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爺有個朋友叫庄禹梅

阿爺有個朋友叫庄禹梅

曉田

         其實對庄禹梅這個名字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多次從我父親口中聽說過了，他說我阿爺（祖父）從前有個朋友叫庄禹梅，寫一手好文章，是寧波的一位文化名人，被譽為『寧波的魯迅』，當時聽過後就有了一個印象，並沒有放在心上。直到近幾年，隨著長輩們的陸續凋零，他們口中曾經提到過的人和事卻越發勾起好奇，想要去探個究竟。再說我們這一輩人也已經開始步入老年，如果再不把這些人和事挖掘出來、記錄下來，那麼他們的一生在當時的社會和那一段歷史中所留下的痕迹也就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慢慢被抹去。

   （1）

       庄禹梅和我阿爺是同齡人，他們都出生於1885年。從有限的史料中得知，當1919年五四風潮波及寧波時他們已經有了交往，因為庄禹梅積极參与了當時才23歲的金臻庠和我阿爺陳章鴻共同組建並擔任正副會長的寧波『救國十人團聯合會』發起的 「抵制日貨、倡用國貨」 活動。

      當時庄禹梅和我阿爺均已34歲，而且都有了家室，在這之前，他倆是否相識，雖然已無從考證，但在如此重大的社會變革的動蕩中能聚集在一起，如果沒有之前較深入的思想交流，並建立相近的認知基礎，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都推崇新文化、倡導科學。我阿爺那時在鄉間發起廢除迎神賽會的迷信活動，被迎神的人們抬了泥菩薩衝進祠堂，燒掉了房子，使他的母親受到了很大的驚嚇。

筆者的阿爺陳章鴻

《時事公報》股票-董事欄中陳章鴻為作者阿爺

      次年六月，金臻庠約我阿爺和幾位同道人共同創辦了後來極具影響力的《時事公報》，由金臻庠作為獨立辦報人，為報社社長。我阿爺是主要出資人，為執行董事，但不參與報社的日常事務，因為他當時在上海的統益紗廠和寧波的和豐紗廠擔任收入豐厚的高級職員，並正在上海籌建自己的協豐紗廠和協豐商號，報社還邀請了滬甬金融巨子俞佐庭擔任報社董事長。從1920年6月1日發行《時事公報》創刊號開始，庄禹梅就和另一為資深報人烏一蝶一起離開了他們供職的當地最大報紙－《四明日報》的編輯工作，加盟《時事公報》，烏一蝶擔任主筆長達二十多年，庄禹梅編輯該報副刊《珊瑚網》，后改為《四明山》。

獨立辦報人金臻庠

           庄禹梅在《四明日報》先後做過七年的編輯工作，在此之前他已經是一位在滬甬小有名氣的多產寫手了，其實他走上文墨之道也實屬偶然。

（2）

      庄禹梅出生在鎮海庄市遠近聞名的書香門第，但父母早亡，由他阿娘（祖母）撫養長大，由中過秀才和舉人叔叔調教培育。他不忍背逆叔叔望其步父輩科舉仕進之道，於是熟讀四書五經，寫起八股時文的水準遠高出當時的同齡人。

庄禹梅一家,自左至右依次為庄禹梅的大女兒庄霞、夫人吳珠梅、胞妹、庄禹梅本人及外甥

         庄禹梅雖然年少，但善於思辨，判斷獨到。他認定科舉制度不會久遠，且目睹已是舉人的叔叔也無大作為。於是他竟然將首次赴考秀才的機會用來為他人代考，居然還考上了，他賺取了一筆不菲的代考費。他就用這人生賺取的「第一桶金」，和一群「狐朋狗友」吃喝玩樂、盡情享用揮霍殆盡，說他是一個聰明的紈絝子弟實不為過。他此一行為少不了叔叔的嚴厲訓斥，同時也對他諄諄誘導：「家雖清貧，但世代業儒，萬不可功名俱損在你手。」那年他才16歲。

