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南地區看土地改革時真正的農民對地主的態度

從江南地區看土地改革時真正的農民對地主的態度

1950年土改時，江南地區遭鬥爭的部分人被打死。鎮江專區被鬥爭者7,563人，其中6,772人被打，被打者占鬥爭對象的89.54％。松江專區奉賢縣5個鄉鬥爭245人，打了其中的218人；嘉定縣馬陸區被斗36人，其中被打者31人；江陰縣沈舍鄉在26次鬥爭中被打死的3人，打得半死的4人，被小打的169人；宜興縣寺前鄉斗72人；武進縣遙觀鄉鬥了4人，打3人。有調查顯示，無錫縣遭到跪、凍、打的有872人。青浦縣龍固區在1950年11月1日至3日就打死17人。蘇南在鬥爭中一共打死60人，其中鎮江專區4人、常州專區6人、松江專區50人。實際上，被打死的不止此數，僅常州專區江陰縣長涇鄉就打死18人，金壇縣打死2人。

 土改期間，蘇南共有293人自殺，其中鎮江專區97人、蘇州專區81人、常州專區59人、松江專區22人、無錫縣24人。這些自殺者中，有些地主是畏罪自殺，有些地主感到土地財產被沒收了，生活沒有出路了，更多的自殺者是被亂斗亂打的氣氛所嚇倒，害怕在鬥爭中被折磨而自殺。江陰縣有2個女地主因怕鬥爭而上吊自殺。武進縣在鬥爭中嚇死及與鬥爭有關而自殺的有20人。宜興縣在鬥爭中造成地主23人自殺。溧陽縣中有26人自殺，其中地主14人、小土地出租者2人、富農1人、中農3人、貧農5人、其他成分1人。溧水縣有27人自殺，其中絕大部分為地主，不少是因為害怕鬥爭或在鬥爭被清算而自殺。

 所謂打人者既有幹部也有群眾，往往是幹部指示、默認打，甚至帶頭打，有時還進行鬥爭和打人比賽。許多幹部認為不打就是缺陷，指示並動員農民打人。武進縣一個區提出「幹部不能打，群眾可打」。該縣一個區委副書記在農代會上說：「要打就打，要罵就罵，有苦訴苦，有冤訴冤。」嘉定縣一個區的審判會上，有個幹部吹著口哨要求訴苦人打人，最後喊「不打就是包庇」。主持這次會的區委書記說：「要群眾鬥爭，規規矩矩是不可能的。」嘉定縣合村鄉鄉長在鬥爭會上喊：「地主老實不老實？」群眾答：「不！」鄉長又喊：「怎麼辦？」群眾說：「打！」這樣就打起來了。嘉定縣北營鄉開庭審判時，一個村幹部在群眾中喊：「要不要打嘴巴？」有的群眾答：「要！」他又喊：「打幾個？」群眾答：「打兩個！」他喊：「要誰打？」群眾答：「要訴苦人打！」台上的幹部對訴苦人說：「群眾要你打，你就打！」訴苦人說：「我從未打過人，我不打。」幹部繼續喊打，訴苦人才打了地主兩個嘴巴。幹部要求繼續打，甚至喊「不打是包庇！」高淳縣下壩鄉一幹部在鬥爭時號召：「歡迎某某上來鬥爭！歡迎某某上來打！」無錫縣一個區幹部指示群眾吊打偽保長的老婆和15歲的兒子，腳上掛石頭，弄得他們死去活來。崑山縣農會主任在鬥爭前布置：我一翻眼，你們就準備；我一合眼，你們就綁；我再一翻眼，你們就動手打；我手一擺，你們就停止。江陰縣的一個區長拿棍子在萬人大會上動員群眾打，要求每個訴苦人都要打，造成群眾不敢上台訴苦。丹徒縣高橋區三洲鄉幹部提出「鬥爭中有兩條路線，一條鬥爭地主，一條同情地主」，要挾群眾鬥爭地主，不少地方用「不鬥爭是包庇」、「不鬥爭要吃官司」來強迫群眾鬥爭地主。

不少區、鄉、村各級幹部親自上陣，帶頭打人。嘉定縣新建鄉鬥爭一個地主，區委宣傳科長首先上台打，然後是縣委工作隊、區幹部、村幹部、民兵輪流上台打。總結這次鬥爭會時，區委宣傳科長說：「打人是對的，會議是勝利的。」鄉長說：「我們代表農民，我們打就是農民打。」個別幹部認為，在鬥爭會上打人打得太輕是一種遺憾。嘉定縣南翔區一次鬥爭會，區委書記總結時很不滿意，說「最大的缺點就是打得輕，打得不漂亮」。江寧縣第四區土改工作隊幹部張道福連打7個地主。嘉定縣馬陸區動手打人者150人，其中區幹部2人、鄉幹部6人、村幹部29人、民兵12人、群眾109人。無錫縣開源區出現了鬥爭比賽，看誰斗得凶。

