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與李政道的巴別塔

從見諸報端的實際情況看，華人第一個諾貝爾獎，顯然應該歸功於眾志成城。

這眾人的「眾」，裡面有三個人，剛好代表了與本獎有關的三位華人科學家：上面那個人是吳健雄，左下方的那個人是李政道，右下方的那個人是楊振寧。李、楊二人都是理論物理高手，但也都是做實驗的外行，他倆在書房裡鼓搗出來的高論，若不藉助於吳健雄女士的實驗證明，也是枉然。

所以說，這個獎項的獲獎人，絕對應該包括吳健雄女士在內，甚至可以說，她的功勞不在李、楊之下。然而，吳女士從來就沒有提出過要分得一杯羹的要求；李、楊在獲得諾獎后，集萬千榮耀於一身的時候，也沒有說過他們的人梯是吳健雄女士的話；而兩人自己卻因排名問題鬧得不歡而散，形同路人。

事後，不論楊振寧如何自誇，李政道怎樣辯駁，事實只有一個，就看旁人和後人有沒有妙法來加以甄別、定性。如果把李、楊之爭的公案交給《聖經》里的所羅門，《威尼斯商人》中的鮑西婭，《包公斷案》中的包黑頭來處理，我想，他們一定會把李、楊二人扒拉得一絲不掛，照耀得大汗淋漓。

某雖不是所羅門，也沒有他那樣的天縱巧智，但我可以從歷史、人性、面相和地域文化等幾個方面，綜合判斷出李、楊之爭的誰罪誰愆，誰是誰非來。

首先，讓我們來仔細端詳一下楊振寧和李政道兩位大師獲獎前後的面相。

1、兩人的天庭都很高，都很飽滿，顯示兩人的智商絕對異於常人。些微的差異是，李政道的額頭圓滿，楊振寧的額頭方正；前者代表靈敏，後者代表嚴謹。這一點很象馬克思與恩格斯。

馬克思的很多觀點，都是由恩格斯率先提出，再經過馬的縝密思考、演證，最後才形成理論的。靈敏型腦袋多屬發散性思維，敏銳、寬泛，但不嚴謹。從這一點上看，宇稱不守恆的創想，應該是由李政道首先提出來的，經過了楊振寧的補充修繕、推演貫通后，才臻於完美的。

試想，如果楊振寧什麼也沒做，那李政道絕不會答應與他合作。如果李政道僅僅提出一個設想，後面的工作都是楊振寧一人所為，那楊振寧也不會輕易讓己之功。對吧？

2、兩人都是耳高過目之人，楊振寧甚至耳高過眉。這種耳相，為官則大貴，經商則大富，研學必聲振寰宇，名滿天下。

兩人的上、中、下三庭均勻，一生平順，鼻頭以下既寬且長，預示兩人都是晚景輝煌、高壽之人。差別乃是楊振寧的山根略凹，準頭過小，這表明楊不如李身體好，也沒有李得人、聚財。但楊振寧兩腮滾圓，運氣好過李政道。

3、李政道目光柔和、深邃，楊振寧目光閃爍、咄逼。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兩人的境界不同來：李政道敦厚、善良，做人做事有底線，屬於智慧型的天才；楊振寧狡黠、靈敏，做人做事不拘小節，缺乏操守，屬於聰明型的人才。聰明和智慧，智商不分高下，但道德人品殊同雲泥。

其次，讓我們來品味一下吳中與皖中的地域文化差異，藉以「披瀝丹愚，諒非矯飾」，徹底顯明李、楊在品德上的高風與「黑」節來。

李政道是蘇州人，屬於吳中。楊振寧是合肥人，屬於皖中。

吳中自古繁華，不僅才子佳人輩出，而且多產大賢大智，謙謙君子。根源，來自於吳國的開化第一代、千秋立極人泰伯。孔子稱讚他「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據《吳地記》記載：「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歷生子昌，有聖瑞。太王有疾，泰伯、仲雍以入山採藥，乃奔吳，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子昌立，是為西伯，即文王也。吳人義泰伯，歸之為王。」

春秋吳國四公子季扎，史稱「延陵季子」。他是吳王壽夢第四子，仁德寬厚，知書達理，吳王非常喜歡他，並準備讓位於他。但他不想當王，曾三次讓位，兩次出走，甚至躲到山野里自行耕作，以示迴避。