庄禹梅故居

        叔命難違，庄禹梅閉門「復讀」，第二年他果然不負叔望，一舉考得本縣秀才試區第一名，但也不出他所料，這一年科舉制度走到了盡頭，他成了清朝「末科秀才之冠」。在此期間，上海社會上出現了一份《科學世界》月刊，傳播科學新知識，這對庄禹梅觸動很大，他全然不顧庭訓，獨自到上海一所理科專修學校學起了數理化。但事與願違，學成后無處施展，只能回寧波在一所中學當個教書匠。

      課餘時，為了打發時間，庄禹梅試著寫起了小說，沒想到第一篇習作《記畢阿生》竟在上海新創辦不久的《時報》上發表了。從此寫作熱情一發不可收拾，文章連連變成鉛印字見諸於各報端。1910年，他乾脆辭去教職到上海以賣文為生，開始了他的『亭子間』生涯。他寫的小說、時論、散文、隨筆等文章常以病骸、醒公、平青、醉我等各種筆名發表在《申報》等各大報章，成為當時上海灘的一位高產的職業寫手。

      庄禹梅雖然有才，但不善經營。他曾和友人合辦過《寧波小說七日報》，僅維持了不到一年便停刊了，但他卻在該報上以不同的形式刊發了三十多篇小說和各種小說論文。他還和人聯手辦過『藝文函授社』，自編講義，用通訊方式向各地學員授課，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函授教育了。但卻負債倒閉，庄禹梅只能變賣祖上留下的田地去還債，一點家底很快就這樣被他敗光了。

《寧波小說七日報》封面

          在上海的亭子間里，庄禹梅還寫起了長篇武俠小說在報刊上連載，每天筆耕不輟，他曾自言「每天少則五千字，多則上萬言。」鎮海籍文學家唐弢說他小時候愛讀庄禹梅寫的武俠小說，他說庄先生寫的武俠小說很多，至少讀過四五部，他寫的小說人物都是「往來於江湖上的義士平民，專打抱不平。他所主張的人間正義和社會公道和他後來的信仰是一脈相承的。」

（3）

       庄禹梅並不甘於以賣文為生，還熱衷於社會活動，他到上海不久就認識了清末著名職業革命家陶成章，經陶介紹，他加入了光復會和同盟會，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參與各類反清活動。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后鎮海光復，庄禹梅回到家鄉任縣臨時參議會的參議員，但因得罪知縣而遭撤職，於是他就進入《四明日報》社做起了編輯，那是1913年。在《四明日報》期間，他曾經寫過一篇題為《民主耶？帝制耶？》的社論，結果被報社總編訓斥：「你有幾個腦袋？敢寫這種文章！」庄禹梅第二天就離開報社，又去上海賣文為生了，真是既剛正不阿，又桀驁不馴，更不是一個顧家好男人。但後來還是被《四明日報》請回報社，因為畢竟『庄禹梅』已是一塊名牌。  

      他有幸認識孫中山先生是在1916年8月23日，那天孫先生到寧波視察並在省立四中（今寧波東恩中學）禮堂向寧波各界發表演講，由庄禹梅作為孫中山的秘書做演講記錄。他的記錄稿后經孫先生親自修改後，發表在1916年8月25日的寧波《四明日報》、上海和杭州《民國日報》上，后收入《孫中山全集》。孫先生在寧波期間由庄禹梅全程陪同在側，孫先生看他是個文弱書生，體質單薄，拍著他的肩膀說：「挺起胸膛來，不做『東亞病夫』！」