 以上情況很清楚，什麼人在興風作浪，將土地改革運動搞成腥風血雨。

 在遍及蘇南鄉村的亂斗亂打亂殺中，大部分農民並未失去理智，而是保持著最基本的人性。高淳縣下埃鄉小河村地主跪在那裡被凍打，個別農民掉淚。牆圖村台上幹部打，下面貧農王小化、陳老美等喊：「不要打了，再打再凍地主吃不消了。」高淳縣東埃鄉一個老太婆已準備好了控訴的內容，但到會場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憐，沒有訴苦而跑回去了。丹陽縣朝陽鄉六村地主金福昌（一般地主）不承認轉移過糧食，工作隊顧某便打他耳光。台下數百群眾齊聲叫道：「不能打，他是苦出來的好地主。」土改工作隊幹部為追交糧食，將地主韋張氏綁在柱子上不聞不問，韋張氏被綁得大哭大叫，驚動了周圍的群眾，絕大部分群眾覺得她可憐。丹徒縣九呂鄉鬥爭會上，當場有一老太婆低下頭流淚，同情被吊打的人。太倉縣浮北鄉鬥爭會上，有的群眾看到剝地主的衣服，跪在石頭上，就流淚，有的拔腿就跑。奉賢縣張翁廟鬥爭會上打死地主衛春陶，小學教師反映說：「罪應該死的可以正之以法，罪不該死的，不一定非把人家打死。」嘉定縣馬陸區新建鄉群眾說：「鬥爭地主是好的，但為什麼要打呢？」嘉定縣南周鄉幹部打鬥爭對象后，群眾很反感，區委書記去該鄉時300多群眾圍住他問：「為什麼要打？」嘉定縣長浜鄉打徐嘉如、徐衡人時，大部分民兵將民兵符號暗暗取下，怕大家要求他們動手打，婦女小孩都離開了會場。江陰縣長涇區沈舍鄉一次鬥爭4個地主，打死2個，參加會議的部分群眾不知為什麼要打死，反映說：「有罪應由政府判決，為啥要打死呢？」高淳縣雙橋鄉鬥爭地主時，鄉幹部用皮帶抽打，致使一些群眾同情地主：「哎呀，還光著身子，打不痛？」江寧縣秦淮鄉鬥爭地主湯萬金的兒媳，對她灌涼水時，80多到會群眾中嚇走60餘人，只剩下幾個民兵和積極分子。湯萬金外出討飯時，群眾給得特別多，標示同情。江寧縣水晶鄉鬥爭地主袁慕鑫時，民兵隊長周大好親自跳到台上打，農民說：「把他打暈，怎麼和他說理。」

 亂斗亂打現象的出現有多方面原因。首先，1951年11月華東第二次土地改革典型試驗會議提出「放手發動群眾，大膽開展運動」的方針，幹部們普遍將此方針理解為中共政策的改變，是糾正過去「和平土改」的偏向。蘇州市有的幹部認為，「放手是不要領導，這樣可痛快了，過去領導抓得太緊，所以只好和平土改」；太倉縣一些幹部認為，「過去上級約束太嚴，處處受到限制，現在有辦法了」。一些區允許鬥爭會任由少數農民、村幹部甚至二流子擺布，土改工作隊幹部默不作聲。無錫縣南泉區有些群眾反映；「現在政策大變，可打可殺，工作同志變成木頭人了。」部分幹部認為：「發動群眾就是開鬥爭會，而鬥爭就是打，只有打過，才是鬥爭過。打得狠就是狠狠地打一頓，群眾發動就是轟轟烈烈的熱鬧。」無錫縣一些幹部認為，放手發動群眾非亂打亂殺不可，「既要放手，為什麼又要遵守八項紀律呢」，「要去掉打、剝、跪、爬，發動群眾是困難的」。有些幹部甚至表示，「不許我們幹部打人，就情緒不高」。無錫縣盪口區坊橋鄉幹部還認為：「使農民能打罵，就是放手發動群眾的收穫。」土改初期，有些幹部有所顧慮，怕承擔責任，不敢亂來；當亂斗亂打的空氣瀰漫蘇南農村時，他們很快就拋棄了顧慮、恐懼和膽怯，如脫韁的野馬，在斗人打人中大顯身手。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僱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僱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僱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麼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裡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覆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里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

 同樣是地主，共產黨對土地在農村，人在城市的地主又網開一面，稱為工商地主，政策規定農村的人不允許進城揪斗工商地主。

地主到底是怎麼樣的人，整體來看到底可惡不可惡。

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辭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裡。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把萬貫家財化得乾乾淨淨，變為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為「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第二，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制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裡，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里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里，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團隊里，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信奉神佛的佔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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