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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我覺得上一代人和我們這代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人性。
我們不講空話，舉幾個例子，比如梅蘭芳。梅蘭芳膽子很小，梅蘭芳很聽話，梅蘭芳很知進退。一般來講，他不太會在政治上怎麼表態，他非常想演戲，但是國家認為你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總結自己的藝術經驗上，所以由秘書執筆，他寫了《梅蘭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僅此而已。
梅蘭芳從49到61年，活了12年，一本書、一個戲打發了12年。但是梅蘭芳是無比的生動，生動在他的人性上。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他保存了自己最美好的東西。舉個例子，梅蘭芳有個梅黨，不是捧誰就是梅黨，你能進得他的書房你才叫梅黨。進書房的人很少，入梅党進書房的都是什麼人？
都是大資本家，大銀行家，大名人，大文人，還有大漢奸。因為他們有很好的審美經驗，他們有非常好的智慧，他們有雄厚的財力，他們可以無條件地把自己的這些優勢輸送給梅蘭芳，梅蘭芳一個人在台上，成就他的人是數以大計，還不要說他的觀眾。
49年以後梅黨基本上在新政權的高壓下土崩瓦解，抓的抓，斃的斃，發配的發配。比如馮耿光就在上海，他不常打電話，但是馮耿光一旦要給護國寺甲一號打電話，必然是梅蘭芳親接，而且談話時間很長。這就很難得，因為梅先生是不接電話的。
再舉一個例子，現在有一個花旦叫劉長瑜（原名周長瑜），他的父親叫周大文，偽北平市長。此後一擄到底，到康樂菜館做了廚子。梅蘭芳常常去康樂吃飯，吃完飯之後，一定到廚房去道謝，要跟周大文握手，要寒喧。梅蘭芳有四個秘書，其中一個秘書是公安人員親自到梅宅去抓走的，如果我記憶沒有太多錯誤的話，他應該是偽縣長。
梅先生非常重視才、文筆、思路、社交，四個秘書是他的運作班子。這個人就抓了，抓了之後就死了（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個人應該是被槍斃了），之後梅先生跟大奶奶（大奶奶就是福芝芳，這跟陳凱歌電影裡面形象是不一樣的）說，你把他的家眷叫來。
這些材料上都沒有的，材料上也不會有，梅先生自己也不會講。偽縣長的太太就來了，來了之後閑雜人等一概迴避，大奶奶在側，梅先生就問，你有幾個孩子。她說我有兩個孩子。他說這樣吧，什麼都別想了，您好好把孩子帶好，從今天起，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費用我負擔。這叫梅蘭芳，這是人性，那一代人是這樣過來的。
朋友聚會，在說俞振飛的緋聞，他插了一句「從此陳太太就名正言順了」，就說了這一句，回去自責：我說話太刻薄，下次不可。最讓我感動的，他和一個人約的早7點西直門溜彎。那天程先生沒起來，失約，他自責，登門道謝，再一天拿了兩瓶40年法國酒去道歉。這在我們今天，人們都是：我昨天忘了。但是他健全的人性不允許他這樣，失信是個人品德中很嚴重的缺點。我們今天再沒有這樣的行為和舉止。
所以我常常有感於我們在心靈上，我們和前輩，我們在人性的完善上，我們和前輩真是差的太遠太遠，我覺得最大的差距是在這裡，而並不在於這一代人事業上的貢獻或者說你的作為。有些是不可比的，比如張伯駒能夠捐那麼多的好東西，張伯駒有錢，咱們沒有錢，這個不比。但是在人性的豐富性、複雜性和完善上，你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和前一代差距真是非常大。