孫中山先生來寧波考察時留影

孫中山先生為省立四中校長勵建侯題詞

1916年8月23日，孫先生在省立四中禮堂向寧波各界代表發表演講(今東恩中學校園）

（4）

      庄禹梅曾有過多次牢獄之災，第一次是在1923年，坐的是文字獄。當時他以「病骸」的筆名在《時事公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兵化為匪之可危》的短評，痛斥鎮海炮台司令部的士兵下鄉搶劫百姓、魚肉民眾。文中寫道：「兵化為匪，兵即是匪，匪即是兵。」並公開指名抨擊炮台司令張伯岐。司令長官惱羞成怒，責令寧台鎮守使必須嚴辦作者。迫於情勢，庄禹梅主動前往鎮守使署投案，報社社長金臻庠陪同前往並要求承擔法人之責，甘與本報員工同罪。結果，庄禹梅被判處二年有期徒刑，金臻庠被處一年有期徒刑、緩刑一年。金臻庠出獄后聯絡各路地方紳士多方營救，庄禹梅終於在吃了25天牢飯後被保釋出獄。此一事件使《時事公報》名聲大振，發行量急驟上升，一躍成為寧波第一民營大報，這是始料未及的。

      庄禹梅自和孫中山近距離接觸后，開始信奉孫中山的政治主張，處處留意收集有關孫先生參與的各種政治活動史料，仔細研讀了幾乎所有關於孫先生的專著，甚至包括未曾發表過的手稿等超過300多種。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庄禹梅決定要為孫先生立傳，並將孫中山創建的國民黨視為中國未來之希望。次年5月庄禹梅由國民黨寧波市黨部負責人陳國詠（中共黨員）介紹加入改組后的國民黨，並被選為寧波商民部長。但好景不長，幾個月後寧波被軍閥孫傳芳部佔據，到處搜索國民黨人。雖然已是民國，執政的國民黨卻轉入地下活動。於是庄禹梅乾脆隱居家中一心撰寫章回體小說《孫中山演義》，由於之前研究深入且準備充分，僅半年即完成了書稿，真不愧是一位功底厚實的寫作快手。1927年3月，由上海環球書局出版，署名「庄病骸」。孫科、蔣介石、于右任、胡漢民等多位達官顯要為該書題詞，並由楊杏佛作序。此書發行后十分暢銷，兩年後再版，1931年又再版並改名為《鐵血男兒傳》。

庄禹梅著作《孫中山演義》原稿

        現在我們在書市上看到的《鐵血男兒——孫中山演義》是1996年11月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發行的最新版。著名文學史家唐弢為最新版寫了序言，他評價說：「作為辛亥革命時期重要歷史記錄，據我所知，這是第一部孫中山傳記，也是迄今為止我所知道的一部最好的孫中山傳記。」

庄禹梅寫的《孫中山演義》

       就在此書出版的同時，北伐軍攻克浙江，廢除軍閥政府，國民黨寧波市黨部辦了一份機關報《民國日報》，由庄禹梅出任社長，於同年3月7日創刊。但僅一個多月，庄禹梅闖禍了，還惹出了牢獄之災。他在該黨報上發表了直指寧台溫防守司令王俊之名的社論《王俊十大罪狀》，還刊登了題為《蔣介石亦效軍閥故智耶？》的新聞。於是寧波的「清黨」 就從《民國日報》開始了，庄禹梅成為寧波「清黨」的第一個入獄人！

      由於庄禹梅是具有影響力的社會活動人士，他入獄的當天下午寧波市黨部立即派出具有國共兩黨雙重身份的社會顯要楊眉山（市黨部常委）、王鯤（市總工會委員長）還協同社會名流張申之和俞佐庭前往司令部交涉庄禹梅入獄一事，但卻落入圈套，營救失敗。王俊雖放走了兩位社會人士，然而不僅將庄禹梅連同營救他的楊眉山和王鯤一起開除了國民黨籍，還將三人同囚一獄，嚴刑拷打。最後，楊、王兩人被處死刑，庄禹梅以「與共黨同路」、「污衊總司令」的罪名，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三人在牢中朝夕相處兩個多月，庄禹梅親眼目睹兩位對信念的執著，對生死的坦然。楊、王在臨刑前，他面對兩位赴死者深感愧疚和不安，楊眉山卻淡淡地對他說：「沒事，記得如果有機會出去，要為我倆報這仇！」庄禹梅點頭允諾，這一允諾將不得不對自己今後的人生重新作出選擇。

