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走過巨鹿路和我的記憶

    每次回上海我總要去我出生和成長的巨鹿路走一走、看一看。雖然它和我記憶中靜謐、凝重和含蓄的巨鹿路已經相去甚遠，多了紙醉金迷的喧囂、貌似高雅的淺薄和迫不急待的炫耀，似乎巨鹿路厚重的歷史滄桑感已被赤裸裸的商業浮誇所淹沒。好在法國梧桐濃密林蔭兩旁的老洋房還在，它可以見證巨鹿路的陳年往事和讓我尋回甜美而又苦澀的記憶。

    巨鹿路建於1907年，當時以法國駐滬領事的名字命名，叫巨籟達路，屬法租界。民國32年政府收回租界改為鉅鹿路，1966年改為現名。巨鹿路橫跨盧灣、靜安兩區，以陝西南路為界，以東至金陵西路屬盧灣區，以西至常熟路歸靜安區。

    巨鹿路675號是一幢神秘仿古典精美建築，七十多年前，這裡曾被叫做愛神花園。它是中國工商界四大天王之一劉鴻生之弟劉吉生耗資二十萬銀圓、耗時七年、佔地四千平米，於1931年落成，由著名匈牙利建築大師鄔達克精心設計的經典作品之一送給他太太，作為她四十歲的生日禮物。劉吉生夫婦郎才女貌、青梅竹馬、一生恩愛。他們的愛情故事當時在上海灘傳為佳話。鄔達克也被他們的愛情所感動，不僅將劉家花園設計成具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宮殿氣派建築風格，莊重中注入優雅嫵媚，而且在許多建築內部和庭園細節上都按照希臘神話中的愛神丘比特和普緒赫的故事設計的，還自己出資，在義大利訂制普緒赫雕像送給劉家。劉吉生社交廣泛、結緣甚多。戴笠視他為可信賴的朋友，常到劉家花園作客。1945年9月，戴笠在上海肅姦就住在他家，美國特工頭目梅樂斯也是劉家的座上客。由於劉吉生社會關系復雜，上海解放前夕一家移居香港，沒再回到愛神花園。

    1952年起，這座精美建築成為上海市作家協會所在地至今。夏衍、巴金、豐子愷、柯靈、於伶等文學大師經常出入此地，可謂文化名人薈萃。但「文革」時我也曾見過巴金等一批所謂「黑幫」作家排著隊，身前掛著大牌子，手上還拿著稻草，沿巨鹿路去華山路上的上海戲劇學院接受批鬥，特別記得巴金身前掛著的牌子上寫著「我是黑幫--巴金」。在那個扭曲的年代，我們並不覺得奇怪可笑。

    除了劉家花園外，巨鹿路也留下了許多民國歷史遺跡。20年代上海灘最大的賭場就在巨鹿路181號，董事長為張嘯林，黃金榮和杜月笙為董事。抗戰初期，上海青幫小流氓出生，後投入漢姦特務頭子李士群魔下擔任76號特工總部警衛總隊副總隊長的殺人魔吳世寶即曾和「搖缸女郎」姘居在巨鹿路211弄同福裡6號，1942年死於非命。它的前門正對著16號的後門，而16號卻是中共江蘇省委機關，著名的中共二劉（劉曉、劉長勝）作為當時的省委正副書記頻繁出沒此樓，可謂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巨鹿路391弄12號則是中共於1930年在上海開設的第一個無線電培訓班所在地。

    曾和陳布雷同為蔣介石機要秘書、又是中統要人的潘公展在抗戰後就住在巨鹿路707號的洋房裡。上海解放後，他攜家眷移居海外，此房由他的司機住用，現歸政府代管。潘公展還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上海參議會議長等要職。他不僅是民國的黨政要人，而且又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化報人。他任過上海《商報》主筆、《晨報》社長和《申報》社長。1950年5月，潘公展定居美國，在《紐約新報》主持筆政，後創辦《華美日報》，並任社長和總主筆長達20多年，病逝於1975年6月23日。

    在巨鹿路786弄光華裡66號門旁的牆上，有一塊由靜安區人民政府於2006年立的，用水泥澆鑄帶頭像的石碑。碑文用中英文雕刻，是這樣寫的：「王正廷（1882-1961）浙江奉化人，1919年為出席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全權代表之一。曾擔任唐紹儀內閣工商部次長、參議院副議長。北洋政府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1923年在此居住。1949年移居香港。」 可見王正廷確實是一位應該載入史冊的民國第一任外交部長。在同一條弄堂裡13號，曾居住過一代影後、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的女主角胡蝶，直到她和潘有聲結婚才搬離。

