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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運動的數字「指標」
把政治運動搞成數字計劃，最常用的術語叫「指標」。
肅反時毛澤東曾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均佔百分之五」，「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的指示。這「百分之五」便是「指標」。
這「指標」在反右中發揚光大。各級黨組織都按「指針」辦事，「參加運動」的人頭數乘以百分之五，便是該抓的右派數目。這樣就省了很多事，不必「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指標」完不成是不行的。
有個幹部，局黨委辦公室負責人對他說：「你們部門有二百幾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計算，應打出十幾個右派分子。他回答「如果沒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結果自己成了右派，罪名之一是「抗拒反右派鬥爭」。
毛澤東關於土地改革的二個「指標」
1９４８年２月毛澤東發布的〈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卻規定土改打擊對象定為鄉村「戶數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
這個土改的「指標」從馬克思主義里找不到理論根據、從中國農村社會找不到實際依據。當時鄉村總人口約４億８千萬，按此指標，４千８百萬人將是土改運動的打擊對象。
而當時相當多的地區地主數量很少。如陝西關中地區「地主占農村戶口不到百分之一加上富農共佔百分之六左右。」即使把全部地主富農都予以打擊也不夠，還得
把大批自耕農定為「地主」或「富農」才夠數。
在廣大的華北平原，「很多村莊根本沒有地主。華北平原主要是居住在城市之中的不在村地主。那些在村地主往往只擁有較少的土地，而許多村莊，甚至連這種小地主都不存在。山西長治附近（丁註：潞城縣）有個張庄村，沒有一個人符合土地法對地主的定義，整個村莊只有一戶佃農。」
河北饒陽縣五公村２８５戶人家，僅４戶擁有８０畝以上的土地，全村僅有８０畝私有土地出租給佃農。全村沒有符合中共標準的地主富農。
但是土改以行政村為單位進行，按毛澤東的指標，每個村莊中都必須找出相應數量的「地主富農」。派往各村的土改工作隊是政權的代表，「完成任務」壓倒一切。沒有地主也要造出地主來。大量的農戶被劃定為地主富農，被打被殺被剝奪財產，純是因為有那個「戶數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的指標。
這個必須完成的指標，是繼中共在「老解放區」土改，對地主亂打亂殺之後，又在全國「新解放區」土改中變本加厲亂打亂殺的根源。
陝西隴縣是鄉村社會各階層土地佔有量、財產擁有量差別很小的地區之一。地主佔全部人口的１·６％，土地佔有量僅為全縣土地的６·５％。由於中共的目標是發動農民消滅地主以樹立新政權的權威，對所謂「地主惡霸分子和民憤大的國民黨鄉鎮長」施以大逮捕，判刑２６９名，處死了３７人。
山東壽光縣也是鄉村社會土地、財產差別很小的地區。地主和富農占人口６％，共擁有該縣２１％的耕地。中共將該縣的地主富農全部當作「階級敵人」，逮捕了５８２人，其中「處以極刑者２３２人」。
１９４８年２月中共中央頒布〈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規定「不從事農業勞動，以向農民（佃戶）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作為全部或主要生活來源的人們」，「並連續這種生活滿三年者」為地主。
若按「地租作為全部或主要生活來源」的標準劃定地主，毛澤東的指標將在大部分地區落空。為了完成指標，上述「經濟標準」形同虛設。只要有二、三十畝地，甚至十來畝地，因勞力不足或者沒有勞力，出租了部分耕地或者雇過工的，就是地主。如山西平定縣西峪村的地主戶，人均佔有耕地不到５畝。權黃村趙氏弟兄三人分家后，趙雲壽３口人、人均耕地６畝多，定為地主。趙根壽７口人、人均僅３畝多地，也被定為地主。大哥趙長鎖人均只有４畝地，因本人是鄉村醫生，由家人和一名長工耕作，也被劃為地主。
四川三台縣沒有幾戶夠得上地主、富農的人家。但是劃了９，１７０戶地主，人均佔有耕地只有６·９畝。被定為富農的５，１００戶，人均僅３·０畝地。這一萬四千餘戶，僅極少數夠得上「地主」，絕大多數是為土改而造出來的。即使這樣降低了標準，地主富農戶也才佔總戶數的６·４４％。
新津縣劃了１，８６４戶「富農」，人均土地僅２·２１畝，與該縣６，１５２戶中農的人均土地２·０１畝差不多。通過把數千戶中農強行劃成富農，使該縣地主富農戶數佔總戶數７·９２％、人口佔總人口９·９７％〔４２〕，才完成了毛澤東「戶數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的指標。
純為土改製造依據而划的所謂「富農戶」，全國當在百萬以上。
有些地方，如天津郊區農村，有眼光的地主看到政權將要易手，在共產黨控制政局前夕低價賣掉了田產。而不了解大局的農民貪圖便宜，買了地主的田地。不到一年，共產黨來了。接著土改，工作隊全然不按「地租作為全部或主要生活來源」的標準辦，更無視「連續這種生活滿三年者」的規定，把一天「地主生活」也沒過的農民劃成了「地主」。
中國農村遷移少，村民多為同族人。各村多有由族人生前或死後捐出的族田。這是該族人的公產。除族田外還有寺廟、學校等擁有的土地或其它財產。公田（或族田）出租所得做各種公用，或救濟貧困族人，或備災抗災，或發展教育，或年節時分谷分肉。家族之間在荒年時候以宗族祠堂土地生產的糧食互相救濟、供給貧家子弟上學，在祠堂設立義學。這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一大特色。
據毛澤東１９３０年在江西尋烏縣調查，尋烏縣公田佔全部耕田的４０％。１９５１年土改前，江西石城縣第一區的公產佔全部耕地的４９·４４％。
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的東莞、順德、中山等地，族廟公產要佔到６０％。
中共為了給暴力土改的政策製造根據，蓄意擴大「階級對立」，不惜將公田、族田、學田都計入地主名下，以修正「土地分散」的結論。因此全國各地地主的土地佔有量是完全「公私不分」，也就是包括了「公田、「族田」的。如浙江省北部地區，「在這次土地改革中統計，地主佔有土地（包括公堂、族田），約佔總數百分之四十左右。」
中共在土改划的「階級成份」中，有一類叫「小塊土地出租者」，簡稱「小土地出租」，歸屬「上中農」。但是很多地方為了完成指標，任意規定：只要出租了耕地就是地主。
出租耕地是原罪。有的農戶男性死亡，無耕作技能的婦女不得不靠田租養活自己。因此而被劃成地主。廣東有不少在外國打工的華僑。他們節衣縮食寄錢回鄉蓋起一座房子，買幾畝田出租，讓留守家鄉的妻子靠田租過上粗茶淡飯的日子。土改時，那些女人都被劃上「地主成份」，房產、田地一併被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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