（5）

     庄禹梅在杭州浙江第二監獄服刑20個月後，經地方紳士王東園，魏伯楨等多方交涉和商界大佬、社會活動家虞洽卿的有效疏通，他獲重審而無罪釋放。出獄兩個月後的1929年5月由張旦輝（子叟）介紹，庄禹梅成為一名中共特殊黨員，從此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

      其實庄禹梅並不是他家第一個加入中共的，他的兒子庄啟東還早他一年加入中共，在1927年17歲還在讀中學時就參加了青年學生運動。雖然父子倆有相同的人生選擇，而且庄啟東在1931年也曾有過牢獄之災，但從他倆的人生軌跡來看，父子倆在組織關係上並沒有交集。庄啟東先是到上海閘北左聯支部工作，後去了延安和東北哈爾濱，一直從事中共黨的文化和報業工作。解放後任國家計委勞動工資局首任局長，官拜副部級。所以庄啟東雖然知道父親思想激進，也許並不清楚他在寧波這樣一個複雜的人文環境里究竟走的哪條道。

       加入中共之後，庄禹梅閱讀了不少哲學論著，對人生有了不少新的領悟。他用「庄平青」的筆名，寫了《社會進化論》一書，編輯出版了《內憂外患叢書》中《烈皇小識》與《研堂見聞雜記》，並為這兩部書寫了長篇序文。

      可是不久，於1929年12月，中共寧波特支機關遭破壞，庄禹梅與張旦輝走避上海。1年後他返回寧波，則因此失去組織聯繫，他重回《時事公報》做副刊編輯。1930年9月他被邀請去新創辦的《商情日報》做主編，這雖然是一份4開4版的小報，內容以商情為主，也間刊小品文。庄禹梅就利用這個專欄，發表了大量題材敏感、文筆幽默、寓意深刻、遣詞詼諧的時評小文，收到廣大讀者的喜愛，但他的那些帶刺的小品文總會刺痛一些人而遭來麻煩。

      1934年冬天，有親戚到上海給他兒子庄啟東帶信，說他父親又被抓了，這可是第三次了，真是給家人帶來太多的煩惱。好在這次當局拿不出確鑿的有罪證據，沒多久就把人放了。庄禹梅出獄后，庄啟東就決定帶著母親和妹妹去了上海，后又帶去了延安，從此無論去東北、去北京他一直將母親帶在身邊，母親從此再也沒有回過寧波，也沒再見過自己的丈夫。這其中也有文化差異，溝通障礙，感情隔閡等因素。雖然庄禹梅20歲時娶了這位當時才16歲的原配夫人，她叫吳梅珠，雖是大戶人家出身，但沒有受過教育，目不識丁，又是家庭包辦的，但她性格倔強，體格健壯，常常弄得文弱書生的庄禹梅尊嚴全無，所以另有新歡也是情有可原。1925年，庄禹梅40歲時和20歲的年輕女工樂菱香好上了，由於樂菱香對文化名人的無限崇拜，讓庄禹梅找回了男人的尊嚴，兩人還生了一個女兒叫庄蟾影。原配太太倒也不計較，庄禹梅坐牢時，兩位太太還攜手給她們共同的丈夫送牢飯，並齊心協助解救。

