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姓應向西方百姓學什麼？

中國的對外交流，大多以官方形式開展，由政府機構的高級官員出訪，參與學習交流，民間交流則相對較少。

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於十年前才成立，而且交流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和平裁軍、社會發展、科學教育、文化藝術、醫療衛生、生態環保、民主人權、民族宗教、政治司法、企業工商、公益慈善、扶貧助殘和婦女青年等領域。這些領域，實際上是政府職能涵蓋或外化的範疇，所以，這種所謂的民間交流，不過是換了名頭的官方交流而已。

根據我個人移民西方二十年的觀察和思考，我覺得，中國不僅需要有獨立的民間組織，更需要增加頻率，拓展層次，加強與西方交流；因為東西方社會的互補性，絕不僅僅局限於官方，民間的互補性更大。

中國的普通老百姓，若能在以下幾個方面向西方百姓學習，培養獨立精神，樹立正確的勞動價值觀和公德意識，回歸簡樸，重塑國民性，那麼中國便有了健康的大多數，一切腐敗和不正常，就都容易改變了。

1、家庭信仰——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社會穩定的基石。所以，東西方的聖賢們都很注重家規、家教和家風的培養與塑造。不同的是，中國沒有真正的宗教，宗法制度源遠流長，人們對家人處世立身、持家治業的教誨和規範，主要是靠各種形式的家訓，如顏氏家訓、朱子家訓、曾國藩家訓等。

家訓雖然對家族子弟在「修身」和「齊家」兩個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教化和示範作用，在歷史上也確實催生過無數賢達聖哲和仁人志士，但家訓有兩個明顯的缺陷：

一是德行只施於家庭或家族內部，過於強調私德，而對個人在更大的空間，更廣泛的場合，更深層次的社交活動上須有的風範和德行，則鮮少涉及。若中國社會一直保持家國體制，家即是國，國即是家，那麼這種私德培養形式就會放諸四海而皆準，延續千年仍可用。然而，現在是民主共和時代，國家和社會不僅需要每個公民都具有優良的私德，更需要大家有敏銳的公德意識。

二是家訓有賴於家族精英的產生，如果家門不幸，沒有人才，家訓也就無從緣起，家規、家教和家風更是無從確立。而功名顯赫的人物並不是每個家族，每個朝代都有的，所以，家訓的教化作用在其廣泛性和連續性上，還是極其有限的。

西方有悠久的基督教信仰史，每個大家族，甚至每個有歷史的小家庭，都有一本《家族聖經》（《Family Bible》），或至於枕邊，或放在案頭。我居住的草原鄉村，差不多每個農戶家裡都有。我還特意收藏了一本。

全社會僅以一本聖經教化民眾，教材統一，教師統一（上帝是最偉大的老師），社會榜樣和德行內容統一，培養和塑造的公民人格和品德也必然是統一的，由修身至齊家，直到治國、平天下，一脈相承，連續不斷，有條不紊。不似咱們中國，孔子之後孟子，孟子之後朱子，今天樹雷鋒，明天立焦裕祿，後天又吹捧孔繁森，有人譽，就有人毀，最終讓公眾無所信奉，無所適從。

中國歷史上既不缺修身的楷模，也不乏齊家的典範，可一論治國就他媽犯糊塗，封建帝制被推翻以後，國共兩黨一直都沒能建立起適合中國發展的政治制度，到今天也沒有跳出「治亂」的循環，更別提平天下了。

2、不寵官員——中國人都知道寵孩子不好，什麼「慣子不孝，慣雞上灶，肥田收癟稻」等等。寵孩子需要物質條件，非富貴人家是沒有條件寵孩子的。而富貴有見識的家庭一般不寵孩子，甚至比普通家庭更懂得培養孩子的平民意識和吃苦精神。中國社會普遍的寵愛嬌慣孩子風氣，主要肇因於獨生子女政策，並非一直如此，家家如此，所以，這方面無需向西方借鑒什麼。

倒是在對待官員的態度上，中國的普通老百姓，非常有必要向西方百姓學習。

其實，寵官員與寵孩子一樣有害。西方的老百姓不懂中國式的孝道，但他們遵循聖經中的十誡律法，孝敬只對父母，不外延到官員，孝敬父母，為的是謀求自己在世長壽，因為這是上帝的命令。

中國在科舉制度建立以前，選拔官員曾靠「舉孝廉」。可見，孝廉、孝敬和孝順，一開始都是只對父母，不包括官員。父母官的原意是「以百姓為衣食父母的官員」。愛民如子，只有上帝才能做到，下帝（皇帝）根本做不到，普通官員更是相差千里之遙。所以，當官的把自己看成是老百姓的父母，這實際上是一種僭越和冒犯。

