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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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話魯迅：現代中國最痛苦的靈魂

作者：可可丹於 2015-4-16 15:3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關鍵詞：中國, 魯迅

大家都說魯迅的作品很難懂，但它到底難懂在什麼地方？有一種說法就是魯迅作品文字很難懂，或者說它的寫作背景搞不清楚。這個問題其實很好解決，因為現在研究魯迅的著作，比魯迅的著作多得多。你隨便找一本來，它就會給你介紹社會背景、有關的知識。我覺得，難就難在要真正地弄懂魯迅很不容易。到底他在想什麼？到底他要講什麼？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難。

　　為什麼這麼說呢？魯迅自己有過說明，他說「我所想的和我所寫的不一樣」，「我為自己寫作和為他人寫作是不一樣的」。這就很麻煩了。我們所讀到的是他所寫的，但和他為自己寫的、他所想的不一樣。他的大多數著作都是為他人寫的，那麼，我們怎麼能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麼呢？魯迅自己也有一個解釋，他說很多人都說我說的是真話，當然，我也並不想講假話，但是，我並沒有把我所想講的話完全地說出來，我只是把我想說的一部分講出來了，很多人都說我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心裡所想講的話，就是那些最黑暗、最悲涼、最可怕的話說出來，如果還有一個人願意聽我講話，那麼這個人就是我的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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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如此，魯迅在1936年去世之前，還寫過一篇文章《我要騙人》。這個題目確實非常觸目驚心。他講了這麼一樁事：在一個冬天的早晨，我走出家門，碰見一個小女孩，這個小女孩她是來募捐的。中國每年都不斷地會有水災或旱災，這小女孩就是為災民募捐的。而在當時，正是處於國民黨的腐敗政府的統治之下，所以魯迅很清楚地知道，這小女孩所募的款，是不可能落在災民手裡的。用魯迅的話來說，辛辛苦苦地募來的錢，恐怕連水利局的老爺們抽煙還不夠。因此，在魯迅看來，她的募捐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但是面對著這個熱情、天真的孩子，能告訴她說她做這事沒意義，別做了嗎？我不能這麼說。不但不能說，還必須對她說：「小孩子，你做的事非常有價值，我一定支持你。」魯迅於是拿出一大筆錢來給這個小女孩，這小女孩非常感動，說先生你實在太好了，我不要這麼多錢，錢太多了。於是魯迅牽著她的小手，走到一個商店，用大錢兌來小錢，再把小錢交給小女孩。小女孩緊緊地握住魯迅的手，說先生你太好了，我代表全體災民，對你表示感謝。於是那小女孩走了。魯迅看著這小女孩越走越遠，他的手上還可以感覺到這個小女孩手的溫暖，但是正是這溫暖像火一樣燒灼著魯迅的心，因為他騙了這個孩子。但是魯迅反過來想，我能不騙這孩子嗎？我能不騙人嗎？他又舉了個例子說，我有一個八十歲的老母親，她已經很老了，所以她天天夢想著死後能夠上天堂。儘管我明知道死後沒有天堂，但是我必須騙我的母親說，老人家你做了一輩子善事，你死後一定上天堂。魯迅進而想到，當今之中國，難道是披露真實的時候嗎？我們能夠把我們真實的想法都說出來嗎？不能。於是「我要騙人」。

　　不知道諸位聽了這個故事怎麼想，說實在，我每一次看到這文章，都受到一種震撼。我覺得一個人要說真話固然很難，但是，能夠像魯迅這樣正視自己時時刻刻不得不說假話的困境，這需要更大的勇氣。我們每一個人時時刻刻都面臨著這樣一個兩難的選擇，事實上我們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在那裡說假話。但是有誰像魯迅這樣敢於正視自己，渴望著說真話，但是又不能不說假話、不能不騙人的這樣一種深層的困境，有幾個人敢於正視這一點？所以魯迅說，我是不能把我心裡想的話全部說出來，我只能說一部分。

