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富三代實業家的興衰 -寫在徐禮耕120誕辰之際

-寫在徐禮耕120誕辰之際

曉田

    最近張佐和我說起今年是她祖父、絲綢巨子徐禮耕120誕辰。徐禮耕是1902年出生的，應該明年才是他120年誕辰，可能是我們中國人做九不做十的緣故吧。張佐原名叫徐佐，因為她外公、國學宗師張宗祥的長女張珏（宋慶齡秘書）終生未婚，膝下無兒女，所以張佐在成年後就過繼給了張珏為女,於是就隨了母姓。

徐禮耕夫婦和孫女張佐（原名徐佐）

    正巧我在『孔子舊書網』上看到正在拍賣一本題為《中國近代工商人志》的舊書，僅一本，書的目錄中有《徐禮耕和慶成繅絲廠》一文。於是我就將截圖發給了張佐，她很快就在『孔子舊書網』買下了這本書，原來此文是出自張佐的父親徐祖鵬兄弟倆生前的聯手之筆，文中寫道：「徐家從祖輩開始從事絲綢業，經歷祖孫五代，長達100餘年，有人譽之為『五世一業』。」

在孔子舊書網上拍賣的近代中國工商人物誌中，有《徐禮耕和慶成繅絲廠》一文

    

      準確說徐禮耕是一個富三代，但綜觀他的一生，徐禮耕並不是一個世人眼中的紈絝子弟。說起他就不得不先講一下他的父親、紹興商界先驅徐吉生。徐吉生於同治三年（1864）生於紹興安昌鎮盛陵村，家裡以經營絲綢染坊為生，稍有積蓄后，父輩便走出小村，與人合資在杭州開設了瑞雲公記綢庄，因勤儉經營而成為富裕的殷實人家。徐吉生幼年讀了三年私塾后就到瑞雲公記綢庄做了學徒，憑藉其勤奮肯乾和努力進取，滿師后不久就做了職掌（現在稱經理），生活已經十分安逸且富足有餘。

徐禮耕父親紹興著名企業家徐吉生

    但徐吉生並不安於現狀，他要把職業當作事業來做。光緒二十八年（1902）已人到中年的他創辦了第一家獨資商號-吉祥恆綢庄。那一年正是他的幺兒（三子）徐禮耕出生，可以說徐禮耕從一出生就伴隨著父親事業的起點一路成長走向壯大，徐禮耕真可謂是上帝帶給徐吉生的財神。

徐禮耕攝於1920年時年18歲

    雖然徐吉生接受學堂教育的時間並不多，但他重視教育、崇尚技術和接受進步的經營理念。他讓自家孩子進新式學堂，徐禮耕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學（徐禮耕後來曾做過該校校董、也就是現在的杭州七中）畢業后又被父親送到上海承天英文專科學校接受西式教育，后在師專完成了中英文雙科專業。

徐禮耕先生校董證明信（杭州私立安定中學—現杭州七中）

    在此期間，徐吉生的工商事業正日益發達，民國元年（1912）他開創了江南機器繅絲的先河，在杭州創辦了慶成繅絲廠，成為當時國內繅絲業中最大的企業之一。此後，徐吉生經營的絲綢工業蒸蒸日上，蓬勃發展，先後在諸暨開辦新新改良繅絲廠，收購了嘉興絹絲廠，在上海開設了益新、慶豐、綸祥等絲綢廠，成為當時絲綢業的龍頭老大。

2017年徐禮耕父親徐吉生銅像在紹興落成

    同時徐吉生以實業家獨到的商業眼光，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命脈所在，那就是農業。於是他聯手中國最早的民族資本家張謇開設南通華豐墾殖農場，還創辦了杭州留下茂慶林牧場。在徐吉生不斷延伸和壯大的事業中，其三子徐禮耕和他二哥徐立民已經開始扮演了徐氏企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徐吉生的長子十九歲便英年早逝）。