         （6）

         正當庄禹梅主編的《商情日報》被辦得越來越有起色時，但所發表文章的政治傾向卻愈加明顯，這可是要闖禍的。1936年10月，該報不僅積極宣傳抗日，竟然公開抨擊蔣委員長的不抵抗政策，這引起了當局不滿，根據『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商情日報》被查封，並將庄禹梅連同報社老闆和兩位編輯一起抓捕歸案，四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押送至杭州高院監獄服刑，但他們不服，邊服刑邊向南京最高法院上訴。上訴期間，中國進入了1937年秋的全面抗戰，『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被廢除。因此，最高院撤銷了對他們四人的原判，交保釋放，這次可是庄禹梅的「四進宮」。出獄后，庄禹梅回到寧波，到《寧波商報》做副刊編輯為生，並和27歲的朱碧心女士生活在一起，那年他已52歲，『自古才子多風流』不是沒有道理的。   

      當時國共合作抗日，國民黨鄞縣縣黨部舉辦了一個『抗日民眾游擊幹部訓練班』，取名為『飛鷹團』。由開明的國民黨縣長陳寶麟任團長，但副團長、政治教官等骨幹分子均為中共黨人。庄禹梅就是在『飛鷹團』里做政治教官時恢復了他的中共組織關係，他每天在報社下班後步行四十里到天王寺去講課，還主編了團刊《野戰》，並利用工作之便在《寧波商報》社印刷該刊物，把副業當正業做。『飛鷹團』幾乎成了中共發展黨員的基地，我的大伯伯、翻譯家陳冠商（阿爺的長子）就是在『飛鷹團』里加入中共的。但『飛鷹團』壽命很短，才短短几個月。1938年3月，開明縣長被調離，由寧波警察局長取代，以『飛鷹團』被「共黨操控」為由，強令解散，《野戰》也只出版了兩期。

        『飛鷹團』內的中共黨員分散到各基層轉入地下，庄禹梅以他工作的《寧波商報》社為聯絡點，擔任中共支部書記，我大伯伯以小學教員的身份任鄞縣縣委委員。就在這期間，庄禹梅發展了當時在《時事公報》任譯報員的陳悅蓮（我的大孃孃，阿爺的長女）和在該報做新聞編輯的朱仲倫（后成了我的大姑夫、阿爺的大女婿）加入中共。陳悅蓮入黨后便離開了報社，深入到寧波最大的紗廠－和豐紗廠從事女工運動。講起大孃孃，我父親曾說過，我大孃孃在上海讀中學時因參加學生鬧事被警察局抓捕，是阿爺專門去警察局將她保釋出來，不知是否遭到阿爺訓斥。朱仲倫加入中共后，擔任了寧波城東區委書記。由於庄禹梅主編的《寧波商報》副刊的越來越不為當局所容，迫使他離職，並被迫公開聲明是「自動離職」，但他依然在家裡為報社編輯副刊，並主持所在支部的活動，最終《寧波商報》還是不得已在1939年停刊了。

        到1941年4月，寧波淪陷，許多報社包括當時在寧波最有影響力的《時事公報》都紛紛主動遣散，不願在敵偽統治下苟且偷安。我大伯伯、大孃孃、大姑夫和在《時事公報》編輯兒童欄目的二伯伯夏風都離開寧波去了大後方昆明，報社社長金臻庠則規避上海。我阿爺亦隱居鄉里，其實阿爺創辦的協豐紗廠和協豐商號在最鼎盛時期的1936年因日貨傾銷而倒閉，之後他回到寧波，在《時事公報》任協理，主持印刷廠的工作。

      中共寧波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黨員們自顧不暇、潰散各地，基本處於癱瘓狀態。庄禹梅也因失業生活艱難，但他堅拒偽政府利用他的影響力高薪邀他出任被盜名的《時事公報》主編一職。這時中共四明山根據地委託他在寧波做些秘密接待的事情，並支付他一些津貼以維持其基本的生活保障。1945年1月，庄禹梅被接到四明山根據地從事黨的文件和根據地的新聞編輯工作。8個月後日軍投降，在根據地的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奉命北撤，庄禹梅因已年過60，且體弱多病，所以不適應隨軍長途跋涉，於是被送回寧波休眠等待組織派人前來聯絡。當時他在上海的女兒庄蟾影知道他沒了生活來源，就寫信請他去上海和她們一起過，但他回信說：「我雖然失業，可是賴朋友之接濟，不但有飯吃，而且有酒喝......現在大約三個月可以無薪米之憂，海上之行，暫作罷論。」 可見他生性樂觀，朋友廣泛，還有美人朱女士陪伴在側，常為他準備各種美酒佳肴，那再苦也是樂。