我這裡補一句話，周佛海的機要秘書是孫曜東，他被關了幾十年，後來在軍警獻策的時候被釋放出來，回到上海，給了一筆錢就算打發了，出來給了一個安置費，他沒有辦法過日子，給張伯駒寫了一封信。你要知道在文革期間，75年，大家錢都很少，他在上海的時候吃了閉門羹，原來他們家開飯兩桌，一桌孫家，還有一桌是唱戲的，他曾經找過所謂的藝術家，最後人家都沒有怎麼搭理他，因為75年大家經濟上都很困難，他冒然地給張伯駒寫了一封信，張伯駒立刻讓潘素每月給孫先生寄40塊錢。
朋友們，那是文革75年。還沒完，張伯駒又跟大奶奶（福芝芳）說，他說孫先生出來了，生活很困難，我讓潘素每月寄40塊錢。福芝芳二話沒說，潘素寄多少我寄多少。以後福芝芳每月照樣給孫先生寄40塊錢。
所以我們一直認為，福芝芳身上不是霸氣，福芝芳身上是俠氣。這個差別是太大了，如果再問文革中她對楊寶忠一家，她對尚小林一家，她死後對許多人，你會為之落淚，因為福芝芳的所為完全是她的天性，我應該這樣，大爺沒了，大奶奶在，我能擔多少我擔多少。
我覺得這是那一代人和我們這一代人很大的差別。啥都沒說就走了，個個是角兒。我就覺得那一代人走了，啥都沒說，個個是角兒，包括康同壁一手好字，一手好畫，一手好詩，她是第一批中央文史館的館員。溫家寶還比較喜歡詩詞，現在他也常常說點詩詞，他說文史館是不是該出本詩集。就這個堂堂中央文史館，不存康同壁的一首詩，最後沒有辦法，他們說，我們覺得恐怕要找那個叫章詒和的人。然後就輾轉問說，你有沒有康同壁的詩詞。我說我有，不是原件，是複印件。他說能不能我們複印。我說不用複印了，我就送給你們。因為人家康先生就是那的。一點聲音都沒有。
康同壁後來發病住在醫院，沒地方讓她住，就住在挂號處的通道里，風吹著。人家說，這是名流，是不是能找間房。名流？名流就該這樣吹。一直把康先生吹死。你想想，我就覺得那一代人，對他們極不公正，什麼都沒有講。這些人是非常會講的，我講的不一定都是寫報告，我說的是文字、繪畫這些。什麼都沒有留下就走了。我就覺得我認識他們，我要活下來我就得寫他們。
我常常跟賀衛方講，我說我們都沒有故事，你也沒有故事，我也沒有故事，那一代人絕對是故事。朋友們，我沒講的多著呢，他們真是太生動。
有的不一定說多糟糕，我就舉一個細節。我現在在研究程硯秋程先生，他住在海淀，玉泉山底下程家花園。有一天他調嗓子，正調著嗓子，出來一個人，（說）您別叫了，中央首長在睡覺。程先生，得，咱就回去吧。過了一個星期，他又去了，他又調嗓子，他說您別調，我們中央首長還睡覺呢。程先生說，他什麼時候能醒啊。絕對是原版，我絕不扯謊。他說咱這首長什麼時候能醒啊，您跟我說一點行嗎。他說我是唱戲的，我必須得調嗓子。
後來那人說，您下午。他說好。但是你要知道，唱戲的必須是早上調嗓子，沒說下午，下午那就歇了，因為晚上該開鑼了。到下午了，他一調，那門又開了，出來一個首長，程硯秋一看，閱人無數，一看，這就是每天早上睡覺不讓調嗓子的那個。後來程硯秋就走了，沒打招呼，他覺得不是他所能夠往來的人，就走了。那警衛員就說，這就是每天早上調嗓子的，我沒讓他調。這首長說，趕緊給我問問他叫什麼名字。再一天下午，程先生又去調了，這警務員就說，請問您尊姓大名。程硯秋。這就報上，跟著這首長就出來了，我是你的戲迷。程先生說，您尊姓大名。任弼時。無限的精彩，我寫程先生這些都沒寫。
後來兩個人特有意思，他說我是你戲迷，我最愛聽你唱《鎖麟囊》。程硯秋說《鎖麟囊》我不唱了。為什麼不唱？不是您給禁的嗎！這開玩笑了。他說不唱了。他說我到哪聽去？他說我最後一次中南海。後來任弼時說那天我沒去。他說這麼著吧，我給你弄一個唱片。任弼時說您什麼時候能拿給我。他說好象三日之後。那天四門大開，程硯秋就進了任弼時的房間，任弼時特別高興，接受了他這個《鎖麟囊》的禮物。任弼時說，您送給我禮物，我也得回贈。一本《共產黨宣言》。程先生說，我謝謝您，回去咱好好閱讀。這些都非常有意思。後來程先生拿了這本書也沒看，就擱那了。
