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槍斃，黨的政策已經夠寬大的了

沒有槍斃，黨的政策已經夠寬大的了

一劍飄塵

我記事的時候，已經是文革末期了，屁孩一枚。當然對文革的前因後果，都不了解，何況是在遠離北京的小城市。但是，文革中許多事情，讓我至今也忘不了。其中之一是遊街。

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象遊街是什麼回事。首先講一下形式：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就是撞死雷鋒叔叔的那種車子），車廂兩邊的護欄后各站一排罪犯。他們的脖子上掛著個牌子，上面寫著他們的罪名。一般來說，每個遊街罪犯的身後站著兩個解放軍戰士，每個戰士用兩者手，抓住一個罪犯的一隻手臂往前按，這種姿勢可以把罪犯的頭壓得低低的。這種姿勢對於罪犯來說，當然很痛苦。不過，可以營造出罪犯就特別猥瑣，戰士特別高大的視覺效果，彰顯宣判的正義、光輝形象。

在那樣一個沒有娛樂、甚至批判娛樂是醉生夢死的年代，遊街是很少幾種的合法的、全城狂歡的節目，也給我們這些孩子的童年帶來了無盡樂趣。我們會追著卡車跑，膽子大的，就扒上卡車的車邦子，等於是免費坐了卡車。對於那個時代的我們來說，就是沾了高科技的邊了：一年中，整個街道上，也見不到幾次卡車啊。

現在提及高科技，大家就是想到給我們生活中帶來便利的GPS、網路、VR 等等等。但是在文革那樣自行車都稀缺的年代，高科技對於我來說，首先就是遊街工具的卡車。和任何時代一樣，接觸高科技總是讓人顯得更牛逼。因此，做卡車司機，在那個年代就是一份非常讓人羨慕的工作。所以，我們這些小孩子們中，每次看完遊街，過了老癮以後，意猶未盡的情況下，就會談理想。許多人都會說自己長大也要做司機。雖然解放軍戰士，很崇高。但是司機才接觸到高科技的卡車啊。其中一個男孩子家庭出身不好，有一次，他鼓足勇氣說也要做司機。我們這這些小朋友們當然就毫不客氣地嘲笑他：那麼牛逼的卡車，怎麼會放心交給他這種家庭背景的人開呢。

於是，那個孩子就說：我長大要做罪犯，被遊街。

這句話，真的把我們都震撼到了。因為誰也沒有想到，做罪犯也有牛逼的地方。不僅可以免費坐那麼長時間的卡車，還可以在那麼多人面前出風頭。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做罪犯也不是沒有好處的。我的一個玩伴兒，就在一次圍觀遊街后，說當他扒上卡車跟風的時候，正好在一個罪犯的下面。那個罪犯竟然對著他笑了。我不知道那個罪犯是不是因為總算坐上卡車了，而高興地笑。反正，我的玩伴說自己被嚇壞了，跳下了卡車。

哪個罪犯呢？

就那個，牌子上有個紅叉叉的。

有個孩子就說：有紅叉叉的罪犯都是死刑犯呢，遊街之後，直接拉去刑場槍斃。聽了這話，我們都沉默了，心裡痒痒的：看來刑場才是最牛逼的地方啊。但是，據說刑場很遠很遠，遠到卡車都跑不動了，才開始行刑。

後來在學校里，就有其他街道的同學跟我講，他曾經跟著卡車去了刑場。而且，看到那些犯人被槍斃了，子彈從腦袋的這邊打過去，帶著血跡從另一邊飛走了。

像我們彈弓彈射的石子嗎？

比那個可快多了。

去過刑場的同學就很得意，顯然，他是看過更高的高科技：槍、子彈。

他就繼續說：囚犯的血流了一地，還濺到他衣服上。看，他衣服上的補丁，都是因為血跡洗不掉。母親用縫了塊布遮掩血跡的。

現在想想，他當然是吹牛。一方面，那個時候無論誰的衣服上都有幾塊補丁，大人們的衣服上都有。所以，後來到美國以後，見到許多新潮的衣服上會有五顏六色的補丁，我都會猜那個人是不是很窮，和我小時候的生活一樣窮到衣服一定有補丁的地步。當時還不了解美國，不知道美國政府對於窮人都有各種各樣的福利補助。就是當時有人跟我講了，估計我也不會相信：這不是天上掉餡餅嗎？在我兒時的經歷中是不可能的。那個時候，天上下雨都要用各種器皿接住，因為自來水還是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順帶說一下：就在我兒時圍觀遊街的同一時期，美國家庭已經開始使用彩色照相機、錄像機。

