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失敗，關鍵就是在財政上的失敗

如果說失敗，關鍵就是在財政上的失敗

軍人出身的蔣介石，腦子裡沒有經濟財政與戰爭間應具有何種恰當關係的概念，也缺乏現代經濟常識。開戰之初，蔣介石曾對馬歇爾說：「雖說在城市中的經濟狀況比較嚴重，但是中國的經濟大部分是建築在農村人口的基礎上的，因之，在一個長的時期內，不致有經濟崩潰的危險。」

他不知道，微薄的農業剩餘產值遠遠不夠他的那些機械化軍團的開銷，而戰前的各種政策又導致城市工商業不景氣，外國貸款也不肯輕易到位，最終，政府就只能靠發貨幣來維持龐大的軍事行動了。自負心頗強的蔣還不願讓財經專家干擾他的「剿共」戰爭。面對各種應對經濟危機措施都失靈后，政府高層於1947年5月召開會議，商談緩解財政赤字之問題，然對於削減軍費支出的方案，蔣介石一概拒絕。在蔣看來，一旦共產黨被消滅，通脹問題馬上會緩解。這種邏輯使他孤注一擲，並未發現現代化戰爭的「黑洞」一旦形成，最終會將開啟它的人和政權一起吞噬。

在國民黨統治的大多數時期內，其統治的經濟基礎主要是東中部沿海沿江城市，尤其是經濟發達的江浙。城市中的工商界是繳納稅收和認購公債的主力，他們為國民黨維持統治和進行戰爭提供了絕大多數資金。此外，由於居住於國民黨經濟、文化中心，以及中國與國外聯繫的通道上，城市中活躍的知識精英發出的聲音，對政治的影響非其他區域可比。因通脹率迅速上升，城市居民收入的上升和政府對居民微弱的補貼遠遠落後於法幣貶值的速度，城市居民破產了，這不僅給政府收入雪上加霜，還加快了城市精英和市民與政府離心的速度，社會動蕩加劇。

自1946年底至內戰結束，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武漢、杭州等城市的各大報刊中抨擊因政府之無能，導致的物價像脫韁野馬、民不聊生的文章幾乎成了每日的主題。

上海《文匯報》報道：「米店仍借口無米供應，故仍無粒米做開，······場外漲風益熾，特別白面猛叩三十萬大關。」「食油，漲無止境，市勢益形洶湧，因限價業已取消，貨主任意哄抬。」「雜糧，全面奔騰，價格再見高峰，因米價續告激升，貨主售意頗淡，黃豆售樣幾告絕跡，市上成交寥寥。」「麵粉漲勢益厲，因糧食俱告飛升，且有限價即將取消說，場外交易混亂，執主扳持益力。」「捲煙、火柴、肥皂等日用市價，連日上漲頗巨。昨晨日用品市場開市，勢極紊亂，一片喊買，人心激昂，執貨者只有漫天要價，不願脫貨，致形成無市狀態。」自1947年5月開始，江浙地區接連出現搶米事件。

江浙地區是當時國統區經濟最富庶的地區，戰火尚未波及，連這些地區都飢荒遍地，可想其他地區之境況何堪。為了彌補巨大的軍事開支，政府於1946年10月1日起，擴大了貨物稅之範圍，對麥粉、水泥、皮包、茶葉、飲料品、化妝品等新稅，提高了棉紗、煙酒等貨物稅率。1947年初又開徵了營業稅和建國特捐等。因軍費開支巨大，地方財政不得不將所得收入大量上繳中央。為了維持地方開支，再加上政府貪腐嚴重，內戰時的苛捐雜稅花樣多得出奇。這些稅費加重了人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

學界、工商界和工薪階層因惡性通貨膨脹而受到極大影響。學生無力承擔學費而輟學之現象湧現。在校學生缺衣少糧，營養不良。通脹使大學教授之薪水大為縮水，還抵不上抗戰前的三分之一。自南京地區來看，自1945年底到1946年底，物價上漲了十七倍，而教育人員薪金只增加了七倍。若以抗戰前物價為基數，至1947年4月，南京的生活指數已上漲了一萬兩千多倍。許多學校的學生和教師紛紛罷課、罷教，上街向政府請願抗議。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中共地下黨發動的「五二反飢餓、反內戰」運動才會在國統區形成氣候。

該運動獲得了社會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援。1946年至1947年，受物價上漲危害還有依賴外國市場和傾銷到國內市場洋貨競爭的城市民營工商業。高通脹使生產商不得不面對：實際購買力普遍下降導致需求減少；高工資；利率提高；燃料、水電及運輸費用有增無減；購銷稅和生產稅不斷增加；銀行不給提供貸款等影響生產積極性的弊病。惡性的通貨膨脹使民營工商業紛紛倒閉或歇業。

到1948年初，上海3000餘家大中型工廠開工率只有20%；天津工廠已倒閉70—80%；青島的1000餘家工廠的開工率還不到該市工廠總數的四分之一；廣東400家工廠能開工的不足100家；瀋陽3000多家商號僅存1000家。大批工人失業。在上海，尚未失業的工人因政府強要一些工人「捐款」以及工廠主為降低成本給工人減少工資等原因，紛紛舉行罷工，抗議政府的行為。商店和服務業多是晚開門，早打烊。此外，公務員等工薪階層因薪水貶值，而生活艱難，普遍對執政者感到不滿。

有人說：「財政上的失敗，就是把有錢的老百姓變成窮人，這就是蔣介石失敗到台灣的最大原因。」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