    徐氏父子致富不忘故里，徐吉生深知鄉親們生活貧窮的癥結就在於沒文化和缺少工作機會，雖然他常常接濟村民，但杯水車薪，無法使他們擺脫貧困。於是決定「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他在盛陵村獨資開辦了吉生小學，隨後（1915年）在村裡又辦起了吉生布廠，以廠養學，學校的所有開銷均在吉生布廠支出。村民的孩子入學免除所有費用，前三名還可獲獎學金。尚未成年的徐禮耕兼任了吉生小學校長並掌管吉生布廠，他承諾凡從該校畢業的的學生均可進入吉生布廠或徐氏的其他企業工作。吉生布廠的生意也帶動了村裡的農業生產，由此而擺脫了貧困，村民們對徐家世代都心存感恩。吉生小學1949年後被收為國有，至今仍在，已有近110年的歷史。

徐禮耕曾在父親創辦的吉生小學任校長，此校至今仍在

    當時徐氏家族的財力已經相當雄厚，是杭州四大名門望族之一。1918年徐吉生買下杭州著名的庭院豪宅-榆園。也滿足了徐吉生結交名人雅士、文人墨客和社會賢達的喜好。整個家族連同僕人七、八十人都搬進了這座被稱為杭州的『大觀園』。據小時候去過榆園的徐家後人回憶說，榆園很大，七拐八拐記不清有多少殿堂樓閣和天井露台，有多少花圃菜園和假山荷塘。

榆園庭院中的假山小橋

榆園庭院一隅

在榆園工作的賬房先生及女僕

    中國的絲綢產品歷來享譽世界，1923年2月徐禮耕受父親委託，作為中國絲綢代表團最年輕的成員參加了在美國紐約舉辦的『萬國絲綢博覽會』。這是中國首次參加國際博覽會，缺乏經驗，事先並不了解西方國家對絲綢款式的需求，帶去絲綢樣品的式樣和圖案不如日、意等國產品受到親睞。

1923年2月5日至15日國際絲綢博覽會在紐約舉行，中國絲綢進入美國市場

    但中國畢竟是絲綢鼻祖，傳統品種的織綉功底和質量實屬上乘，加上徐禮耕表現出遊刃有餘的商業談判技巧、嫻熟的英語溝通能力和風流倜儻、高雅得體的良好形象，最終贏回了不少歐美客商的喜愛和信賴，紛紛與代表團建立了長期的業務關係。同時美國商界還向代表團低價出售了整套絹紡二手機械設備，嘉興絹紡廠就是用這些設備重建起來，並生產出自己的絹紡產品,中國絹紡機械化就此起步。

    徐禮耕在這次『萬國絲綢博覽會』上不僅開闊了眼界，而且展現出其進退自如的商業手腕、敏銳卓絕的商業眼光和角立傑出的商業才華。博覽會後，徐禮耕並沒有隨團回國，而是留在美國，進入著名的密歇根大學商學院就讀國際市場和企業經營管理。由此不難窺探徐禮耕心中對企業經營的理想已經不再局限於徐氏家族企業的範疇，而其內心卻潛隱著更大的商業格局。那年，他僅21歲。

1923年2月中國絲綢代表團參加國際博覽會後訪問芝加哥，左二為徐禮耕，時年21歲。

    雖然徐禮耕崇尚歐美的西方文明和企業的經營理念，但他也格守著刻板的中國封建儒家思想中三綱五常的傳統文化底線，所以『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應勿懶。』徐禮耕尊父命，沒有完成在密歇根大學商學院的學業而回到國內，參與正在持續擴張的徐氏企業的經營管理。