　　那麼怎麼理解為自己說和為他人說的不一樣呢？魯迅有一個說明，他說我的寫作是為三種人寫的。一種人是那些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強而艱苦奮鬥的志士仁人們。這樣一些志士仁人，他們在中國的生活是非常艱難的，他們非常孤獨、寂寞，因此，我必須在一旁為他們吶喊助威。所以我必須說一些光明的話，說有希望的話，我不能說很悲涼的話，因此我就在夏瑜的墳上加上紅白的花圈。儘管魯迅對夏瑜墳上有沒有紅白花圈，夏瑜是不是後繼有人，是心存懷疑的，但是他必須加上這樣一個紅白的花圈。魯迅說他寫作的第二種對象是一些正在做著好夢的青年，也許正包括在座的諸位。面對正在做著好夢的這些青年，他又怎麼忍心去打破他們的好夢呢？是不是太殘酷了呢？魯迅寫作的第三種對象非常特別，他說，我是為我的敵人而寫作的。他說我經常吃魚肝油，注意我的身體健康，不是為我的老婆，也不是為我的孩子，而是為我的敵人。就是不要讓那些敵人生活得那麼美滿，就要在他們面前老站著那麼一個黑色魔鬼似的魯迅。站在那兒，他們覺得不舒服，我的目的就達到了。既然是為我的敵人寫作的，我就不能把我內心的痛苦說得太多，我不能在敵人面前顯示我的痛苦。因為一顯示，敵人就會說了，你看，魯迅多痛苦呀。我有痛苦，我獨自承擔。我一個人跑到叢林中，自己舔乾淨身上的血跡，我決不在敵人面前顯示我的任何痛苦。

　　因此，無論是對那些孤獨的寂寞的中國的志士仁人，還是對那些做著好夢的青年，或者是敵人，魯迅都不能把他內心的痛苦，內心裡最黑暗、最悲涼、最可怕的思想和盤托出，他必須有所遮蔽。這就是說，魯迅的作品就像冰山一樣，有浮出水面的，但底下隱藏著更多東西，他的意思就表現在浮現和隱蔽之間。而且從根本上說，一個人的思想，特別是一個人屬於他自己的獨特的一種生命體驗，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一旦用語言表達了，這思想就被簡單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所以魯迅說，「當我沉默的時候，我感到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我感到空虛。」真正的魯迅是那個屬於沉默的魯迅，你看默默無言的魯迅，才是真實的。因此，魯迅的很多最珍貴的思想，隨著他的去世，我們看不到了。這不僅是魯迅，可以說人類一切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他們都把自己的思想帶進棺材里去了，這是人類永恆的悲劇。但是話又說回來，魯迅畢竟留下了一些東西。他說，為我自己寫的和為他人寫的不一樣。這就告訴我們，魯迅作品有兩類，而在他為自己寫作的作品裡面，可能有更多的、更真實的魯迅。今天人們談論得最多、讀得最多的魯迅作品，譬如《吶喊》、《彷徨》的大多數，以及魯迅的雜文，基本上都是為他人寫作的。或者是為了那些孤獨的改革者、中國的脊樑，或者是為了那些做著好夢的青年，或者是為了他的敵人寫作的。真正為他自己寫作的，魯迅自己交代得很清楚，就是《野草》。

　　魯迅說，《野草》裡面有我的哲學，而且他說，《野草》是屬於我自己的。他不希望青年們看他的《野草》，那是完全屬於他個人的東西，是最具有魯迅個性、最屬於魯迅個人話語的一個作品。魯迅的《野草》就成為我們去接近魯迅靈魂的一個窗口，或者提供了一個途徑，我們可以通過《野草》去了解那些也許是更真實的魯迅的思想。當然，即使是《野草》，也仍然有所遮蔽，只不過相對於其他作品來說，它遮蔽得少一點。因此，《野草》里充滿著更多的可怕的、悲涼的、充滿絕望之意的那樣的魯迅的聲音。今天我來漫談魯迅，主要是和同學們討論魯迅的《野草》，討論魯迅的《野草》里的哲學。魯迅自己說，他的《野草》是在夜間寫作的。所謂夜間寫作意味著什麼呢？魯迅說過，一個人在白天和在晚上是不一樣的。在白天，包括此刻，我們都穿著衣服，都戴著一個面具。譬如我現在是戴著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面具出現在諸位面前的，這個面具對我是有所遮蔽的。到了晚上，特別是到一個人獨處的時候，面具摘下了，衣服脫下了，面對一個赤裸裸的自我。但是還不行，因為還有皮膚，這皮膚也是個遮蓋物，因此必須把皮膚掀開來，露出裡面那個血淋淋的筋肉，那才是最真實的。這是血淋淋的真實，但是有多少人敢於正視它呢？在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的《野草》是一個地獄，當我們面對《野草》的時候，就有一個問題：你敢不敢正視血淋淋的真實。如果你敢，你就進去；你不敢，用魯迅的話來說，「趁早離開」。今天在座的諸位也有一個選擇：進去還是離開？我想我們還是進去吧！

