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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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平凡之路與不平凡的力量

作者：可可丹於 2015-4-16 16:1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關鍵詞：平凡的世界

如果不是從事有關「當代文學生產機制市場化轉型」的課題研究，我這個「科班出身」的職業研究者恐怕永遠也不會注意到路遙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在我的印象里，路遙在當代文學發展中的意義到《人生》就為止了，他在文學史上的位置更因其英年早逝而被圈定。雖然《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巨著，但當代文學早已前進了十萬八千里，一部傳統現實主義風格的長篇小說還值得進入研究視野嗎？

　　然而，當我在為以上那個應該說很前沿的研究課題收集材料時，這部平凡得幾乎被我忽略掉的作品卻不斷冒出來，通過一個個具有說服力的調查數據一次次地衝擊著我的研究視野，默默地向我顯示著其「不平凡的力量」。

　　不平凡的力量：幾份令人震動的調查報告

　　最先讓我感到衝擊的是一項在業內頗受稱道的讀書調查：「1978——1998大眾讀書生活變遷調查」，它是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國情研究室受中央電視台「讀書時間」欄目委託，對1978年以來中國公眾的讀書生活及歷史變遷進行的調查研究。調查範圍雖然限於北京，但調查結果被認為對全國出版業有參考價值。

　　該調查中有一項是關於「20年內對被訪者影響最大的書」的調查，調查方法是分幾個時間段，由被訪者根據回憶列舉出在每個時間段內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書。這樣的調查方法難免產生一些記憶上的失誤，但卻最能見出經過歲月的淘洗，真正銘刻在讀者心中的書籍的影響力。

　　調查者根據被訪者所列舉書目進行綜合統計，在此基礎上，評選出「到現在為止對被訪者影響最大的書」，前3位分別是《紅樓夢》、《三國演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平凡的世界》排在第6位，在調查公布的前28部作品中，沒有其他的「新時期」以來當代小說入選。

　　從以上調查可以看出，《平凡的世界》自問世起，就在讀者中產生著持久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是穩定的，而且是逐步上升的。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不但在讀者的記憶中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意義，而且在當下讀者的閱讀生活中佔據越來越中心的位置。

《平凡的世界》路遙

　　第二份對我產生衝擊力的調查是由唐韌、黎超然、呂欣於1998年進行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調查」。它是針對茅盾文學獎前4屆20部獲獎作品的接受情況所進行的一項全面調查，調查範圍集中在廣西地區，收回有效問卷的470位讀者中，大部分是在校文科學生(354 位)，也有從事記者、編輯、大中學教師、圖書管理、會計、工程師、行政管理等工作的人員，年齡在30歲以下的讀者占絕大多數(369位)。

　　這次調查的重點之一本來是針對《白鹿原》的接受和評價狀況的，但結果卻讓調查者感到「耐人尋味」。調查結果表明，在20 部獲獎作品中，讀者購買最多的是《平凡的世界》(占讀者總數的30%)，讀者最喜歡的作品也是《平凡的世界》，324位回答該問題的讀者中，有145人將之列為第一喜歡的作品，列它為「最差作品」的僅1人。而《白鹿原》的知名度雖最高，但只有20人將它列為「第一喜歡的作品」，卻有21人將它列為「最差作品」。

　　調查者在分析中也特別指出，《平凡的世界》受歡迎程度最高有一個特殊的因素，即調查對象為大專以上文化的知識分子，他們自身在艱難中成材的經歷使他們對作品產生了特殊的感情共鳴，而且廣西地處偏遠，如果調查對象是城市長大的高級知識分子、文學圈子中人或初中文化程度的其它行業的從業人員，這部書與其他作品受歡迎程度的反差，也許不會有這麼大。但同時，調查分析者也指出，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在這部分被調查讀者中受歡迎的程度仍有重要意義，因為他們是文學作品傳播的重要中介，他們的意見在其他受眾中比較受重視，「大概可以與有持家經驗的主婦對她的鄰居在購物方面的建議，比教授在電視上的推薦更容易被採納相似」。與之相比，許多專家在《白鹿原》一面世就給予其各種高度評價(如稱《白鹿原》為「傳世之作」)，雖然暫時能對增加銷售量產生一定影響，但也會激發讀者的逆反心理。