    抗戰期間，同仇敵愾，全民最痛恨的就是賣國求榮的漢姦。抗戰勝利後，漢姦都受到了嚴厲的制裁。但有一個機械工程師出身、又任過偽上海中央儲備銀行副總裁的大漢姦卻躲過此劫，他就是居住在巨鹿路787-789號大花園洋房的陳詠仁。抗戰前他在無錫開鐵工廠，因技術高超又經營有方，在行業裡很有聲譽。淪陷後他惑於私利，雖不敢公開擔任偽職，但竟夥同日本軍部向中國百姓搜集廢銅爛鐵等五金物資，直接為侵略者加工成軍需品，是個地道的漢姦。抗戰後他已經擁有巨大財富，但在此前他為給自己留條後路，不惜重金買下險些落入日軍之手的舉世瑰寶-毛公鼎，並約法捐獻給了南京政府，這可能是他脫罪的原因之一。毛公鼎現存放在台灣故宮博物院。新中國成立後，陳詠仁繼續從事他原本的經營活動，所開設的江南公司業務擴及全國，還在上海廣置房產。1952年只因偷漏稅等經濟罪受到處制，他將所有房產歸公。可以說，陳詠仁是一個在日、國、共三方都吃得開的「三開份子」。

    小時候跟姆媽出去碰到下雨，就叫輛人力三輪車載我們回家，只要和踏三輪車師傅講「到巨鹿路景華新邨隔壁弄堂」就可以了，可見景華新邨具有地標作用名聲在外，實際門牌是巨鹿路820弄。此地基原是浙江鄞縣望族周家私產，在清末民初由周家後人、房地產大亨周湘雲在此建成私家花園叫學圃。1937年他從周家花園內劃出南面一部分建成新式裡弄住宅，因花園風景華麗而名景華。

    景華新邨內住的大凡都是有錢人家，「文革」中天天看到敲鑼打鼓的抄家隊伍去景華新邨。有一天早上聽到，有一家四口在前晚被抄家後，第二天一早被庸人發現均死於臥室，原來這對夫婦覺得生活無望，竟將一對年幼兒女餵食安眠藥後用被單悶死，然後夫婦倆吊在一根繩上自盡，真是慘烈。

    周湘雲有個同鄉叫沙文漢，是新中國第一任浙江省省長、也是中國行政級別最高的「右派」份子，他一家解放前就住在景華新邨22號，此房是由他的岳母用私房金條頂下，但被女兒女婿用作中共地下黨的密秘機關。1957年反右運動後，沙文漢一家生活悲慘，他本人被開除黨籍並撤銷職務，工資從行政6級降為12級，他的妻子更慘，被劃為「極右派」，從和丈夫相當的級別降為只拿20元生活費，並被發配至嘉興農村勞動。沙文漢於1964年病逝，時年55歲。

    著名壽星畫家、畫臺一代宗師朱屺瞻生前一直住在景華新邨12號，朱師母曾送給我母親一幅朱屺瞻老人和他兒子合作的花鳥圖，非常典雅大氣，後來我問母親索來裱裝後配鏡框掛在我家客廳至今。去年我回上海特地留意了一下，景華新邨沿街的一樓幾乎全部變成時尚精品小店，還號稱是具有小資情調的歐洲風味休閒街而享譽滬臺港澳，它的商業效因緣於巨鹿路的幽雅環境，也正是這種商業效因正在淡化和衝擊著那份幽雅。

    景華新邨對過的巨鹿路845弄也是新式裡弄，但有二幢高級洋房。1號洋房現在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另一幢是4號三層洋房屬原國軍中將軍長陳金城的產業，由其妻和一個雙目失明的胞妹居住。解放戰爭中，陳金城在山東戰場被俘，其妻得知丈夫下落不明後，因不明真相而在住所自殺身亡。1951年政府接管此房產後，其胞妹仍居住於此。陳金城將軍被俘後誓死效忠黨國和總座，被關押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1960年特赦後被分配在南京木器廠做工人，一年後被聘為江蘇文史館館員直到1983年病逝，享年79歲。

    沿景華新邨和845弄往西至常熟路的巨鹿路兩邊全是英式花園洋房，均例為上海優秀歷史建築。被上海人稱為巨鹿花園別墅區的巨鹿路889號，是花園中的花園，共有九棟維多利亞英式和北歐式的連體別墅，它們是由英國亞西亞火油公司於1929年投資建造，供外籍高級職員居住。1951年該公司結束在中國大陸的業務，此別墅區由政府徵用，改為南京軍區空四軍招待所，記得小時候我們晚上經常進去在花園裡看露天電影。「文革」中這裡也因林彪之子林立果及其死黨在此擬定「571工程紀要」，成為林彪政變指揮部而留名史冊。其實準確的講，林立果一夥的所有活動並沒有在招待所所屬九棟別墅裡進行，而是在前面提到的巨鹿路845弄1號洋房裡，它與空四軍招待所僅一牆之隔，這棟洋房相當堅固隱蔽，被林立果一夥佔據後，圍牆增高三尺再加鐵絲網，關閉845弄1號門，在與招待所的隔牆處另闢大門，相關人員均由空四軍招待所進出，更增強了安全性。林彪出事後，此樓歸還地方，成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至今。現在的巨鹿花園別墅區開設了多家高檔酒店、餐廳、酒吧和會所，已經沒有它的神秘感，可能除了地產仍屬於軍方外，它的所有活動均是商業行為。