由此可見，李政道願意把楊振寧的名字排在他前面，出席諾貝爾獎領獎儀式時，甘願走在楊振寧之後，完全是吳中禮讓古風的今存和弘揚。你信嗎？

皖中，雖然在經濟上難與吳中匹敵，但在文化思想上，尤其在近代科學思想啟蒙方面，絕對不比吳中遜色，甚至可以說遙遙領先於吳中。

明末清初，方以智、方中通父子，於國門被西方人的洋槍洋炮打開之前兩百年，就已經開始比較中西，探究物理，鼓吹實學了。「農書、醫學。算測、工器，乃實務，各存專家，九流各食其力，聽之而已。總為物理，當作格物全書。」梅文鼎更牛，他自己不僅研究數學、天文、曆法，成就非凡，還最早提出了「西學中源」的主張，認為「今古中西皆一貫」。

在清代乾嘉學派中，由於「皖派」堅持實事求是，務實忌虛，以古音為準，因聲求義，不走吳派「以漢石為準，為師」的泥古道路，致使「皖派」的成就遠遠高於「吳派」。

散文桐城派姚鼐提出過傳統治學三大標準：義理、辭章、考據。曾國藩後來修正為：「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增加了「經濟」，即經世濟民實學一項，為李鴻章所繼承，藉以開闢了洋務之風。

「剿匪」和「洋務」，讓窮則思變，注重實幹，積極進取的皖中讀書人獲得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在政治上終於嶄露頭角。據說，晚清「合肥幫」勢力最盛的時候，竟然有七百多人在朝為官，以至合肥民諺有云：「只要會說合肥話，就能把洋刀挎。」

皖中洋務派的興起，把腦瓜靈光，善於讀死書，追求「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理想的吳中讀書人的光環給全遮了，最終導致了「帝黨」與「后黨」的兩黨制，也引發了李鴻章和翁同和兩人之間曠日持久的「翁李讎隙」。

翁、李兩人都以公器為私具，置江山社稷，軍民的生命安危於不顧，直斗得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最後成了壓死大清駱駝的稻草之一。那副著名的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就是民間對兩人的責怪和譏諷。

簡單地回顧歷史，比較地域，我們便不難醒悟，皖中地區出楊振寧這麼一個頂尖級的科學家，一點也不奇怪，實在是皖江的日月精華所鍾，歷史的必然。不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位科學家身上難免也會帶有皖派的精明與功利，投機和世故。你看嘛，

楊振寧早年留美不歸，佔盡科研地利之便；功成名就后，乘著還有餘勇可賈之際，及時趕回中國，既享張先之福，又得學霸清貴，福譽雙享，名利雙收。而李政道卻還在美國上下求索，教書育人，晚年還把自己的個人積蓄拿出來做教育基金，獎掖女學生從事科學研究。兩相比較，我又可以在兩人的合照上加註這樣的註釋：李政道是理想型的人才，而楊振寧卻是功利型的怪胎。

最後，讓我們再次回到李、楊之爭的案情上來分析細節。

本來，按照西方的習慣，排名只按姓氏的首位字母在二十六個字母中的順序排列。如此，L排在Y之前，即李政道的名字排在楊振寧之前。人人都知道西方人這樣做為的就是簡單、省心，避免以年齡、性別、地位和名爵相論處，導致不快，引發爭執。楊在西方生活、工作了這麼多年，明知入鄉隨俗之理，卻故意冒犯之。

要知道，以年齡大小和職務高低決定排名順序，此乃老朽中國的叢林文化。楊既然以美國人自居，以新派科學家自傲，為何思想觀念卻如此落後？

對於楊這種突如其來的悖理要求，起初，李可能只是鄙視老楊的土冒，並沒有留意他是處心積慮。等到李政道發現了楊在利用中國人排名先後決定份量輕重、貢獻大小的弱點為自己沽名釣譽的時候，這才醒悟過來，看穿了楊的鬼把戲，毅然決定與楊分道揚鑣。

世人不明真相，都以為李政道小氣，不該因區區排名小事與朋友絕交，從而貽笑天下，孽延後昆。殊不知，排名確實事小，但利用排名抬高自己，貶低同儕即屬於惡德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

眾所周知，中國人彼此合作難，難於上青天。古往今來，國人之間合作最好的一例，就是管鮑合作。之所以成功，乃在於陰陽搭配，即一方多佔便宜，另一方海涵包容。一旦包容變成不容，合作也就告吹。

李、楊從合作到登上榮譽的巔峰，再到割袍斷義，老死不相往來。這個戲劇性的變化，讓我想起了大洪水過後的巴別塔事件。科研攻關的人，彼此合作，則集思廣益，成就斐然，樓高月高；彼此不交流，互相聽不懂，甚至彼此傾軋，即使再偉大的工程，也不得不停工。

李、楊之後，華人合作得獎的例子就斷了，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刻反省嗎？

圖片來自網路

201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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