（7）

      1946年2月16日，《時事公報》復刊，原班人馬陸續返回，改名《寧波時事公報》，以別於被敵偽盜用的報名。庄禹梅在回報社工作前，已用「醉我」、「平青」等筆名，在副刊《四明山》上發表雜文。抗戰結束后，我阿爺被推舉為鄞縣姜山鎮鎮長，他當時一心致力於重建堇南中學，也就是現在的姜山中學。兩位從五四攜手一路走來，雖道不盡相同，但都在為社會的進步盡各自的責任。

        1947年1月中共浙東臨委委派徐朗與庄禹梅接上關係，恢復其特殊黨員身份，僅與徐朗單線聯繫。2月他重返《時事公報》主編副刊《四明山》，庄禹梅雖然已是德高望重的文化名人，但他對年輕的文化人也多有提攜，而且對他們提出的建議也能虛心接納。有史料記載，我二伯夏風在昆明時，創辦過一份由李公朴的北門書屋主持的兒童刊物《孩子們》，後來因李公朴的遇難而被迫停刊。抗戰後，夏風回寧波極盡全力將《孩子們》復刊，得到了許多文學界名人的賜稿支持，其中也包括庄禹梅。有一次，他用「醉我」的筆名給《孩子們》送稿，但被夏風當即退回，指出此筆名不宜用於兒童刊物，庄禹梅馬上接受，改了筆名后才被刊用。庄禹梅也推薦他的單線聯繫人徐朗寫的好詩《媽媽，你為什麼哭》以徐吹的筆名發表在《孩子們》上，轟動當時的文藝界，不僅讓孩子們為之動容，也催下了許多長者的老淚。可惜夏風因積勞成疾、英年早逝，1947年8月他死於肺結核和肝癌，僅27歲。寧波各界在青年會舉行隆重的追思會，由庄禹梅為夏風作生平介紹，體現了前輩對後輩的憐愛和痛惜。

      可是就在庄禹梅恢復黨籍一年多后的1948年4月30日，徐朗被捕入獄，庄禹梅再次失去了組織聯繫，這一次失去的黨的組織關係直到1970年他去世后15年之後才得以恢復，那是后話。1948年10月24日，當局以「報道失實，造謠惑眾」為由，責令《寧波時事公報》停刊，庄禹梅因此又失業了，女兒庄蟾影再次請他去上海生活，但他還是沒去，在給女兒的回信中說：「……我並不悲觀，因為光明在後面等著我。只要我稍為延長几年生命，幸福之果是可能嘗到的。」 看得出，有種信念在支撐他等待。

      1949年4月下旬，寧波城區變得十分恐慌，炮火聲已經相當逼近。庄禹梅得到消息說，寧波城防指揮部已將他列入黑名單，隨時都有危險。於是他連夜坐船回庄市老家躲藏，逃過了一劫。5月25日，寧波易幟，庄禹梅返回寧波城區。當時幾個原來在報社工作、曾是庄禹梅線下的年輕的地下黨人籌辦了《寧波人報》，我的大姑夫朱仲倫也是創辦人之一，他們邀請庄禹梅出任該報社長。8月1日，《寧波人報》創刊，後來該報與中共寧波地委機關報《甬江日報》合併，成為官方的《寧波時報》，庄禹梅續任社長。