這就叫故事，這些人是有故事的，我們是沒有故事的。甭管我們倆在杭州也好，在上海也好，你沒有故事可寫。現在就是這樣。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夠和這批人認識，還有故事，我就覺得我寫出來，其他的都不在我考慮之內。
梅蘭芳從49到61年，活了12年，一本書、一個戲打發了12年。但是梅蘭芳是無比的生動，生動在他的人性上。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他保存了自己最美好的東西。舉個例子，梅蘭芳有個梅黨，不是捧誰就是梅黨，你能進得他的書房你才叫梅黨。進書房的人很少，入梅党進書房的都是什麼人？
都是大資本家，大銀行家，大名人，大文人，還有大漢奸。因為他們有很好的審美經驗，他們有非常好的智慧，他們有雄厚的財力，他們可以無條件地把自己的這些優勢輸送給梅蘭芳，梅蘭芳一個人在台上，成就他的人是數以大計，還不要說他的觀眾。
49年以後梅黨基本上在新政權的高壓下土崩瓦解，抓的抓，斃的斃，發配的發配。比如馮耿光就在上海，他不常打電話，但是馮耿光一旦要給護國寺甲一號打電話，必然是梅蘭芳親接，而且談話時間很長。這就很難得，因為梅先生是不接電話的。
再舉一個例子，現在有一個花旦叫劉長瑜（原名周長瑜），他的父親叫周大文，偽北平市長。此後一擄到底，到康樂菜館做了廚子。梅蘭芳常常去康樂吃飯，吃完飯之後，一定到廚房去道謝，要跟周大文握手，要寒喧。梅蘭芳有四個秘書，其中一個秘書是公安人員親自到梅宅去抓走的，如果我記憶沒有太多錯誤的話，他應該是偽縣長。
梅先生非常重視才、文筆、思路、社交，四個秘書是他的運作班子。這個人就抓了，抓了之後就死了（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個人應該是被槍斃了），之後梅先生跟大奶奶（大奶奶就是福芝芳，這跟陳凱歌電影裡面形象是不一樣的）說，你把他的家眷叫來。
這些材料上都沒有的，材料上也不會有，梅先生自己也不會講。偽縣長的太太就來了，來了之後閑雜人等一概迴避，大奶奶在側，梅先生就問，你有幾個孩子。她說我有兩個孩子。他說這樣吧，什麼都別想了，您好好把孩子帶好，從今天起，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費用我負擔。這叫梅蘭芳，這是人性，那一代人是這樣過來的。
朋友聚會，在說俞振飛的緋聞，他插了一句「從此陳太太就名正言順了」，就說了這一句，回去自責：我說話太刻薄，下次不可。最讓我感動的，他和一個人約的早7點西直門溜彎。那天程先生沒起來，失約，他自責，登門道謝，再一天拿了兩瓶40年法國酒去道歉。這在我們今天，人們都是：我昨天忘了。但是他健全的人性不允許他這樣，失信是個人品德中很嚴重的缺點。我們今天再沒有這樣的行為和舉止。
所以我常常有感於我們在心靈上，我們和前輩，我們在人性的完善上，我們和前輩真是差的太遠太遠，我覺得最大的差距是在這裡，而並不在於這一代人事業上的貢獻或者說你的作為。有些是不可比的，比如張伯駒能夠捐那麼多的好東西，張伯駒有錢，咱們沒有錢，這個不比。但是在人性的豐富性、複雜性和完善上，你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和前一代差距真是非常大。
我這裡補一句話，周佛海的機要秘書是孫曜東，他被關了幾十年，後來在軍警獻策的時候被釋放出來，回到上海，給了一筆錢就算打發了，出來給了一個安置費，他沒有辦法過日子，給張伯駒寫了一封信。你要知道在文革期間，75年，大家錢都很少，他在上海的時候吃了閉門羹，原來他們家開飯兩桌，一桌孫家，還有一桌是唱戲的，他曾經找過所謂的藝術家，最後人家都沒有怎麼搭理他，因為75年大家經濟上都很困難，他冒然地給張伯駒寫了一封信，張伯駒立刻讓潘素每月給孫先生寄40塊錢。