    巨鹿花園別墅區對面的那一排高級英式洋房裡也不乏名人居住，其中888號為享有民族化學之父盛譽的范旭東故居。892號為著名劇作家、曾任上海作協主席的於伶住所。周純齡將軍在任上海警備區司令時，則居住在856號。從868號到892號共12棟毗連式花園住宅，抗戰勝利後，民國政府開辦土地登記時，曾由「重英堂」代表盛灃澄申請所有權登記。上海解放後，此12棟房產涉嫌為孔祥熙產業而由政府代管。其中好幾棟亦已闢為高檔餐廳，或為政府辦公用房。

    我家在巨鹿路住過三處地方，其中二處都在巨鹿路852弄，現在弄堂口掛著上海市政府頒的銅牌，上面寫著「上海優秀歷史建築 英國鄉村式花園住宅 建於1930年」。弄內共有8棟獨立式花園住宅，我出生和長大在3號，此棟樓住二家，與我家為鄰的是中國會計界泰鬥龔清浩教授，2001年去世時，陪葬的是一套他晚年編寫的中國第一部《會計辭典》。在我家前院的大花園四周種滿了迎春花、桂花樹、枇杷樹、棕樹、薔薇花、各色月季花和葡萄藤，花園的中間是一大塊濃密的大草坪，在春暖花開的季節，真是滿園春色。童年的我常常會無聊地躺草坪上，面對藍天白雲，拼接著蕸想的圖案。每隔幾個月，房管所都會上門割草和給房內地板打蠟。我家後院對著5號住宅的前院，這是百年老店「吳良材眼鏡店」第五代傳人吳國城家的宅院，當時他家每週日都會有一批京劇票友在一樓大陽台上敲鑼打鼓唱戲。吳家姆媽還曾騰出樓下客廳給裡委會辦托兒所。與我家對門的是4號，《新民晚報》創辦人之一的老報人曹仲英住在樓上，《新民晚報》落根上海後他一直兼任副總編輯到退休。

    小時候放暑假，每天清晨弄堂裡的小孩都會在自家花園裡捉蟋蟀，我跟著倆哥拎水桶。到7、8點鐘，各家小孩捧著蟋蟀盆到弄堂裡擺龍門陣鬥蟋蟀，我家三兄弟捉養的蟋蟀總是常勝不衰，年年稱王。等我倆哥離家或工作，由我獨自掌門，卻屢屢敗陣，每天捧一大疊蟋蟀盆出門，總是空盆而歸。

    無憂無慮的童年很快就過去了，「文革」的來臨打破的弄堂裡的平靜。首當其衝的是5號吳家被抄了，一半的住房被封。接著我家鄰居龔家被抄了，封掉了一間亭子間。住在6號裡的上海汽輪機廠總工程師家被抄了，說他是蘇聯特務，因為他曾經留學蘇聯。住在1號樓下憨厚老人，過去我們只知道他是老革命，突然間門外牆上貼出「認罪書」說自己是地主，因為在17歲時幫父親收過一次租。在4號門外也貼著老報人曹仲英「認罪書」，認罪內容是背叛中共，因為他於1928年在劉伯承川軍總指揮部任宣傳主任其間加入中共，而在1930年脫黨成為無黨派的職業報人。住在2號的是從部隊轉業到上海感光膠片廠任黨委書記兼廠長一家，一天看到他被押在大卡車上掛著大牌子、戴著高帽子遊街到弄堂口，造反派用大排筆寫的大標語「楸出大土匪董志源！」，從他家門口的地上一直寫到弄堂口，他倒倔強，幾次把高帽子打落下來。他的兒子也和我們一起在弄堂口看熱鬧，那時候幾乎家家都有事，覺得很平常。

    我父親在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遭到整肅，被貶職，好在維持原來的生活待遇。但到「文革」開始，父親的住房津貼被停發，繼而工資被凍結，只發30元人民幣生活費，被迫退出一半住房。直到「文革」結束，父親落實政策，但另一半住房已在「文革」中被「四人幫」小爪牙、上海市革會組織組組長的姐姐一家佔用，不肯退出。正巧住在8號的黃埔區房地局局長家搬走，房子空出來，政府就將此房換給了我父親，但面積仍不足我家原來的住房。在8號裡在了幾年後，又作了一次住房調劑，我父親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不離開巨鹿路，於是我隨父母搬到了巨鹿路785弄1-3號的5樓，該建築屬上海市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新建的6層裝修完善帶庭院的公寓樓，此地就是原來屬於前面提到的「三開份子」陳詠仁所有大花園。與我家為鄰有國畫大師謝稚柳和吳青霞，還有時任上海市副市長謝麗娟就住在2樓，他的丈夫和大多數的上海男人一樣在家買、汰、燒。

    巨鹿路有太多的故事，幾乎每幢房子的背後都隱藏著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記錄著它的歷史。巨鹿路也給我烙下太多的記憶，一生中的三十多年留在了那裡，難以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