還是說後來，關於那個去刑場孩子吹牛這件事，為什麼不可能？因為每次去刑場看熱鬧的人都特別多。他一個屁孩子，怎麼可能擠到前面，看到槍斃人的場景呢。

不過，當時我是信的。甚至懷疑，他身上的血跡，會不會就是那個對著我的玩伴兒笑的囚犯的血跡。

最後一次看遊街，是中學的時候，83年嚴打，現在還是記憶猶新。在我們中學操場上召開的宣判大會，因為其中絕大多數的罪犯都是學生。審判大會是由我們的姓沈的教導主任主持的。這個教導主任在我們學校也很有名氣，大家都公認他能力很強，曾經還是校長的人選。但是，文革后被列為「三種人」之一，而失去進一步提拔的機會。

這些罪犯中最嚴重的，是一個被判處死刑的其他學校的高中學生，罪名是調戲婦女，以及擁有一把匕首。其他幾個學生好像罪名就是流氓阿飛啥。其中，有我認識的我們學校一個剛剛畢業的高中學生，在學校就是掛了號的調皮搗蛋，但是我卻忘記了他的罪名。看得出來，這個同學對於這種被帶回本校公審的經歷非常羞愧，不需要公安（總算用公安代替士兵押解犯人了，也算得上進步）的下壓肩膀，就一直低著頭，深深地低著，低到我們根本看不見他的臉。

宣判大會結束，這些學生就被帶到卡車上遊街去了。那個時候，我雖然是班長，在學校里也算得上是出名的好學生。但是，第一次看到自己認識的人被遊街，還是很震撼，以前那種看遊街的好心情，就全沒有了。

後來我送全班的作業本去老師辦公室，聽到老師們談論這個學生，都是他過去一些調皮搗蛋的經歷。其中一個老師就感慨說：這麼點小事，也要被遊街，真不值得。

這個老師的語氣其實並不是為這個學生打抱不平，更不是挑戰這個遊街的制度，而只是惋惜這個學生的人生因為這些小事而毀於一旦。

但是，我們那個姓沈的教導主任正好在，立刻就說了一句：「遊街算什麼，沒有槍斃，黨的政策已經夠寬大的了。」

立刻，辦公室里老師們全部閉嘴不說話了。

我至今也沒有搞清楚，沈教導主任這樣講的時候，是不是還有當校長的希望，或者，就是因為他政治覺悟比較高。

轉眼間，遊街的歷史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把取消遊街，當做中國這麼多年來，有限的政治進步之一。但是，最近幾年的局勢，讓我不得不重新思考：遊街被取締也許只是因為卡車落伍了。在私家車都到處都有的年代，卡車遊街估計是連小朋友們吹牛皮的興趣都激發不起來了。這也算得上我鼓吹的無限主義的一個證據：科技進步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我的無限主義里還有一句話：科技進步改變人類思維模式。卻沒有在中國這三十年的歷程中找到證據。因為，我突然發現：科技進步只是把遊街用的卡車，變成電視台、變成視頻了。

所以，一劍飄塵不佞之才，在此妄想一下：如果哪一天我也被上電視了，我一定要像那個牌子上有紅叉叉的囚徒一樣，對著所有的電視觀眾微笑。僅僅如此想象一下，我都熱血沸騰了：當時那個囚犯只能對著一個孩子微笑。而我，可以對著全國的電視觀眾微笑。我相信這份微笑，也一定會像王宇律師的視頻一樣，一夜之間，傳遍所有華人的微信朋友圈。這，也算是科技進步帶來的無限主義了吧？算得上我自導自演的無限主義的證據么？

20160801

201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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