　　第三份令我驚訝的調查來自我自己於2002年6月在北京大學學生中做的一項小小的「一手調查」。我選擇的是大學一年級的一個數學班。從專業來看，文學與數學可以說是「南北兩極」，從年齡來看，這些學生大都出生在1983年前後，是真正的「80年代新一輩」。選擇這樣一個班做調查，應該可以得到一個比較自然的結果。事實上，當調查問捲髮下去后，我想，如果收上來一大堆「白卷」，應該說正屬於很「自然」的一種結果。

　　但當問卷收上來后，我再次感到了震動。47位接受調查的同學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16人)讀過這本書[5]，其中有5位表示「非常喜歡」，並認真寫下了喜歡的理由。其中，左俊城同學寫道：「路遙能在平凡中揭示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所忽視的東西，能有一種感人至深的震撼，在平凡中告訴我的卻是不平凡。生活這本書，路遙讀得很認真，抓住了不為常人所注意的農村的生活現實，然後用樸實的語言寫出偉大的作品。」。

　　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所做的圖書借閱率調查顯示了大體類似的結果。我選擇的是從1999年7月起到2002年5月止的離現在最近的3個學年的借閱情況。結果顯示，《平凡的世界》這部1986年問世的作品，其借閱率並不大低於在它之後陸續出版的曾轟動一時或正在轟動的純文學作品(《平凡的世界》平均每套的借閱人次為21.5；《白鹿原》為22人次；《廢都》為31人次；余華的《活著》為24.5人次；阿來的《塵埃落定》為19人次；王安憶的《長恨歌》為20人次)，與正在走紅的暢銷小說的距離(張平的《抉擇》為23人次；周梅森的《人間正道》為17人次；衛慧的《蝴蝶的尖叫》為24.5人次；池莉的《來來往往》為34.5人次)也相差不遠。除此之外，一項在山東、廣東、湖北、四川、重慶等省市的中學里針對429名優秀女初、高中學生的調查也顯示，《平凡的世界》是她們最鍾愛的當代文學作品[9]。在《出版廣角》雜誌舉辦的「感動共和國的50本書」評選中，《平凡的世界》也成為3部有幸進榜的「新時期」小說之一。

　　所有這些調查都顯示了《平凡的世界》所具有的常銷書的魅力。常銷書與暢銷書的主要區別在於，它並不一定曾轟動一時，但是在讀者中有著長久的影響力。這種影響不止表現在穩定的、「細水長流」的銷量上，更表現在對讀者認同機制長期、深度的契合上。從時間上看，讀者對常銷書的認同不僅不會因時間的推移而弱化，相反，隨著時世變遷，常銷書原本的基礎內涵會被賦予新的價值，煥發出新的生機；從認同方式上看，常銷書讀者的認同更多地表現為個體、一個階層的小群體間潛移默化的認同。其認同不是停留在愉悅、獵奇等較淺的層面上，而是在人生觀、社會觀等深層價值觀念上。通過一部書的凝聚，個體或小群體的這些觀念和感悟逐漸融合，可能匯成一股「內力深厚」的社會性的文化力量。這正是《平凡的世界》十幾年來在讀者中所展示出的「不平凡的力量」。

　　以上調查所及的仍是比較顯見的讀者層，其實，《平凡的世界》還有一個「隱見的讀者層」是我們的調查難以抵達的，這就是該書盜版本(特別是其中低劣盜版本)[的讀者層。據筆者觀察，《平凡的世界》一直是盜版書攤上的常銷書，越靠近民工聚集區的書攤上，它越是常備書。盜版書雖然大大損害了該書正版的發行量，但低廉的價格卻使它到達了許多像《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那樣在底層掙扎的人群手中。想想那些用身上僅余的飯錢來購買一部精神食糧的窮學生，那些在低矮的窩棚里、昏暗的燈光下尋找溫暖和激勵的「攬工漢」們，他們絕對是路遙的「核心讀者」。我們不知道這個讀者群到底有多龐大，也許他們構成了《平凡的世界》實際讀者群中「沉默的大多數」。

　　平凡之路：傳統現實主義與「審美領導權」

　　像《平凡的世界》這樣一部十幾年來在讀者中產生深遠影響的常銷書有可能成為「新時期」文學的經典。從「主流」的角度上看，《平凡的世界》獲得了最高規格的「象徵資本」。它以榜首的位置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在全書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就開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小說連播」節目全文廣播；2000年又入選「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權威的現實主義批評家秦兆陽、朱寨、曾鎮南都曾給予路遙很高的評價和切實的鼓勵、支持。

