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調整教會學校和摧毀全國聖母軍組織
1950年8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頒布了《私立高等學校管理暫行辦法》,其中明確規定:「私立學校的行政權、財政權及財產所有權均應由中國人掌握」;12月,又頒布了《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機關及宗教團體登記條例》;次年1月,教育部又發出《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教會學校及其他教育機關的指示》,特別指出要「將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與接受其他外國津貼的學校區分開來」,「應根據情況改由中國人私人出資辦理,或接收為公立學校,而美籍董事一律解職,美籍人員一律不得擔任學校行政職務,美籍教師可酌情處理。」
例如:在這樣的背景下,1950年10月發生了「輔仁大學事件」,輔仁大學成為政府接辦的第一所教會大學。
12月,聖約翰大學也正式宣布與美國聖公會脫離關係。
震旦大學雖然接受的是法國政府的資助,照理不屬於「特事特辦」之列,1951年1月30日,法籍耶穌會士茅若虛致信胡文耀,表示補助資金9000美元被美國凍結。這同樣使震旦大學陷入財政上的困難。
在財政上脫離了教會,只是去教會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是在教學內容和學生行為規範上脫離教會控制。首先是關於學科的問題。輔仁大學之後,教會大學相繼被政府接辦,並被要求不得開設違背於「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或「社會主義的」學科。在這一背景下,作為綜合大學的震旦大學可以進行科系調整,而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則面臨家政系當何去何從的問題。1951年5月金陵女大的校長吳貽芳說,金陵的家政系已經改為兒童福利系,而且金陵女子大學將併入南京大學。燕京大學的管理者也告知王國秀,家政系已解散,營養學系併入化學系,而兒童福利則成為心理系有關兒童發展和兒童心理學的一部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後來發展也與兩所學校基本一致:家政方面,營養學系在隨後的院系調整中併入復旦大學化學系,其餘則作為學前教育而併入南京師範大學;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也結束了它的歷史。
而更大的困難來源於宗教信仰。據稱,有90%以上的學生信徒都參加了「聖母軍」組織。震旦大學和女子文理學院及其附中,成為天主教上海教區抵抗新政權的強大力量。據親歷者的回憶錄稱,1950年天主教會下令禁止教徒參與任何與共產黨有關的活動或在支持共產黨的文書上簽字。1950年9月23日,新教的吳耀宗等人於聯名發表了「三自宣言」,發起「三自愛國運動」;作為應對,天主教會禁止信徒與「三自愛國運動」聯繫。在這樣的情形下,1951年6月,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在1951年內「摧毀全國聖母軍的組織」。 7月,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取締「聖母軍」,9月上海市公安機關先後抓捕一批「聖母軍」領導人物,所有天主教徒被要求籤字脫離與外國教會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9月,胡文耀參與組建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會,並任主席。
聖母軍是一個天主教教友的團體,於1921年在愛爾蘭於年創立,目前在全世界已經有超過300萬的會員。聖母軍創始人杜輝想藉由建立一個團體來幫助天主教信徒能夠履行自己在受洗時的誓言,以及可以參與一個有組織的教會團體來支持博愛與祈禱。聖母軍一開始只接受女性成員,直到1929年才有除了創辦人杜輝以外的男性成員加入。一開始這個團體進入各醫院服務,很快的他們開始活躍於各個貧苦的地方。聖母軍組織由愛爾蘭傳教士莫克勤神父於三十年代傳入中國,1948年教廷駐華公使將莫克勤調到上海后,聖母軍組織在全國許多地方迅速擴展,成立了許多分團、區團、支團。
1951年7月13日,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黃敬簽署併發布了第21號布告,宣布對天主教組織「聖母軍」予以取締,7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保護正當的信仰自由,取締反革命的「聖母軍」》一文。
《人民日報》一文的刊登,標誌著在全國範圍內的取締「聖母軍」的運動開始。10月8日,上海軍管會宣布取締「聖母軍」,各地的分支機先後被取締。從此,天主教「聖母軍」被逐出大陸,被宣布為非法組織,與「一貫道」等成為了反動會道門。
當時在上海任教職的金魯賢主教在其回憶錄《絕處逢生》中說到了一些原因:
政府在全國範圍內伸出重拳,出擊的對象是「聖母軍」。聖母軍起源於愛爾蘭,專為恭敬聖母並鼓勵教徒多做祈禱與行仁愛工作。黎培里為教宗駐愛爾蘭大使時發現這個組織。他認為有利團結信徒,提高他們的素質。調來中國后他大力提倡這個組織,聖母軍從基層開始分地區發展,每一個小團體請一位指導司鐸,小團體內有會長,也有小組長,分別負責祈禱、培訓、聯繫、財務等等工作。黎培里特調來愛爾蘭籍穆克勤神父(譯法不同,即莫克勤)作全國指導司鐸,全面負責。上海的聖母軍在青少年中特別在校學生中發展較快,個別神父也在堂區中組織。這個組織帶有「軍」字,特別引起共產黨的注意和重視,認為這個組織具有政治目的,帶有軍事性質。這類組織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絕對不許存在,必須徹底消滅。中央政府把聖母軍定性為反革命組織,勒令所有會員立即聲明退出。文件指出參加者都是地主分子、國民黨反革命分子等,必須登記退團,並要求退出的會員進行檢舉揭發,務求一網打盡。全國公安機關立即行動起來,在上海設立了幾十個退團登記點,勒令會員報到、填表。交出會員證、會員手冊,聲明自己幡然覺悟,宣布退出,寫下受騙上當經過等等。
金魯賢主教認為「聖母軍」惹來殺身之禍得原因是這個組織本身的名字就極具政治性,引起當局的封殺。事實上,各地「聖母軍」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為適應形勢發展,各地的「聖母軍」紛紛改名為「聖母會」,但為時已晚,還是被取締。
金魯賢主教所提到的原因僅僅是一個表面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應該是在1949年後在當局提倡的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中「聖母軍」反對激烈,公開號召教徒抵制,拒絕脫離羅馬教廷,因而導致天主教的「自立革新運動」進展緩慢。而當局為政權穩定考慮,為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最大限度地減弱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對反對聲最強的「聖母軍」的取締也就成為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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