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無效基建」、「過度基建」的嘆息
這兩年地方財政吃緊,部分高鐵站暫停使用。「過度基建」的問題浮出了水面。再仔細一看,比暫停使用更奇幻的是,還有一些高鐵站建成后壓根沒有啟用過。
比如最近「很紅」的海南儋州海頭高鐵站,投資超4千萬,站房面積近2千平,建好8年卻不投用。這「壕無人性」的消息,還帶火了儋州市。這座百萬人口的小城市,竟然造了三個高鐵站,眾人驚呼看不懂。
其實,儋州建三個高鐵站還是保守的。人家三線城市桂林一口氣造了九個:全州南站、永福南站、興安北站、五通站、恭城站、陽朔站、桂林西站、桂林北站和桂林站。一口氣念出來,需要繞口令的功底。
桂林是老牌旅遊城市,交通基礎設施高配一點可以理解,但也不能把高鐵站當地鐵站配置啊。這算是湊個「九星連珠」討口彩嗎?那代價未免也太大了。「九星連珠」中的五通站,總投資5千多萬,已經有大半年時間沒有高鐵動車停靠了。這個五通站是典型的先天不足,2014年12月底貴廣高鐵開通運營,五通站就掉隊了,一直拖到2018年3月正式開站。開站初期只有7趟動車停靠,日均發送客流量不到200人次。然而,這已經是「出道即巔峰」了。後面更是越用人越少,時開時停,最後長期「暫停使用」,毫無懸念。
海南和廣西都的經濟基礎薄弱、財政基礎差,養不起「閑站」。可是,「地主家也沒餘糧」,「全國首富」的江蘇省也養不起。2020年4月,蘇州崑山的花橋站和鎮江句容的寶華山站,因客流稀少被關停。省會南京的江浦站和紫金山東站,更是建成10多年未啟用。
人流不及預期算是意外,可是有的高鐵站選址規劃,彷彿就是為了避開人流精心設計的。孝感北站距離城區100公里。當地人不到萬不得已,誰願意坐一兩小時車去孝感北站呢?這座耗資1.2億修建的一等站,大部分日子每天只有100多乘客,還沒車站員工多。更誇張的是遵義南站,從市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該站,耗時超過3小時。「南站」真成了「難站」。
毋庸諱言,高鐵站建設已經是過度基建、無效基建的重災區。公開信息顯示,2022年中國高鐵共建有車站5544個,其中特等站50個,一等站236個、二等站353個、三等站939個。「等內」的加在一起,佔比不到30%。這還包括了孝感北站這樣一等配置、三等客流的「超模單位」。這5544個高鐵站到底有多少能有效利用,很讓人擔憂。
現在回頭看,「基建狂魔」確實很準確——當年扎堆上馬高鐵站有多「狂」,今天就有多「魔怔」。說好的科學規劃、嚴格預算呢?反覆論證、層層審批,幾千萬、上億的大型項目就這麼「閑置」著?那些乘客沒有車站員工多的「閑站」,每年還要幾百萬去維持運營,到底圖什麼?