朋友們，那是文革75年。還沒完，張伯駒又跟大奶奶（福芝芳）說，他說孫先生出來了，生活很困難，我讓潘素每月寄40塊錢。福芝芳二話沒說，潘素寄多少我寄多少。以後福芝芳每月照樣給孫先生寄40塊錢。
所以我們一直認為，福芝芳身上不是霸氣，福芝芳身上是俠氣。這個差別是太大了，如果再問文革中她對楊寶忠一家，她對尚小林一家，她死後對許多人，你會為之落淚，因為福芝芳的所為完全是她的天性，我應該這樣，大爺沒了，大奶奶在，我能擔多少我擔多少。
我覺得這是那一代人和我們這一代人很大的差別。啥都沒說就走了，個個是角兒。我就覺得那一代人走了，啥都沒說，個個是角兒，包括康同壁一手好字，一手好畫，一手好詩，她是第一批中央文史館的館員。溫家寶還比較喜歡詩詞，現在他也常常說點詩詞，他說文史館是不是該出本詩集。就這個堂堂中央文史館，不存康同壁的一首詩，最後沒有辦法，他們說，我們覺得恐怕要找那個叫章詒和的人。然後就輾轉問說，你有沒有康同壁的詩詞。我說我有，不是原件，是複印件。他說能不能我們複印。我說不用複印了，我就送給你們。因為人家康先生就是那的。一點聲音都沒有。
康同壁後來發病住在醫院，沒地方讓她住，就住在挂號處的通道里，風吹著。人家說，這是名流，是不是能找間房。名流？名流就該這樣吹。一直把康先生吹死。你想想，我就覺得那一代人，對他們極不公正，什麼都沒有講。這些人是非常會講的，我講的不一定都是寫報告，我說的是文字、繪畫這些。什麼都沒有留下就走了。我就覺得我認識他們，我要活下來我就得寫他們。
我常常跟賀衛方講，我說我們都沒有故事，你也沒有故事，我也沒有故事，那一代人絕對是故事。朋友們，我沒講的多著呢，他們真是太生動。
有的不一定說多糟糕，我就舉一個細節。我現在在研究程硯秋程先生，他住在海淀，玉泉山底下程家花園。有一天他調嗓子，正調著嗓子，出來一個人，（說）您別叫了，中央首長在睡覺。程先生，得，咱就回去吧。過了一個星期，他又去了，他又調嗓子，他說您別調，我們中央首長還睡覺呢。程先生說，他什麼時候能醒啊。絕對是原版，我絕不扯謊。他說咱這首長什麼時候能醒啊，您跟我說一點行嗎。他說我是唱戲的，我必須得調嗓子。
後來那人說，您下午。他說好。但是你要知道，唱戲的必須是早上調嗓子，沒說下午，下午那就歇了，因為晚上該開鑼了。到下午了，他一調，那門又開了，出來一個首長，程硯秋一看，閱人無數，一看，這就是每天早上睡覺不讓調嗓子的那個。後來程硯秋就走了，沒打招呼，他覺得不是他所能夠往來的人，就走了。那警衛員就說，這就是每天早上調嗓子的，我沒讓他調。這首長說，趕緊給我問問他叫什麼名字。再一天下午，程先生又去調了，這警務員就說，請問您尊姓大名。程硯秋。這就報上，跟著這首長就出來了，我是你的戲迷。程先生說，您尊姓大名。任弼時。無限的精彩，我寫程先生這些都沒寫。
後來兩個人特有意思，他說我是你戲迷，我最愛聽你唱《鎖麟囊》。程硯秋說《鎖麟囊》我不唱了。為什麼不唱？不是您給禁的嗎！這開玩笑了。他說不唱了。他說我到哪聽去？他說我最後一次中南海。後來任弼時說那天我沒去。他說這麼著吧，我給你弄一個唱片。任弼時說您什麼時候能拿給我。他說好象三日之後。那天四門大開，程硯秋就進了任弼時的房間，任弼時特別高興，接受了他這個《鎖麟囊》的禮物。任弼時說，您送給我禮物，我也得回贈。一本《共產黨宣言》。程先生說，我謝謝您，回去咱好好閱讀。這些都非常有意思。後來程先生拿了這本書也沒看，就擱那了。
這就叫故事，這些人是有故事的，我們是沒有故事的。甭管我們倆在杭州也好，在上海也好，你沒有故事可寫。現在就是這樣。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夠和這批人認識，還有故事，我就覺得我寫出來，其他的都不在我考慮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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