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中行動風起雲湧、波瀾壯闊,把躲在中爛海里的烏龜王八們嚇得瑟瑟發抖、惶惶不可終日。海內外各路五毛們急主子之所急,慌忙拋出各種歪理邪說,企圖搞亂人民的思想,以便再逃過一劫。我瀏覽各海內外論壇,發現目前它們最振振有詞的論調是「港英時期,英國任命總督從不經過選舉,你們香港人為什麼不去向講民主的英國人抗議?為什麼我黨一接收香港,你們卻馬上對政治敏感起來,非要妄圖從一貫搞假選舉假民主的我黨這裡得到什麼真普選?憑什麼你們賣英國人的帳,就不肯買我黨的帳?這分明就是你們香港人對我黨的歧視!你們應該讓我們也享受享受英國人的待遇,否則你們就是洋奴、狗子、漢奸、賤骨頭、賣國賊!」它們大惑不解,於是憤憤不平,自謂「不公」,怒髮衝冠地撒起潑來。
我勸它們說這有什麼想不通的呢?親戚有遠近,朋友有厚薄,張三若在我面前也這樣吃醋:「憑什麼李四找你借錢,你一借就十萬,我向你借,你一塊錢都不肯呢?」我就會問他:「這是我對你們人品評價的不同造成的,你平時就沒信譽,一貫借錢不還,誰還敢借錢給你,怎麼能強求享受李四一樣的待遇呢?我當然要看人下菜。」
要照爾等的說法,中國幾千年都由皇帝任命各地官員,人民也從沒有要求過選舉,那是不是說現在人大四年一次作秀式的「換屆選舉」也是人民在歧視我黨呢?何苦多這麼個過場,浪費那麼多資源呢?是不是也該終止這些勞民傷財的選舉秀了呢?不如從此取締人大,讓我黨也享受一下當年皇帝的待遇,直接任命各地巡撫、知府、知縣呢?
香港人之所以不讓你們享受英國人的待遇,原因其實四個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你們的「人品問題」,要用三個字概括,那就是你們「沒信譽」。五毛先生們要搞清這個問題,要先弄清自己主子的名聲有多臭。
人人都知道英國女王和政府無論派誰來當港督,保證都是紳士和貴族,無論英國實行帝制還是共和,他們都是香港人完全信賴的正人君子,香港人相信他們的人品是絕對不會差到哪裡去的,把英國人當自己逃離大陸后,不受中共奴役的保護神,甚至認為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化身,對英國人的人品一百個放心,哪裡還好意思開口向救命恩人逼要什麼民主呢?把英人惹急了,拔腿一走,香港人就會成為我黨的奴隸,連哭都來不及。在英人手裡還算二等公民,落到我黨手裡大概連狗都不如。難怪連劉曉波也說應該被英國人殖民三百年。而你們中共諸君是一夥什麼樣窮凶極惡的野人,相信大家心知肚明,你們本來就是一幫佔山為王、打家劫舍的匪徒,有何德何能冒充上等人統治香港?你它媽都一個個長得蛤蟆嘴臉,令人噁心,兩眼在眼鏡片后賊溜溜地亂轉,滿肚壞水,滿腦子低級趣味,一臉兇殘、野蠻、奸詐、市儈、貪婪、齷齪、猥瑣、下賤。香港人看見了你們,會立即聯想到騙子、強盜、流氓,會下意識地把錢包捂住,趕快把老婆和女兒拉到自己身後,免得被你們瞧見了起淫念。香港人服英國人,因為英國人以德服人,香港人不服「中國人」,因為「中國人」只懂以暴力服人,哪怕「中國人」出大血本,給予香港大資本家再多的優惠來拉攏,普通香港民眾依舊是不服的。
我我和英國人做生意,根本不必考慮他們會不會賴賬,他們付款過來我也根本不必點數,保證不會缺斤少兩。而和中國人做生意,我知道中國人都是「江湖兒女」,都是沒有基本信用的,連香港警察都曾全部加入過黑社會的,不僅要擔心你們收貨後會不會賴賬逃走,即便付了款,我還得仔細點數,不僅如此,每張鈔票我還得拿到驗鈔機里去驗。這就是因為對方人品和信譽的不同,迫使我採取不同的待客之道。
有狹隘民族主義情結的五毛對此不滿,又拿100多年前的鴉片來證明英國人不文明,我黨才紳士。我就問它,英國人的鴉片賣到全世界,為什麼全世界人民都不吃,唯有那中國人喜歡吃,而且成了一種瘋狂的社會時尚,煙槍製作工藝全世界領先,最後吃得「幾無可用之兵,幾無充餉之銀」,中國是全世界迄今為止唯一因為吸毒差點亡了國的國家,要是中國人都象其它國家人民一樣自覺抵制毒品,英國商人早就走了。可見問題不在英國,中國才是全世界的奇葩。再說又不是英國政府倒賣的鴉片,是英國的不法商人乾的。英國政府依舊那麼紳士,其清廉和高效全世界有目共睹。同樣,我黨是些什麼東西,全世界也有目共睹。我黨幾十年來每一次倒行逆施的時候總是只見其利,不見其弊,只看見每一次倒行逆施、出爾反爾、指鹿為馬後得到的那點蠅頭小利,自以為高明,我執又堅固一層,卻看不見又失去一份信譽和人心,終於把自己名聲搞得臭不可聞,人人掩鼻,避之不及,信用早透支完了,現在在江湖上行走越來越難,連辦點小事都辦不了。全世界人民,甚至你們五毛自己都對你們主子沒有一絲信任感。既如此,為什麼要強迫港人信任你們呢?
