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美國名校要限制亞裔學生名額？

去年十一月六十多個亞裔團體聯合向美國教育部和司法部投訴哈佛大學，指責哈佛在招生過程中歧視亞裔學生，以各種手段來限制亞裔學生的名額。研究顯示各名校對亞裔學生的名額限制是實際存在的。無論是美國的主要媒體還是華人社區都有這樣的共識，即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現的針對猶太裔學生歧視性的名額限制今天在亞裔身上重現了。一種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平權政策的存在導致華(亞) 裔的名額受到了限制。也因此，2014年加州旨在尋求提高拉美裔和非洲裔入學比例的SCA5提案遭到了亞裔族群的強烈關注和極力反對。

根據2012年的數據，亞裔人口是猶太裔的三倍以上。據今年最新的統計，亞裔在哈佛新生中的比例是21.3%，耶魯的比例是20%。而根據查到的的數據，在哈佛猶太裔占學生總數的25%，耶魯是27%。如果按人口比例來看，猶太裔的錄取率是亞裔的三倍以上。更值得一提是，越來越多的學校積極提高猶太裔學生的人數，使其能達到長春藤名校的比例。這些事實反映出平權政策在今天並沒有影響到猶太裔學生在名校的錄取。問題是猶太裔是如何打破名校在錄取過程中對他們的歧視？為什麼過去對猶太裔的歧視今天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能從猶太裔身上學到什麼可以幫助我們衝破所面臨的困境？在尋找這些問題答案的過程中我們或許可以從名校自身的特質得到啟發。即我們需要了解名校之所以成為名校的原因是什麼。

一所大學成為名校可以有很多的原因。但在名校中有兩項特質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一項是名校都有著雄厚的資金，其保證了名校可以招徠最優秀的學者來校任教，保證了名校在教學和學術研究領域中領先的地位。同時也保證了名校有條件招收最優秀的學生，即使他們無法繳納昂貴的學費。另一項就是名校的畢業生中不斷地湧現出在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領域中出類拔萃的傑出人士。這些人士在社會中給名校帶來了極大的聲譽，使人們意識到名校在培養人才方面超群的實力。這使得名校成為社會中最優秀的人才和學生所嚮往的聖地。因此，有了上述這兩項特質，名校就可以「可持續性地」享受著名校的地位。

既然名校需要有雄厚的資金，那麼這些資金的來源自然是名校極為重視和關注的。以哈佛為例。據201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顯示，哈佛的學費從1990年的一萬三千美元（$13,000）增長到2012年的三萬七千美元（$37,000）。在這二十幾年的時間裡每年的學費總收入由一億五千萬（$150 million）增長到兩億五千萬（$250 million）。其間哈佛每年還需要為經濟上並不富裕的學生提供大量的資金補助。然而在同一時期，哈佛自己的捐贈資金（Endowment Funds）每一年的投資回報卻是學費收入的五至十倍，有時甚至高達二十倍。相比之下，學費的收入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目前哈佛的捐贈基金已超過三百億美元（over $30 billion）。按照規定，每年其5%必須拿出用於教育等慈善活動。這樣哈佛每年就有十五億（$1.5 billion）的資金可用，遠遠超出了每年的學費收入。毫不誇張的說，如果哈佛決定減免當年所有新生的學費，或是增加新生學費的一倍所導致的資金上的變化完全不影響整個學校的運作 。我們再進一步看，以哈佛自身的核心部門，藝術和科學學院（Division of Arts and Science）為例。每一年哈佛付給該學院450名教授的工資大約是八千五百萬美元（$85 million）。這使得這些教授的平均工資（近十九萬美元/年）成為全美各大學中最高的。但在2004年，哈佛付給管理其捐贈基金的頭五位基金經理的總金額達到七千八百萬美元（$78 million）。所以捐贈基金在哈佛運行機制中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既然捐贈基金在名校中具有如此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再進一步看一下捐贈基金的資金來源。根據公布的數據，在1967年至2015年間，長春藤大學加上麻省理工學院（MIT）和斯坦福大學（Stanford）所收到的五千萬美元（50 million）以上的捐款的總額超過了一百億美元（over $10 billion）。其中白人捐款比例為63%，猶太裔為29%，而亞裔的比例則為6.8%。如果剔除海外印度公司（Tata Group）及香港企業家的捐款（有些人甚至沒在美國上過學），則在美的亞裔只有雅虎的楊致遠（Jerry yang）一人捐款（$75 million） 。這樣在美亞裔真正的捐款比例則降到0.7%。另外捐款的總人次為79人次。其中白人占54%，猶太裔占33%，在美的亞裔則只佔近1.3%。由此可見，無論是捐款額還是捐款人數，亞裔對事關美國名校生存的捐贈基金的貢獻可以是忽略不記的，和亞裔學生占學生總數20%的比例是不相稱的。由於絕大多數的捐款都是校友對母校的捐贈，如果按現狀發展下去，任何由於增加亞裔學生而導致白人和猶太裔學生比例的下降都只能造成未來名校捐贈基金來源的萎縮，以至其名校的地位將因此而動搖。