　　在進去之前，還要交代兩點：第一，《野草》是散文詩。詩是很難講的，詩只能去領會；詩是含混的，要你去感悟。你覺得有那個味道，又說不出來，那你就讀懂詩了，一講詩就完了。我今天要講課，但必須明確告訴大家，我講課是冒著將魯迅簡化甚至歪曲的風險的。舉個例子，當年北大俞平伯教授講宋詞，選了幾首詞念完，說：「好啊，好詞！好詞！好啊！」就不說了，課就結束了。(笑聲)面對這樣的老師，這樣的講課法，你怎麼做學生？就要看你會不會聽了。會聽課的學生，你就會琢磨：這麼多宋詞中，俞先生為什麼選擇這幾首？俞先生說「好詞好詞」決不是隨便說的，然後你自己去讀，去體會。到最後你體會到了，你也搖頭晃腦：「哎呀，好好好！」你就懂了。讀文學都該這麼讀法，別去搞那套一二三四五，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那就糟了。讀《野草》也是這麼種讀法，讀得似懂非懂就是懂了。(笑聲)我今天講課，是不得已而為之，聽完我的講課，如果在座的有二百人，五個人回去認真讀《野草》的原著，我這個演講就達到目的了。你一讀原著，我任務就完了，你應該把我所講的忘掉，這叫「過河拆橋」。因此，講課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講一些什麼東西，而是誘惑同學覺得《野草》「好啊好啊」就行了。第二，魯迅的哲學是非常豐富和複雜的。魯迅自己說過，有兩種思想在不斷起伏，一是人道主義思想，一是個性主義思想。《野草》集中討論什麼問題呢？是討論作為個體的生命，它的深層困境這樣一個問題。所以《野草》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展現的是魯迅哲學的一個側面，而不是全部。

　　下面我就分點來說了。第一方面，魯迅把個體生命放在從過去到現在到將來這樣一個歷史的縱坐標中，來考察人的個體生命的生存困境。首先是講「將來」。在生活中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一般人常想，改變一個環境就行了，把希望寄託到將來。所以人類關於將來，有種種幻想，譬如西方世界有烏托邦，中國世界有大同，都是屬於人們的對未來的想象。人們總是想象未來是無限完美、完善的、沒有矛盾、沒有鬥爭的一個終結點，魯迅把它概括成關於「黃金世界」的想象。對此，魯迅提出了一個疑問：如果有一天真的到了黃金世界，還有沒有黑暗？魯迅回答說，有，不但有，還會有將叛徒處死刑的事情發生，還會有新的死亡。為什麼呢？魯迅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他說人總是這樣的：曾經闊氣的人想復古，正在闊氣的人想維持現狀，還沒有闊氣的人想改革；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永遠如此。到了黃金世界也是一樣，當然黃金世界里「闊氣」的概念可能跟今天不大一樣，但是那個時候仍然有曾經闊氣、正在闊氣、還沒有闊氣的人。而那些正在闊氣的人，常常是掌握權力的人。還有人想繼續革新，在正在掌握權力的、正在闊氣的人的眼睛里看來，他就是叛徒。那些人就會利用他們所掌握的權力將這些革新者處以死刑。就是說，在一般人認為，好像黃金世界是個沒有矛盾、沒有鬥爭的世界，但是魯迅卻看見了新的矛盾、新的鬥爭，甚至看見了新的死亡。這就是《野草·墓碣文》里所說的「於天上看見深淵」。人們看見是天堂的地方，魯迅看見的是深淵。由此，魯迅得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結論：「至善至美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圍繞這樣一個命題，魯迅展開了一些論述。譬如他說，十全十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拿十全十美來要求人，那我們都不配活了。還有，十全十美的書也不存在。如果有的話，那麼圖書館的書就沒了。我們通常說一曲音樂或一幅畫好到極點了，達到了一種藝術的「極境」。而魯迅說，什麼叫「極境」？「極境」就是「絕境」。當兩個朋友好得不得了，恨不得穿一條褲子時，那麼，你就明白了，這兩個人馬上要吵架了。宣布到極境的時候就是開始分裂的先兆，或者孕育著分裂的危險，所以至善至美的未來，是人類給自己製造的一個神話。魯迅的任務正是粉碎這個神話，《野草》很多篇都是粉碎這個神話的。譬如說，《野草》里有一篇《過客》，說一個人從小開始就不斷地往前走、往前走，走到半路上，遇見一個老人和一個小女孩，於是過客、老人和小女孩之間展開了一個哲學的討論——「前方是什麼」。是什麼在等待著諸位呢？小女孩說，前方是一個美麗的花園。這個小女孩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她覺得未來是美麗的花園。而那個老人說，前方是墳。那麼這兩個答案哪一個真實呢？顯然是後者。但是確認了前方是墳之後，老人和過客之間又展開了一場爭論。老人說，既然前面是墳，我就不需要再往前走了，我應該坐下來休息了。這是很多人的哲學。而過客說，我明知道前面是墳，但是我仍然要往前走，我仍然要努力、要奮鬥、要反抗。所以魯迅在給他的學生、後來成為他妻子的許廣平的通信里說：你這個小鬼呀，你們年輕人是為光明而奮鬥的，我可不是這樣；我不相信未來是光明的，但我仍要奮鬥的，我僅僅是為了要和黑暗搗亂而奮鬥。這就是不同的哲學。