人民對政治不感興趣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中共大陸式的,政治被權貴壟斷,成了花瓶,人民要是妄想參與政治,說三道四,將被跨省追捕,只好三緘其口,道路以目;第二種情況,就是港英式的,香港人認為有英國人當主子和保護神,可以完全信任,英國人一定是公平公正主持公道的,由英國人來領導,一定比自己去參與政治效果還要好,自己去參與只能添亂。於是大家都省省心,懶得過問政治,都把精力拿去聲色犬馬、做生意、過小日子,你拖他們出來投票他們都懶得出來,這種「對政治冷漠」的現象才恰恰是正常的人類社會形態。
相反,「爭民主」是人民在對政權不信任下才會有的應激反應。人民對政治過於感興趣,逼得香港人不得不用「佔中」的方式去爭取民主,才是反常現象,是一種絕望下的悲哀。
現在的香港,既不象大陸「無法參與政治」,又不象港英時期「無需參與政治」。香港回歸后,港人不得不面對我黨這幫黑社會土匪了,面對這幫不值得信賴的流氓無賴,自己的權益受到了巨大的危險,焦慮之心油然而生,無奈之下也要親自「點鈔驗鈔了」。英國人在時,那原本對他們來說可有可無的「民主」,現在對他們來說就顯得非常重要了,這就成了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矛盾。他們爭取普選權,無非是想選出一個值得自己信賴的特首,幫他們行使「點鈔驗鈔」的權力,作為保護自己權益的最後一道防線,作為自己要吃的那顆抗焦慮、抗抑鬱的精神類藥物,急需馬上服用下去才能睡著,而我黨為了控制住香港,不使其逃離自己的「五指山」,死活不讓精神病人吃這顆葯,還非要喂他們吃顆假普選的假藥,港人又不是傻的,當然不幹,焦慮到了極點,睡又睡不著,抑鬱症無處發泄,病情急劇惡化,終於演化成了狂躁症,和我黨在街頭幹上了。
從醫學和心理學的角度講,「民主」其實就是一種群體性的致幻劑、麻醉劑和安慰劑,是一種心理療法和行為療法,用於治療對政權缺乏信任感時群體性的焦慮、不安和彷徨。拿俗話來比喻,這就叫做「止小兒啼」,小兒啼哭要吃奶,大人沒奶,就拿個奶嘴塞孩子嘴裡,暫時哄哄他,免得他再哭。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人民啊,其實都是小兒脾氣,是沒有什麼理性可講的,治國不僅象「烹小鮮」,有時也象奶孩子,有時更象神經病院的醫生在治病。民主其實就是止小兒啼的這奶嘴,讓他們自以為通過選舉,能選出信賴的人去幫自己維護利益,哪怕事實上選出來的那人並沒有幫到他們什麼忙,甚至出賣了他們,他們也好給自己找個台階下:「那是我選出來的,要怨只能怨自己,下次改選別人就好了」,這樣火就不能對別人發,而把希望又寄托在下一次選舉上,心也就平了,也就不哭鬧了。否則出了事就要怪別人、怪政府、怪皇上,從而相互指責,群體哭鬧,危害社會。而愚蠢的中共,卻根本不懂這個基本道理和治國手腕,連根奶嘴都懶得塞,逼得港人上街哭鬧。世界上原本不需要民主,沒有民主才是最大的民主。我中華文明幾千年實行帝制,從來就沒有選舉,照樣創造出燦爛的文化。三年前我就在拙文《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才是最民主的政治體制》中談到過這個問題。我提出中國古代沒有選舉,卻用「科舉」代替了「選舉」,最後用「科舉」實現了「民主」。大家知道,能做官的基本都是考取了進士的讀書人,他們來自不同區域、不同基層、不同職業,他們原本就有極強的家鄉觀念,無論當了多大的官,都想著死後要葉落歸根,埋進祖墳。他們在朝廷做官本身就代表了各式各樣的人群。而老百姓也象香港人信賴英國人,韓國人離不開美國兵一樣信賴他們。信賴他們的人品,因為他們是讀聖賢書的,知書達理;信賴他們的能力,他們都是十年寒窗苦讀讀出來的尖子,是幾萬人里選拔出來的精英,智商超群;信賴他們的忠誠,因為他們告老還鄉時要魂歸故里,面對鄉親的,不會搞投資移民去國外。由這些人代表自己在朝廷發聲,遠比自己親自出馬要放心得多、有效得多、安全得多,這些人就是自己的主心骨。要是當時皇帝真的允許百姓投票選舉官員,選出來的必定也是這些人,決不會是那些馬雲、王石、潘石屹之流歪瓜裂棗、腦滿腸肥的土財主,也決不會是那些不學無術的中共黨員。既然整個社會上下都形成了這種尊重科舉尊重功名的共識,又有天子「君無戲言」的信用做保證,科舉和選舉的結果最後都一樣,就沒有必要再多此一舉,搞一人一票的民主了。當然,如果人民對朝廷失望了,沒有信任感了,他們就會行使另一種民主,會擁立自己信任的大哥,揭竿而起,推翻朝廷,讓此人當皇帝。
要帝制就應該是真帝制,要普選就得是真普選,中共卻習慣於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帝制時期沒有必要選舉,因此才沒有選舉,化民主於無形,是民主的最高境界;而我黨是害怕選舉才沒有選舉,兩者性質完全不同。民主和選舉,不能簡單地說是好是壞,而只能說需要不需要。當人民感到缺乏信任感,需要選舉、需要民主時,民主和選舉就是合理的。當人民有了主心骨,沒必要選舉,懶得討論政治時,它就是多餘的。應學會如是辯證地看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