我們再來看傑出校友為名校所帶來的巨大聲譽方面的貢獻。我們常常說亞裔在學術領域貢獻是比較突出的。如果查看一下美國科學院數理化三個學科的院士情況，亞裔院士所佔的比例僅占5%。從諾貝爾獎的角度來看，諾獎獲獎者共有889人。其中在美華裔只有7人獲獎，佔總人數的0.79%。而猶太裔共有114人獲獎（其中包括愛因斯坦），是華人的16倍之多。

除了愛因斯坦，相比於學者，社會上的傑出人士對母校聲譽的貢獻則是更加深遠和廣泛的。比如哈佛和耶魯都貢獻出不少總統和副總統，參議員，眾議員及其他重要的政界人士更是不計其數。其中著名的猶太裔政治家就有哈佛畢業的原紐約市市長Michael Bloomberg，耶魯畢業的曾竟選副總統的參議員Joe Lieberman，哈佛畢業的著名的民主党參議員Chuck Schumer, 等等。 其他著名人士包括哈佛畢業的著名演員Natalie Portman (猶太裔), Matt Damon,   耶魯畢業的Meryl Streep, James Franco, 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Jake Gyllenhaal (猶太裔)。還有來自哈佛的微軟的Bill Gates，Facebook的Zuckerberg, 以及高盛證券總裁Lloyd Blankfein 及一大批活躍在華爾街的猶太裔投資家們。總之，白人及猶太裔的校友在捐款回饋母校的同時，也為母校帶來了巨大的宣傳效果和聲譽。

而亞裔，尤其是華裔在美國則缺少影響廣泛的傑出人士。駱家輝，趙小蘭，以及擔任過能源部長的諾獎得主朱棣文雖都曾位居高位，但他們的社會影響力還無法和上述人士相比。真正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華裔是曾在NBA打球的姚明，但現已回國。接下來有廣泛知名度的就是曾掀起「林旋風」的林書豪。林書豪讓全世界都知道哈佛也可以培養出優秀的NBA球員，而這才是哈佛真正想要的人才，真正渴望的校友。即使如此，總體來看華裔校友對各名校在聲譽上的貢獻和白人及猶太裔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

既然名校的捐贈基金和社會聲譽對維持其名校地位是如此的重要，那麼用我們現在常用的語言來描述，這兩項就是各名校的「核心利益」。按照我們上面的分析，任何要壓縮白人和猶太裔學生在校比例的後果就是造成未來捐贈基金來源的萎縮及校友在社會上聲譽的下降，這都是對其「核心利益」的侵犯。我們今天看到的數據及分析的結果相信各名校的管理層早就瞭然於胸，他們應該早就有更詳細和更全面的分析結果。也因此，維護他們自身的「核心利益」，維持白人和猶太裔學生的比例事關學校作為名校的生存大計，從某種角度來講是一場生死之戰，所以校方是不可能後退半步的。

回顧歷史，名校在錄取過程中以課外活動，領導力，創造力等主觀因素來考查學生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控制猶太裔學生入學比例的權宜之計。當猶太裔不斷地湧現出社會中的傑出人士后 ，這種限制或歧視就顯得不必要了。而今天，這些主觀因素則被用來控制亞裔學生的比例，因為校方可以用來冠冕堂皇地為自己進行辯護。所以，當華裔學生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最多的課外活動時，其結果只是和其他亞裔學生競爭，因為白人和猶太裔的地盤我們目前還沒有實力去觸動。

當亞裔團體指控哈佛歧視亞裔學生，控制亞裔名額，我們強調的是教育上的公平性，強調的是亞裔必須比白人在SAT上要高出140分的不合理性，強調的是亞裔的人權應該受到保護，我們想到是要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但是與此同時，校方也要盡其所能地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因為在亞裔學生身上名校的錄取和產出實在是不成比例。所以亞裔團體的這次抗爭註定是很艱難的。

我們從猶太裔身上學到的經驗就是，亞裔必須要有很多傑出的人士出現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歧視的問題。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但註定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因為華人在職場上的情況也不容樂觀。這涉及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族裔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作者將在後續的文章中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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