗富戲劇性的肝膽相照的描寫，也許看了能夠讓人心生感動，但感動之餘也不免心生詫異，事實真相真的那麼簡單嗎？信任是能夠不經考驗憑空得來的嗎？萬一信任遭受背叛結果將會怎樣？共產黨對於生死攸關的重大行動會這樣不顧風險輕易地委託一個尚不知底細的舊式軍人來擔當主要負責人嗎？ 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張國燾晚年撰寫的回憶錄《我的回憶》中對於南昌起義的由起和經過也有詳細的回憶和記述，其中對於賀龍何以被委託擔任起義軍總指揮的原因也有所言及，我認為張國燾的回憶對於還原歷史真相是有所裨益的，也是很有價值的。至少他所敘述的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沒有人為的粉飾或因這樣那樣的忌諱而至的故意的語焉不詳，同時也並沒有情緒化的貶低或誹謗。

  簡單概括張國燾《我的回憶》中有關南昌起義的準備和經過大致是這樣的：當時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屠殺共產黨於前，過不了多久，七月里汪精衛又在武漢清黨縱容軍閥許克祥夏斗寅等人屠殺鎮壓共產黨人於後。共產黨接連遭受重大打擊，損失慘重，不禁義憤填膺怒火中燒；決心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武裝起義反抗或者說報復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人的蔣介石汪精衛。當時陳獨秀總書記代共產國際和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受過，被指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交出領導權，一邊歇著去了。在武昌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只有周恩來張國燾兩人。周恩來接受李立三在南昌發起暴動的建議，主張由葉挺所部的革命軍首先發難，聯絡湘鄂贛一帶工農群眾，形成反武漢（汪精衛）反南京（蔣介石）的中心。周恩來一邊要求中央從速確定南昌暴動的名義，政綱及其他相關重要策略，一邊要求共產國際迅速予以軍火和物質接濟。然後，周恩來張國濤二人以中常委名義決定周恩來迅即趕往九江南昌組織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葉挺為委員發動南昌起義。張國燾則留下看守中共中央。

  由於在當時緊急情況之下決定做得倉促，這次重大行動事先沒有取得共產國際的同意和批准，結果後來節外生枝，惹出一些麻煩。麻煩是共產國際得到報告后不支持南昌暴動，認為暴動取得成功希望渺茫，所以不僅沒有經費支援，而且電令俄國顧問不得參加南昌暴動。接替鮑羅廷新到任的共產國際顧問羅明納茲遵莫斯科之旨下令阻止南昌暴動，軍事顧問加侖將軍則建議聯絡動員享有鐵軍英雄盛譽且一向與共產黨合作密切關係融洽的張發奎將軍，使其率所部第四軍一同返回廣東，重新北伐。當時的中央負責人瞿秋白等人也認為加倫將軍的建議較之南昌暴動似乎更有成功希望，表示贊成，並委派張國燾前往南昌傳達貫徹中央新指示。 張國燾是最初與周恩來商定發動南昌起義的當事者，中央阻止南昌起義且派他前往傳達貫徹中央指示使他處於出爾反爾尷尬處境，也使他日後在正統官方黨史中背負了阻撓發動南昌起義的惡名。

  張國燾到達南昌見到起義領導人惲代英，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傳達中央新指示后，遭到激烈反對和指責，並被告知：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成敗不計，起義已經勢在必行不可變更。張國燾見已無轉圜餘地，遂決定由他承擔違抗共產國際命令之責任，與眾領導人一起共同指揮了南昌起義。

  張國燾在傳達中央指示后曾與各位領導人長談，了解起義無法終止的原因。最先與之長談的是李立三，在那次長談中，李立三說到之所以不能終止起義的一條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不能違反與起義總指揮賀龍所訂立的密約。接著李立三，周恩來和譚平山又向張國燾詳細介紹了中共與賀龍的關係以及為什麼選賀龍為起義總指揮的原因。

  據張國燾回憶，談話時李立三告訴他說：賀龍這個土匪出身的軍人，以往與中共的關係不算很密切，現在追隨中共一塊兒干，我們不能令他失望；我們與賀龍已經信誓旦旦，在形勢上說彼此都已騎上虎背，在決心上說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變都易引起嚴重的誤解。李立三進而警告說：賀龍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滿張發奎（賀龍所部下屬張發奎的二方面軍），也自覺他這個土匪出身的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無出頭之日，遲早要被繳械的，現在如果我們改變計劃，聯絡張發奎，那他可能認為是被出賣了；也可能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向張發奎告密，洗脫自己，反過來咬我們一口。周恩來對此則有進一步的重要補充，他說：賀龍決心參加暴動，並且秘密徵得他部下各師長的一致同意，他們都認為這樣做才有出頭之日；整個暴動計劃和發動時間，他們都已經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變了。譚平山是最先動員賀龍參加暴動的，他也向張國燾說明：賀龍內心有恐懼也有野心，企圖取張發奎的地位而代之，我們正要利用他的這種野心，捧他做總指揮，而且任何聯絡張發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的疑忌。李立三為拒絕中央聯絡張發奎的建議，最後還警告張國燾說：即使張發奎真誠願意與我們合作，一同回師廣東，決心在那裡重建國民革命根據地，依現在的情勢看也是沒有指望了；因為張發奎到達南昌後知道了我們曾策劃暴動反對他，哪有不翻臉對付我們的道理。

  綜合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南昌起義時共產黨與賀龍的合作並非以信仰或主義為基礎——否則按照共產黨下級服從上級，黨叫幹啥就幹啥的紀律和原則，取消起義計劃，也無需擔心賀龍不滿，更不可能導致其反水。與賀龍的合作更多的是一種相互利用：共產黨需要賀龍的部隊以充實起義軍實力，賀龍則需要尋找新的出路改變處境並實現個人的抱負或野心。彼此既需要對方，也都對對方有所防範和警惕。所以委任賀龍做總指揮與其說是信任不如說是一種籠絡，是一種使其別無旁騖死心塌地與共產黨一同暴動的手段。當然起義后，賀龍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共產黨的幫助和自身努力之下，逐漸克服和改變了以往許多不符合共產黨要求的生活習性和行事風格，成為一個自覺的信仰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人。但那是后話了。

  建國后，周恩來擔任國務院總理，賀龍則為十大元帥之一，功成名就，風光無限。可是文革中，周恩來眼看著賀龍被迫害致死也無能為力。賀龍平反后召開追悼會時，周恩來老淚縱橫對賀龍遺像連鞠七躬，並一再泣不成聲地對賀龍遺孀薛明說：我沒有保護好賀龍，我對不起賀龍啊。想必他那時想起往事心頭百感交集：在充滿危險的南昌起義時，周恩來與賀龍能夠克服彼此的疑慮和猜忌，密切合作，並肩戰鬥；到了贏得天下之後，身為建國建軍一代功勛的賀龍卻死於自己人之手，而周恩來眼睜睜看著也無能為力，怎不令人感嘆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