    徐禮耕一回到杭州便擔起了慶成繅絲廠管理工作，他積極擴充生產設備，從日本引進了240台坐繅機和烘繭機、煮繭機等機械化生產的配套設備，從而將慶成廠升級換代成當時國內最先進的繅絲廠。而且，他還將在美國考察同行絲綢企業時所發現的可取之處瞭然於心，經思考和分析，大膽實踐和推行。比如，原來國內的繅絲廠將大量的絲繭下腳廢料都以十分低廉的價格賣給了外國，還以為廢物利用賺到了錢。這次考察中他發現美國人就是用這些絲繭下腳廢料生產出上好的絹絲在國際市場上高價出售，這樣的好買賣何不我們自己來做呢？於是他用買回來的設備，把絲繭下腳廢料生產出了自己的優質絹絲，既為企業賺了錢，也為國家創了匯。

    徐禮耕就是中國引進海外先進工業技術的最初的踐行者，也在工業生產技術領域裡譜寫了洋為中用的原始藍本，他還曾到日本學習考察絹紡技術和引進生產設備。由於徐禮耕超前的經營理念，給徐氏企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回報，繼而又將所獲利潤轉化為擴大再生產的動能，從而不斷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這就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國家所作的不容忽視的貢獻。

    市場經濟總是按照其客觀規律周而復始地運行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國際市場周期性經濟衰退的浪潮同樣衝擊著絲綢產業。國際生絲價格狂跌，從每磅五美元慘跌至僅一美元，國內市場也從每擔（60公斤）一千兩銀子跌到僅三百銀元。當時在杭州、上海、無錫等多家老字號絲綢廠相繼宣告停產歇業，無數中小絲廠更是無以為繼，徐氏企業也同樣面臨進退維谷的境地。

   『適者生存法則』不僅適宜於動物界，同樣也適宜於經濟領域的商界。已經在徐氏企業發揮主導作用的徐禮耕牢記父親的告誡：「要做事業，不怕失敗，只怕不做。」言辭雖然簡單，但在危難之際，表現出一個具有責任感的企業家所擁有不同凡響的擔當、胸襟和氣魄。徐禮耕決定繼續做下去，他對國際市場作了仔細的調研分析，還在逆境中打出了『泰來牌』品牌廠絲，對外彰顯了其實力依然，對內堅定了員工信心。

    在此期間，徐禮耕在自家企業不致停業的前提下，對同業廠家儘力伸出援手。當時，同行老大之一的杭州緯成絹紡廠已經停業。徐禮耕憑藉著自己對該企業實力的了解，毅然將此廠承租下來，既免除了該廠頻臨破產的風險，也使員工們保住了飯碗（工作）。三年半后租賃期滿，徐禮耕將緯成絹紡廠完璧歸趙，他不僅挽救了一家同行企業不致倒閉，而且徐氏企業也在租賃期間獲凈利40餘萬，由此也看到徐禮耕高超靈活的經營技巧和救人於危難的慈悲心懷。

    1934年12月24日，正在徐氏企業竭力維護平穩，堅持等待否極泰來的時候，徐氏企業的開山之父徐吉生因腦溢血，在杭州榆園家中去世，享年71歲。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教育總長、大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等國家政要和社會名流均為徐吉生的去世題了詞，可見其在社會各界廣泛深遠的影響力，徐吉生的遺體被安葬在杭州靈隱山上的徐家祖墳。

徐禮耕的母親生前在靈隱山上徐家祖墳為徐吉生掃墓

徐禮耕在靈隱山上為父親掃墓

民國政府主席林森為題詞

蔡元培為徐吉生題詞

    徐吉生故世后，徐氏企業自然由徐禮耕和二哥徐立民接掌，為了維護家族企業的完整和順利傳承，徐吉生膝下三房子孫共享企業股權，三房依然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一直沒有分家，相當和睦團結，這在眾多由後代繼承家族企業中是一個十分難得的範例。但最後還是在並非自身原因的境況下，不得已而被分了家，那是后話。