　　但是，這樣一部在「官方」和「民間」都轟轟烈烈的作品，在我這樣一個1986年(是《平凡的世界》出版的那一年)進入大學中文系學習的「純種學院派」的感覺里卻是「默默流傳」，主要原因是，自80年代中期起，一向在文藝界居於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審美領導權」開始受到嚴峻挑戰。至少在「學院派」的圈子裡，處於實際強勢地位的是另一個集團——這裡姑且稱之為「文學精英集團」。這個集團的核心基本由以「語言學轉型」之後的西方理論為主要資源的批評家和研究者組成，他們與純文學雜誌、出版社編輯、專註於文學形式探索的各種新潮作家一起形成了一個布迪厄所謂的「文學場」。以「回歸文學自身」為旗幟，這個「文學場」宣稱只遵守文學自身的原則，而在那個特殊的發展階段，所謂「文學自身的原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以西方的文學標準為參照系的。西方的強勢話語有效地支持了中國的「文學場」在與強大的「政治場」的艱難對抗中一步步地分裂出來，但同時，其「話語權力」也對許多不夠「新潮」的研究者和作家形成強大的輻射力和壓制力。

　　這個「文學精英集團」對《平凡的世界》的價值評判可以從文學史的寫作中體現出來。在近幾年出版的文學史論著中，被公認學術成就高、影響大的有洪子誠所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版)、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版)和楊匡漢、孟繁華主編的《共和國文學5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其中洪子誠先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極其深刻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新中國文藝「規範」確立和逐漸解體的過程，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沒有成為作者論述這一問題的關注對象。楊匡漢、孟繁華先生主編的《共和國文學50年》設有「農民文化與鄉土之戀」一章(共10章)，論及「知青文學」、「尋根文學」、張煒的《古船》、陳忠實的《白鹿原》以及賈平凹的一些作品，也是隻字未提路遙。陳思和先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以「民間」的概念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文學史視角，該書在第13章第4節專門討論了路遙的《人生》，但提到《平凡的世界》的只有一句話。

　　這幾部文學史之所以在學術界獲得很高的評價，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們各自以鮮明的學術個性突破了以往以現實主義為基本原則的寫作規範，從而具有了「重寫文學史」的意義。所謂「重寫」正意味著「審美領導權」的較量。或許是出於對「現實主義」規範的有意疏離，或許由於傳統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難以被容納進新的文學史框架，《平凡的世界》成為這些文學史的「盲點」，這樣的「集體忽視」，其實正顯示了在「現實主義審美領導權」弱化以後繼續創作的傳統現實主義風格作品的位置。

　　需要強調的是，這幾部文學史的態度並不體現「文學精英集團」的激進觀點，因為雖然以個性見長，但它們畢竟是作為高校學生的教科書或重要參考書，有的還是「集體創作」，無論是立論還是行文都盡量平衡、客觀。應該說它們是對這些年來「學院派」整體批評觀念比較全面、折衷的反應。正因為如此，《平凡的世界》被「學院派」忽視的狀況就表現得更為徹底。這些文學史是建立在著述者多年的教學和研究成果上的，曾經影響了一大批學生，作為最權威的教科書，它們還必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中國大部分「科班出身」的文科學生的價值體系(「學院等級」越高、越接近「文化中心地區」的學生受影響越深)。大學中文系的教育對象是未來的高校教師、研究者、雜誌編輯、出版編輯(出版商)、記者、書評人、作家和文化官員。他們是「有影響力」的人，精英文化標準會潛在影響文化生產的類型。

　　這樣的影響在《平凡的世界》的出版、傳播和接受的過程中已有了生動的體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細節」就是被稱為「支撐了中國當代優秀長篇小說出版半壁江山」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這部「現實主義力作」失之交臂。