　　《野草》第一篇叫做《秋夜》。秋天的晚上，如果你走出庭院，你可以看見庭院里有各種各樣的花草。牆角有一朵粉紅色的小花被秋風吹得渾身發抖，臉漲得通紅，但是她卻微笑著，她是樂觀主義者。她為什麼微笑呢？因為有一個詩人告訴她，雖然現在是秋天，但秋天過去春天就要到來了。英國詩人雪萊說過：「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我不知道諸位讀了怎麼樣，像我們這樣的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們，這首詩給我們以巨大的鼓舞。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一想到現在是冬天，但是，冬天來了就意味著春天要來，於是我們就樂觀了，我們就奮鬥了。(掌聲)這小紅花的樂觀主義，是建立在一個什麼樣的邏輯前提下的呢？是建立在春天必然到來，而且來了就不走了，春天永駐，這樣一個前提下的樂觀主義。但是大家知道，這樣一個前提是虛妄的命題，是一個偽命題。而在小紅花的旁邊，正好有一棵棗樹。棗樹也做了個夢，做了一個落葉的夢。什麼夢呢？就是現在是秋天，秋天過去了是春天，但是春天過去了又是秋天。但是這棵棗樹，即使明知道春天來了要走，明知道春天之後是秋天，它仍然把它鐵一樣的枝幹筆直伸向天空。也就是說，棗樹的反抗是不以春天是否到來，不以春天是否永駐為前提。來也罷，不來也罷，永駐也罷，不永駐也罷，反正我就要反抗。這就是兩種哲學，前者是年輕人的樂觀主義，建立在一個虛妄的命題下；後者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悲觀主義，但是它是建立在一個面對現實的基礎上的。

　　魯迅就是這樣粉碎了這種關於未來的神話，以堵住我們一種精神的退路。「未來」不行，那麼「過去」怎麼樣呢？於是，人們又給自己製造了種種關於過去的神話，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懷舊情緒。當今之中國，是充滿了懷舊情緒的。譬如我這次到南京來，參加南師附中百年校慶的籌備會，來的都是白髮蒼蒼的老校友。我們來幹什麼呢？我們就是來懷舊的，說當年的附中多麼好啊！每一次聚會都是懷舊的會，而且你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在這個懷舊會裡最起勁同學，大概是現實處境不甚好的。現實處境很好的同學，一般對這個不太感興趣。(笑聲)人們用懷舊來安慰自己，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心靈破碎了，需要懷舊以彌補自己破碎的心靈，因此自覺不自覺地就把過去美化了、理想化了，甚至把它神化了。最近這幾年，大家經常請老將軍來作報告。老將軍每次報告都說老夫我當年如何如何勇，如何如何打勝仗。我這個人可能受魯迅影響太深，比較討厭，我聽報告時常常想：這些老戰士難道他們一輩子永遠打勝仗嗎？他們打過敗仗沒有？我想可能打敗仗比打勝仗的時間要多得多。他為什麼不回憶當年打敗仗的時候，如何狼狽，如何悲慘，如何可笑呢？這其實是人之常情。人總是避重就輕，總是把那些苦難的、不幸的、不愉快的事情盡量地忘掉，把那些美好的、愉快的、輕鬆的，盡量地凸現出來。人的這種記憶的選擇性，這種避重就輕的選擇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魯迅之為魯迅，或者說魯迅之可惡，就在於他有悖於常情，他的感情選擇和常人不一樣。他不是避重就輕，而是避輕就重。哪樣不愉快，他偏回憶哪一樣。