    在徐禮耕主持徐氏企業的全局后，充分展現出他獨具隻眼的遠見和運籌出奇的膽略。1935年，當國際市場仍處於低迷時期，徐禮耕預感到世界經濟將走出困境，於是他趁市場上無人收繭之機，籌集巨額資金，以每擔300銀元從各地大量收購蠶繭囤積。不久國際絲市回暖，絲價上升。徐禮耕隨即將蠶繭以每擔700銀元出售，徐氏各家絲綢廠不僅因此復活，而且形勢大為改觀。除了填補了歷年來的巨額虧損，還獲得了相當可觀的盈餘。實踐證明了徐禮耕卓絕的商業遠見和果斷的決策能力。

    抗戰爆發，杭州淪陷，民族工商業受到沉重打擊，淪陷區的民族企業不是被日軍沒收就是關閉，除非選擇與日軍合作。徐禮耕卻寧可企業關門，也不和日軍合作，於是杭州、嘉興、紹興等地的企業都相繼被迫歇業。就在民族經濟處在十分消沉和萎靡的時候，徐禮耕作出了一個大膽的逆向決定，為了避免日軍的騷擾，他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創建了一家規模更大、全部採用國內技術和機器的新廠，那就是後來創出『太和殿』名牌絲綢的上海成濟絹紡廠，『太和殿』絲綢遠銷海內外，名聲蜚揚。

太和殿品牌證書由薛暮橋簽署

    與此同時，徐禮耕率全體家人包括老太太和所有僕人從杭州榆園搬到上海與玉佛寺緊鄰的戈登路（江寧路）1017號，隔壁另一處花園豪宅里住的是紡織巨子劉靖基一家。這是一處帶門房的超大型花園式洋房豪宅，被稱為是徐家在上海的『大觀園』，徐家三房幾十人在老太太的旗子下依然堅如磐石，眾多的孩子搬進此園便與世隔絕，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也不需要知道。杭州的榆園僅留下幾個下人看家護院。

徐禮耕夫婦和孩子們

    曾在徐家的上海『大觀園』里出生並度過童年時光的徐禮耕侄孫子徐家禎在他的回憶文章《童年舊事》中有過這樣的描述：「沿街，那是雙扇的大黑鐵門，平時是緊閉不開的。進門右手邊是門房，有專人看管。進門，有一條兩邊種著花草樹木的汽車道，我不清楚到底有多長，根據那時的印象，大概總有60-100米長吧。走完車道，又有一道大鐵門，我們叫它二門。二門不像大門那樣是完全瞞煞的黑鐵門，而是鏤空雕花的雙扇鐵門，而且常年開著，便於汽車可以隨時進出。進了二門就是主花園了，花園分三部分·····。大家庭里，三房人家包括男女僕佣共六、七十人的三頓飯菜，都是由大廚房開出來的。每餐飯好像四菜一湯、有葷有素，都由各房女傭到開飯的時間去大廚房用木製大托盤端過來。各房還都有自備廚師，按自己一房主人的口味做他們愛吃的『添菜』。所以，實際上，大廚房開上來的飯菜一般都是讓各房的仆佣拿去吃的，主人吃的只是『添菜』。」『大觀園』規模之豪大，大家庭生活之奢華由此可見一斑。徐家禎甚至認為茅盾小說《子夜》的主人公、絲廠老闆吳蓀甫的原型就是徐禮耕，吳宅就是他再熟悉不過的那個徐宅。

徐家上海『大觀園』戈登路（江寧路）1017號平面圖-源自網路

1938年徐禮耕（左七）和徐氏家人在上海

    抗戰之後，各地歇業的徐氏企業依仗著上海成濟絹紡廠雄厚的實力迅速開業恢復生產。徐禮耕還在他的工廠企業里運用西方文明管理思想及方法，在節假日組織員工旅遊，在廠里放映電影娛樂，辦夜校讓員工識字學文化，這在舊中國是十分罕見的，勞資關係相當融洽。當時因都在搞工運，但各地徐氏企業員工的人心卻很安定。