路遙

　　路遙在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時，最初是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來看稿的。路遙的成名作《驚心動魄的一幕》就是在當時任《當代》(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屬刊物)主編的秦兆陽的直接幫助下刊發的，以後，《當代》又刊發了路遙的《在困難的日子》里。由發現路遙的老牌出版機構為其進行最後的「封頂」，這原本可以成為出版界的一則佳話。但是，人文社派去看稿的年輕編輯在只看過一部分書稿后就輕率做出退稿決定。痛失《平凡的世界》令老編輯出版家何啟治先生(人文社前副總編輯、《當代》雜誌前主編，路遙《在困難的日子裡》責編，也是主發《古船》、《白鹿原》的終審負責人)追悔不已，引為他在人文社40年編輯生涯的最大憾事之一。這件事表面看來是一次「個人失誤」，但一位年輕的編輯居然如此自信，以致違反操作常規，輕率對待路遙這樣一位與人文社素有淵源的著名作家以宗教般的虔誠慘淡經營數年的嘔心瀝血之作，正說明他背後所依恃的那套審美價值體系此時是何其的強勢和傲慢。對此，何啟治先生的分析是：「路遙用生命的最後幾年寫作《平凡的世界》時，正是新潮人物紛紛擁到前台的時候。現在看來已顯盲目的追新求異風一時成為主流，贏得陣陣喝彩，像是進行一場文學革命。一個編輯在這種形式下沒有足夠的定力，很容易隨波逐流，甚至成為新潮的忘情歌者。」

　　這次「失之交臂」既是人文社的損失，更是《平凡的世界》的損失。這部書後來版權幾經輾轉，印數都不高。如果對照一下《白鹿原》的銷售狀況(1993年出版，初版時未預計會暢銷，印數為14，850冊，後來應銷售需求陸續加印，到2002年印數已突破百萬冊，據何啟治先生估計，盜版數只多不少)，這部書如果一開始就落戶於人文社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品生產大戶」，即使初版時沒有趕上大規模的「市場化」運作，以它在讀者中受歡迎的程度，應得到比現在更廣、更有效的傳播。

　　如果說《白鹿原》因吸取了一定的現代文學觀念和技巧，獲得評論界的較高評價，因而在流通中獲得了更多「象徵資本」的支持的話，《平凡的世界》卻因恪守傳統現實主義風格而受到讀者更深切的喜愛。在《平凡的世界》流行的過程中，讀者間的相互推薦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朋友推薦給朋友，老師推薦給學生，父母推薦給孩子，哥哥姐姐推薦給弟弟妹妹……這種令人感動的「口口相傳」與「學院派」的淡漠之間形成巨大的反差。

　　經過「五四」以來現實主義文學的長期影響，特別是經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強力「打造」，現實主義的審美規範已經內化為讀者深層的閱讀期待，它正是過去教育體制長期教育的結果，是一種潛在的市場資源。而自從80年代初王蒙等作家局部吸收「意識流」等現代派技巧以改善現實主義表現功能起，當代文學就開始了對西方各種文學浪潮進行高速率、高密度追趕的旅程，其速度恰如路遙所說如進入「火箭時代」。表面上看，「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不過幾年，實際上，「文學精英集團」所推崇的文學潮流和普通讀者的理解力和趣味之間已隔了一兩個世紀。要讀懂先鋒文學的作品，必須先從包法利讀到博爾赫斯，要做完這番功課，非大學文學專業10年、8年的訓練不可。每一種文學上的創新從獲得「權威機構」的認可到經教育機構傳播普及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但中國的當代文學卻沒有一個相對單純、平穩的發展環境，這樣，文學沒法不成為「圈內人」的事。由於與普通讀者的接受水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文學精英集團」頒發的「象徵資本」的權威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和置疑。而像《平凡的世界》這樣作品的價值無須專家鑒定，讀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審美能力做出自信的判斷，他們也傾向於把自己心中「經典」的位置留給這樣的作品。

　　市場化轉型后，「市場原則」日益對「文學場」的「內部等級秩序」產生影響。「市場原則」的過度膨脹對文學的發展產生很多危害，但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它使普通讀者的閱讀口味受到尊重，普通讀者「一人一票」的權利既打破了「長官意志」的控制，也打破了「精英趣味」壟斷，為爭奪「審美領導權「的鬥爭注入了新的因素。這大概是這部「平凡」的作品近來屢屢「浮出水面」，使像我這樣的「純種學院派」不再敢漠視的原因。

　　雖說一部作品主要憑藉自身的魅力在一、二代人之間「默默流傳」，這本身就是一種光榮和偉大，但不藉助文學史的力量，這樣的光榮與偉大遲早會被歷史長河淹沒得不留痕迹，這對於路遙這樣的作家來說是不公平的，特別是當我們想到，在那個文壇「一窩蜂」地乘坐「火箭」飛離公眾的時代，他甘遭「遺棄」，忠心耿耿地為「讀者上帝」寫作，他以青春和生命寫下的作品曾激勵了那麼多的處於逆境中的讀者，而且還必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溫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