而老百姓把對待父母的心意和態度用來孝敬官員，把對待子女的溺愛和嬌寵用來寵慣官員，讓本該是兒子的地位服務員身份的官員，一下子脫變為獨斷專行的老爺，驕橫跋扈的慣子。梁任公說，有什麼樣的國民，只配有什麼樣的政府。中國的可憐之人老百姓，其可恨之處正在於此。

信仰上帝的西方民眾，眼裡只有上帝，從來沒人把同自己一樣有罪的皇帝和官員當成父母，視為道德楷模，所以，他們在英國憲政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前就不寵官員，進入民主時代后更是如此。發現鄰居是貪官，他們會馬上圍著這家人扔雞蛋、吐口水，羞辱你全家，讓你無顏見江東父老；當官的若膽敢動用公權欺壓百姓，百姓就會擁槍自衛警告你，甚至幹掉你。

民強官必霸，這大概就是西方實行不了王道，只能推行霸道的原因。但列強之強，強在民眾，這一點最值得中國百姓學習。習王反腐，實屬兒戲，因為官員反官員的腐，等於魚挑魚的刺，蝦拔蝦的須。唯有百姓參與，就近家門，二十四小時監督，全天候管教，才可以從源頭上杜絕腐敗。舟行水上，是載是覆，當然還是由水來決定最好。

3、動手勞作——基督教信仰里有一條真理：人人有罪，人生來就帶著原罪，唯有勞苦方能脫離罪性，減輕罪罰。所以，西方社會上至總統、總理、國會議員，下至紅脖子、大褲衩百姓，人人都喜歡動手勞作，哼哧哼哧地干體力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西方人家的車庫裡，總是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工具和器具，或大巧若拙，或大拙若巧。

中國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很多留洋歸來的知識分子，也曾有過動手的發現和動手的號召。陶行知先生在曉庄學院時就提出過「雙手萬歲」的倡議。共產黨的黨旗上也綉著鐮刀和斧頭，可他們掌權執政后，就只看重權力，不重視鐮刀和斧頭了。現在中國的普通百姓家裡，私家車裡，除了農具，幾乎見不到有什麼工具，平時務工或緊急情況下，全都是用手亂划插，窮對付。

精良的工具，不僅可以幫助做工事半功倍，而且可以誘導男人去工作，培養正確的勞動價值觀。中國百姓都喜歡教育子女「人往高處走」、「誓做人上人」，全社會都貪戀錢財權色，鄙視勞動，這與工具的拙劣導致勞動的辛苦有著很大的關係。所以，我認為，中西民間交流，首先應該交流民間團體的創立和工具製作經驗以及手工技藝。

4、街頭賣藝——街頭賣藝，不單是一種謀生手段，它也是一種不錯的宣傳和創意形式。藝術創作的靈感和題材本身來源於生活，讓好的藝術作品最終再回到生活中去，這既是對藝術的放生，也是對社會大眾的回饋。

我們社會過去正常的時候，街頭賣藝，包括賣唱、賣字、賣畫等，也是隨處可見的；中國民樂精品《廣陵散》、《鳳陽花鼓》、《二泉映月》等，許多後來流行的相聲和戲曲段子，都是街頭賣藝賣出來的。

西方發達國家的機場、廣場、橋頭、大商場、地鐵站、鬧市口，經常有藝人在那裡擺攤設點，牛頭馬面，嵇琴阮嘯，幹什麼的都有。他們表面上是收錢賣藝，實際上則是在用優美的琴聲或歌聲，為緊張忙碌的人群舒緩壓力調節情緒，為喧囂而又充滿罪惡的都市增添美與和平。最近幾年，我見到有不少華人藝術家也大膽地加入到這個行列，真為他們感到高興和驕傲。

教育最重要的一環，就是「Let me show you」；美育更不能省卻「身教」的課程。街頭賣藝在傳播公共審美理念方面，與建造公園雕塑和大劇院的功能是一樣的。美與善又總是聯袂登台的。賣藝募捐，藝術家在創造審美環境的同時，也喚起了人們的善心，激發出觀眾投幣捐款的善行，一舉兩得。

共產黨政府看不到街頭賣藝的正面意義，總習慣把街頭藝人統統當成乞丐、刁民和別有用心另有所圖之人，為了所謂的面子工程，不惜對他們實施驅趕、取締，真是愚不可及！

20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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