民國二十八年（1939）徐氏家人聚集上海

    那幾年，徐禮耕的事業和企業的經濟狀況達到了有史以來的巔峰時期。但是國家的前途卻令人擔憂，又掀起了內戰，國民政府搖搖欲墜。徐禮耕試圖在大陸以外的香港和台灣建廠，以免包含著幾代人心血的徐氏企業被毀於一旦。他曾帶著兒子徐祖鵬去台灣考察選址，並讓徐祖鵬暫停在復旦大學的學業留在台灣負責建廠。

徐禮耕（中）率兒子徐祖鵬（左）在台灣考察建廠事宜

    徐禮耕不僅對辦廠經商足智多謀，善「研桑心計於無垠」，而且對文學、書畫、古董等方面也有相當的修養和欣賞能力。就連他的老朋友、著名文物鑒賞家朱孔陽到他家，兩人也能就書畫古董侃侃而談，十分投機，儼然就是一個同行。徐禮耕為人坦誠厚道，具有好善樂施的豪放性格，家裡常常賓客滿座，高談闊論，對朋友不論貧富，有求必應。在杭州和上海工商界，他是極具人緣和名望的頭面人物。

    但是即便徐禮耕再聰明，也難料時勢的莫測變幻。1948年春，徐禮耕的母親徐老太太仙逝，正在台灣籌建麻紡廠的兒子徐祖鵬被召回參加在杭州和上海為老太太舉辦聲勢浩大的殯葬儀式，他這一回就再也去不了台灣。國民政府迅速潰敗台灣，海峽阻斷，大陸易幟。從此徐禮耕一心想要打造的絲綢王國和他個人的命運開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1949年4、5月間杭州和上海先後解放，民族資產階級依然還是新中國維護經濟秩序的依靠對象，畢竟大批從北方老區南下或從部隊轉業的中共幹部絕大部分是來自貧苦人家，文化水平低下，對滬杭這樣的都會大城市的經濟管理缺乏認識和經驗。雖然，徐家在台灣建廠的計劃落了空，投下去的資金也打了水漂，但在上海、杭州、嘉興等地企業仍然由徐家人在運作。原已在台灣籌建工廠的徐祖鵬被父親安排在杭州管理慶成繅絲廠，自然也就回到榆園家中。順便講一下，文首提到的國學宗師張宗祥，他的晚年就是在小女婿徐祖鵬的榆園家中度過的。滬杭兩地的『大觀園』倒還依然平靜，但徐禮耕的心裡卻有著難以抑止的忐忑，他以維持的心態操持著整個徐氏企業的平穩運行，他以商人敏感的市場嗅覺靜觀著社會的走向。

    徐禮耕為了表示和新政府積極合作的意願，率先將在杭州湖濱路上的天然飯店全部私有房地產業投入到政府興建的浙江旅館的項目中，並為政府籌建華僑飯店、擴建國企廠房吸收巨額資金而奔走於滬杭兩地。由於徐禮耕在滬杭兩地的工商界具有廣泛的人脈關係和他在這些國家建設項目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政府擬聘他為這些項目的最大私股董事，但都被徐禮耕謝絕了。他一心只想為國家作些事，取信於新政府，以平復自己那顆忐忑的心。

    可是徐禮耕的不安心理並不是沒有道理的，1951年『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資本家們成了鬥爭對象，人人過關，無人漏網。也有不少資本家因從事不法商業行為而跳樓自殺。據官方不完全統計，僅上海一地在1951年1月25日至4月1日自殺的工商業者竟達876人，有的是全家一起自殺，平均每天達十人以上，真是觸目驚心。

    所幸的是，徐禮耕作為徐氏企業的頭面人物首當其衝被鬥爭后，因沒有查出有不法商業行為而過了關。但就在此時，杭州榆園的絕大部分園區被政府無償徵用為工廠區，留下小部分仍由徐祖鵬居住。上海的『大觀園』也因不斷攀升的各項稅收和經濟嚴重疲軟，以致難以維持『大觀園』的龐大開銷，不得已只得將『大觀園』低價賣給了政府，因為當時已沒有私家買得起這樣的大房子。家裡的門房、司機、車夫、雜工、木匠、廚師、園丁、女僕、奶媽等眾多僕人除少數貼身傭人留下外，其餘大多被安排到徐氏企業做了工人。後來戈登路（江寧路）1017號成了普陀區紗廠醫院，再後來這地方連同金城裡、還有劉靖基的住宅都成了玉佛寺的一部分了。