對「無效基建」、「過度基建」已經有了很多反思。很多人歸咎「唯GDP論的政績考核標準」,不能說沒道理,卻是老生常談的「有道理」。
2008年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開啟的大基建模式,讓很多地方政府看到了提升GDP的捷徑。打樁機一響,好幾年的GDP考核指標穩了。那輪大基建的主角是高鐵,順理成章地成為各地方政府爭相上馬的香餑餑。就事論事,很多過度基建、無效基建項目上馬,確實是GDP考核驅動。
可是,換成其他考核指標,就能避免地方政府用力過猛的現象嗎?天真了。換成民生保障考核標準,總出不了錯了吧?請看網紅城市鶴崗。2011年,鶴崗被確定為資源枯竭型城市。對這一類城市的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指標,取消了GDP等經濟指標考核,民生保障指標取而代之。於是乎,鶴崗2013年到2018年造了11萬套保障房。這座戶籍人口不到百萬、常住人口大量流出的收縮性城市「房滿為患」。竟有市民家庭分到了四套保障房,人均一套,可以春夏秋冬輪著住。但是,坐擁四房的市民卻高興不起來。因為保障房是要補差價的,每平米350元到550元不等。單價可能不算貴,但是四套房加在一起可不是小數目。要知道鶴崗種韭菜式的「種」保障房同時,大量煤礦被關停。很多市民是拿著「散夥錢」給保障房補差價的。
後來的故事,全網皆知。「房滿為患」的鶴崗,房子跌成了白菜價,連房地產中介都干不下去了。市民補差價的錢,毫無懸念地打了水漂。
鶴崗過剩的保障房,既是無效基建,也是無效保障。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並沒有因為取消GDP考核而改變,還是不顧後果、用力過猛的老配方、老味道。
自上而下的政績考核,就像高考命題作文。怎麼換命題,寫法還是那一套。環保一票否決,大片工廠關停;加強市場監管,開罰單開到手軟;優化市容市貌,店招統一改成莊嚴肅穆的黑白配。都說地方政府沒有行政效率,完全是誤解。只要考核指標的大棒子一敲,地方政府就能創造奇迹。
眾害相權取其輕,「唯GDP論」考核還不算是最差的。至少在「發明」基建投資拉動GDP之前,「唯GDP論」多少還算抓住了地方行政和本地民生的節點。地方政府為了經濟指標考核,多少還有點「放水養魚」的意識,對本地經濟的正常運行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甚至鼓勵。破事沒少做、壞事沒做絕,也算是種微妙的平衡,直到「基建拉動」的捷徑出現后自我放飛。
「基建拉動」只需要上面蓋章、銀行給錢,就能幹起來。哪裡還顧得上地方經濟被透支?規劃不合理、債務負擔過重等等問題,都是將來的事。鐵打的地方政府、流水的班子,等這些問題暴露出來,人家都不一定在任了,哪能想那麼多?
面對地方政府無效基建、過度基建的爛攤子,很多反思者把「事後追責」當作靈丹妙藥。那是想當然了。
真要追責,那就得順著審批流程一追一大串,怎麼追?當年的層層審批,追責時自然而然地官官相護。
就算是抓典型開刀,法不責眾,都是那麼乾的,挨刀是小概率事件。要是當時怕事後追責就「不作為」,那是「當場暴斃」。有腦子的都知道怎麼選,「事後追責」並沒有想象中的威懾力。
就算不幸真成了「事後追責」的典型,至多是決策失誤的行政責任,內部處理一下,官途多了一段彎路罷了。風頭一過,還是好官我自為之。就算過不去,該有的都有了,也算值了。
歸根結底,自上而下的政績考核就是命題作文。上面命題、上面改卷子,唯GDP論也好,唯其他什麼也罷,本質上都是唯上。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下面執行時再卷一卷,敢下狠手的勝出,用力過猛、執行過度就是必然的。所以,唯上的政績考核機制,考核什麼都一樣,無非是折騰的力度和角度有所不同罷了。
至於無效基建、過度基建暴露出來的其他問題,諸如地方財政缺乏自律、規劃把關不嚴等等,都是這套自上而下、唯上是從的考核機制伴生的系統性問題。地方財政的盤子就那麼大,能調動的資源就那麼多,今天突出這個、明天突出那個,真要嚴控財政預算,怎麼推行呢?政績目標是自上而下壓的,規劃審批也是自上而下審批的,嚴控的程度只取決於對政績目標的重視程度。真要有板有眼地嚴格把關,結果還是啥也幹不了。這些看上去是局部的技術問題,卻在技術層面無解。
機制的根本問題不解決,局部的修修補補能解決什麼問題呢?修修補補那麼多年,能修補的都修補了,剩下的就是無解的尾部問題。
其實,地方政府追求政績沒有錯。發展地方經濟就要重視GDP等經濟指標,這也沒有錯。全世界就沒有不要政績、不重視經濟指標的地方行政。正常的事搞得如此反常,確實有必要反思。既然要反思,那就真反思,而不是搞些老生常談的皮相之論假反思自我安慰。假裝反思、胡亂反思,那還不如不反思。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