《寧波人報》

（8）

      1951年9月庄禹梅被組織調動去做了統戰工作，從此結束了他40多年的報人生涯。能否恢復自己正常的組織關係，這是他一個迫切的願望，但未能如願。可能和他多次入黨脫黨的客觀經歷有關，也可能和他四次出入監獄的複雜背景有關。可能和他結交甚廣且良莠混雜的社會關係有關，也可能和他的最後一位組織聯繫人徐朗獄中表現無法澄清亦有關。當時的中共寧波地委書記是這這樣和他說的，「庄老是寧波著名的老報人和文化名人，在社會上是頭面人物，德高望重，更宜於做統戰工作，所以在黨外要比黨內發揮的作用更大。」

       庄禹梅就這樣一直在黨外為黨工作，先是在寧波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也就是後來的政協）任副秘書長，後來連續擔任了六屆寧波市政協副主席和歷屆人大代表直到1967年，還兼任了省文史館館員、民革寧波市委主委、民革浙江省委委員和寧波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委，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撰寫了大量史料。晚年，他憑藉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用工整的蠅頭小楷寫成《中國古代史析疑》和《古書新考》兩書，各十餘萬字。

庄禹梅《古書新稿》手稿

庄禹梅《古書新考》手稿封頁

《古書新考》封頁

庄禹梅（醒公）為《鄭文公碑帖》題字

庄禹梅題寫《初拓鄭文公帖》

      1966開始的那場浩劫庄禹梅自然是逃不過的，他被做實了「叛徒」罪名而停發工資、屢遭批鬥，他難以說清－「為何1927年因營救他而入獄的兩位共產黨人楊眉山、王鯤均被殺害，而他卻能活著，且無罪釋放？為何他四次入獄都能安然獲釋？他多次入黨脫黨的真實的主觀動機為何？」 對此他無法自證清白。1970年6月23日庄禹梅含冤離世，終年85歲。他的第三位女人朱碧心從他52歲起伴隨他直到終老，他倆沒有孩子，1981年朱碧心病重，庄禹梅的孫媳專程從北京到寧波探望她，並為她購置了墓地，晚年的朱碧心甚感欣慰，這是莊家人對她應有地位的承認。

       庄禹梅唯一的兒子庄啟東卻未能見上父親最後一面，雖然兒子官拜中共副部級，但此時也因「叛徒」罪而身陷囹圄。庄禹梅就在去世前兩天還念念不忘為徐朗寫下了實事求是的證明材料，為其日後洗刷污名留下有力的旁證。

       我阿爺是在1967年去世的，早庄禹梅三年，我想1951年之後他倆就不再有碰面機會了。阿爺在寧波解放后，作為地方開明人士擔任過鄞縣首屆和二屆特邀人大代表，被推舉為姜山中學校董會副董事長。1951年4月，他受政府委託到上海摹集生產自救基金，當摹款匯出，人還沒回到寧波，卻被告知土改工作隊已將他劃為地主成份，於是自家老宅被侵佔、房內財產被盜空，繼而宅院被放火焚毀。從此阿爺再也沒有回過寧波，之後16年的餘生也就可想而知了，恕不在此贅述。

（9）

       1979年1月18日，中共寧波市委統戰部為庄禹梅開了遲來的追悼會，恢復他的政治名譽。但直到1985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才恢復了庄禹梅本該就有的黨籍，而且連續到1929年5月他第一次入黨計算黨齡。在重審庄禹梅黨籍事宜中，當年由他介紹入黨的朱仲倫、陳悅蓮和他最後一位組織關係人徐朗等人都為他寫了證明材料。1985年5月30日，庄禹梅骨灰安放在鄞縣樟村革命烈士公墓內，以告慰其在天之靈。而且當年在他線下所有因歷史原因而失去組織關係的地下黨人，均已回到了他們當年在小黑屋曾經舉起右手所面對的那一面旗幟下，雖然今天那些年輕的地下黨人也都已經作古，留下了太多為人知和不為人知的故事。

左為二伯夏風，右為大伯陳冠商，中為大姑夫朱仲倫

2023年3月2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