    徐家將賣房所得三家平分后各自在相鄰的江蘇路200弄和114弄買了三幢花園洋房，徐家三房人家就這樣無奈分了家，但三家依然保持著經常的往來和密切的聯繫。雖然三幢洋房加起來還是遠不及原來『大觀園』的規模，但在當年的上海灘仍算得上豪宅大院。徐禮耕的銳氣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受到不小的挫傷，他學會了夾著尾巴做人。沒想到運動過後，他卻得到格外的安撫，他不僅仍是徐氏企業的總經理，還意外地當上了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和浙江省政協委員。徐禮耕在那些政治光環下，有一種無上的榮譽感，對新政府滿懷感激之情。

這是徐禮耕在江蘇路200弄的最後私宅，曾在文革中被掃地出門

    徐禮耕認認真真、兢兢業業地經營和管理著他一手建立起來的上海成濟絹紡廠，成為行業的樣板企業。1956年，「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開始時，工商聯組織了『中蘇友好代表團』訪問蘇聯，這個代表團的成員都是上海工商界的大亨級人物，徐禮耕為副團長，他們受政府委託去蘇聯參觀考察企業的國有化狀況。那些曾經精明能幹的工商業者決定自費承擔這次考察蘇聯全部費用，以減輕國家負擔。雖然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是去接受教育的，因為蘇聯企業國有化的模式將複製在他們企業里。

    回國后，在市府政協禮堂，天天大會小會，資本家們在強大的壓力和形勢的驅使下，幾乎就在半個月內，全上海的大小工廠企業、商號店鋪統統都「公私合營」。徐禮耕兄弟的祖傳基業和一生嘔心瀝血、苦心經營的徐氏企業也不例外。徐家在各地的工廠企業都派入了公方經理，原徐家管理人擔任私方經理，但他們每月仍享有高薪和領取高額定息，這叫對資本家實行的贖買政策。有的企業還更改了名字，徐禮耕擔任私方經理的上海成濟絹紡廠更名為上海第二十毛紡廠，從此徐氏企業不復存在。

    企業被公私合營后的第二年，徐禮耕在一次談到訪蘇感受時說道：「蘇聯什麼都好，就是天太冷，到了屋裡有暖氣，可以脫皮大衣皮帽，但不能脫皮靴，熱腳難過。」但被說成是徐禮耕污衊蘇聯人民「日子難過 」，在那個年代，那可是反動言論。再加上他常去杭州和同業資本家有些私人聚會，卻被說成是開「秘密黑會」，當時上海《解放日報》還在頭版刊登過題為『徐禮耕放火到杭州，湖心亭秘密串連』的文章羅織罪名，無情攻擊。於是他理所當然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開除了浙江政協委員和上海民建市委常委，政治生命結束。月薪也從五百多降到五十多元，那倒他也無所謂，他還有高額的定息收入。他還被發配去上海西郊挖長風公園扛著鐵楸去挖碧羅湖，真是顏面尊嚴掃地。

    曾在徐禮耕手上如日中天的徐氏企業就這樣在徐禮耕手上被丟失了，真是「成也禮耕敗也禮耕」。如果能夠就此平平安安，一家人繼續衣食無憂地過下去，那倒也不失為一件幸事。三、四年後他的「右派」帽子被摘了，但依然被冷落一邊，無所事事。由於他所在的毛紡廿廠工人們對這位昔日的老闆倒相當寬容，所以他一家人的日子還算過得太平。然而徐禮耕的人生災難並沒有就此了結。