　　在《野草》裡面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是回憶童年生活的，叫《風箏》。這篇文章已經選進了中學語文課本里了。大家不妨把魯迅這篇《風箏》和當下許多作家所寫的回憶童年的文章來作一個對比，你會發現，魯迅在回憶他的童年的時候，他什麼也不回憶，他只回憶一件事。就是他小時候，有一天突然發現他的小弟弟不見了，他到處找，後來在院子背後角落裡找到了小弟弟。小弟弟在幹什麼呢？糊風箏。春天該放風箏了。作為長兄的他卻勃然大怒，你怎麼玩物喪志，你怎麼不好好讀書啊！把風箏抓過來撕了個粉碎，扔在地上踩爛了。在座的，如果你當過哥哥、姐姐，恐怕你小時候大概都不同程度上做過類似的事情，但是有誰記住呢？魯迅記住了，而且把它提到非常高的高度。他說，這是一次精神的虐殺。既然是精神的虐殺，是不是可以挽回呢？於是魯迅特地約了他的小弟弟兩人再來放風箏。但放著放著就沒勁了，兩個人都已白髮蒼蒼，還放什麼風箏呢？所以這是一個不可彌補的罪過。魯迅又想，我向弟弟當面道歉，當面懺悔，說對不起呀，弟弟呀，我犯了一個錯誤，請你原諒。如果弟弟說我原諒你，那麼我就贖罪了，他原諒我了。但他弟弟卻說，哎呀，我記不得了，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事情。這就是說，期望弟弟原諒也得不到。因此，這不僅是一次精神的虐殺，而且是一個不可挽回、不可原諒的罪過。你看，魯迅把這事說得多可怕啊！魯迅最後說，現在有春日的溫暖和冬天的肅殺，我們選擇什麼？一般人都選擇春日，沒有人去選擇冬天的肅殺，但他說我寧願躲到冬天的肅殺里，而不願意跑到春日的溫暖里去。他的感情選擇非常特別，為什麼呢？因為冬天的肅殺更接近真實，而春天的溫暖，是人自己給自己製造的一個神話，是一個精神的避難所。

　　「過去」這個神話也打破了，人還有什麼地方可以逃呢？就是死亡。一般老百姓會說，哎呀，我活夠了，活一輩子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討厭的」魯迅要提一個問題：死後，怎麼樣？喜歡追問「以後」，是魯迅思維的特點，魯迅總是追問以後怎麼樣。五四時期最流行的婦女解放的口號是「娜拉走出家庭」，魯迅卻偏偏要問：娜拉走出家庭以後又怎麼樣呢？魯迅回答說：走出了還是要回來。現在不是很多人都提倡婦女回到家庭嗎？大家說黃金世界好，魯迅問：黃金世界到來以後，還有沒有黑暗？現在魯迅又問死後怎麼樣，這對「以後」的追問正是表現了魯迅思想的徹底性。於是就有了我稱之為奇文的《死後》。別的文章可以不看，這文章非讀不可！是非常奇特的一個想象。魯迅想：人如果死了，運動神經不起作用了，但是人的感覺神經還在，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就這樣想象：我死了，躺在地下，我突然覺得很不舒服，因為殯儀館的工人粗心大意沒把我的衣服弄好，折在背後，非常不舒服，但我不能動，我只能忍受著。你看，魯迅這個人有多敏感！我躺著，上面過來一輛車子，車輪壓著我的頭，我都覺得牙齒髮酸。這個感覺非常妙啊！壓得你牙齒髮酸。這還不算，有幾個人走過來了，大概是來開追悼會的。一個人說：「他死了。」一個人說：「他死了。」一個人說：「他死了！」或者表示悲痛，或者表示高興，或者表示惋惜，或者幸災樂禍，等等。可我聽了卻很憤怒，我死就死，關你們什麼事兒？為什麼讓你們或高興或悲痛或驚訝呢？魯迅對死後的追悼會看透了，不過是活人表演而已，與死人毫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