    1966年「文革」爆發，全社會都瘋了。徐禮耕的家在所難免的被抄了，而且抄兩次，文物字畫都被當作「四舊」焚燒了，火光衝天。金銀錢財、珠寶細軟都被洗劫一空。而且中止了對資本家的贖買政策，永久停發定股息。當時徐禮耕一家十人被迫從徐家最後一幢私宅里掃地出門，僅在同弄堂給了一間沒有衛煤的汽車間居住，人生境遇一落千丈。那時候，社會文明被肆意踐踏，道德法律被視如敝屣，強盜邏輯暢行無阻。徐禮耕這樣一位具有強烈的國家憂患意識和企業使命感、家族責任心的富三代實業家，一夜之間淪為地地道道的無產者。這是否也應驗了「富不過三代」這樣一個在中國世代流傳的循環軌跡呢？！

徐禮耕攝於1976年時年74歲,曾經敏銳的目光已經黯淡

    徐禮耕的兒子徐祖鵬作為慶成絲綢廠的私方代理人的遭遇也沒有好到哪裡去，他自然也成了資本家，再加上他是解放前夕從台灣回來的，所以「美蔣特務」的嫌疑始終留在他的檔案里，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會被拿出來折騰一番。在這一場劫難中也被抄了家，一家人從杭州榆園被掃地出門，那時候徐祖鵬的大女兒張佐才十歲。

    徐禮耕一家就這樣在中國底層的平民生活線上度過了十四年後，終於又回到了江蘇路200弄的那幢本就是屬於自己的洋房裡。但對那些曾被剝奪十幾二十年基本生活權利的工商業者，社會對他們至少還欠一個「道歉」！杭州榆園也歸還，但歸還的只是榆園一隅。被歸還的徐家最後兩處房產，最終還是在城市大建設的浪潮中被動遷而蕩然無存。

歸還后的徐禮耕在江蘇路200弄內的私宅客廳

徐禮耕家人最終還是被動遷離開了徐家最後的產業

    徐禮耕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平靜地度過了他人生最後的八年，在這八年裡，中國對外開放，他的孫輩中不少人赴歐美澳等國留學，在他們臨行前徐禮耕都會殷切希望他們學成歸來報效祖國，真不失一顆愛國的心。如今學子們均學有所成，但都在居住國安居樂業，在各自的領域裡做著貢獻，雖然無人經商，但都信奉著和享受著學無國界的普世價值。如果徐禮耕依然在世，該會作何種感想。

徐禮耕晚年和家人在上海家中

1982年80歲的徐禮耕回到自家宅院

    1988年9月徐禮耕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86歲。徐祖鵬將父親的骨灰帶回杭州安葬在南山公墓，而沒能安葬在靈隱山的徐家祖墳。徐家祖先的遺骨亡靈早已在那場曠世浩劫中被掘墳深埋，現在看到的只是一片茶林。徐禮耕的墓碑上刻上了他三位太太的名字，她們都先於丈夫去世。徐禮耕的第一位太太是當年杭州首富王家的千金小姐，她13歲嫁給了15歲的徐禮耕，成婚後兩人還在玩躲貓貓，她39歲去世，為丈夫生下17、8個孩子，有好幾個夭折了。第二位太太生下一個男孩後去世，第三位太太比徐禮耕小十幾歲，生了一個女孩，一直陪伴丈夫到1980年代初離世。徐禮耕一生檢點，沒有娶過姨太太，他膝下眾多的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為一方俊才。

 

    在徐禮耕的追悼儀式上，悼詞中概括了他一生為中國絲綢工業所作出的貢獻，稱他為「絲綢工業的巨子」、「真正的愛國的民族工業家」，這是對他奮鬥創業一生的如實評價。如今早已經沒有了徐氏企業，也沒有了徐家產業，唯一還在的，並始終被延用的，那就是他一手創立的『太和殿』名牌絲綢，當人們看到這個品牌，就應該記得徐禮耕的名字，一直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