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美國著名歷史學者談中美關係中的關鍵問題

國慶，美國著名歷史學者談中美關係中的關鍵問題

先說有關何時何事何人導致美國社會上下對中國、中共甚至中國人出現反感，大致也可以歸納為三種觀點。

第一，2008年。這種觀點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是起點，因為從那時起，西方世界深陷金融危機，中國卻一花獨放，逆向發展。不到兩年，在2010年，中國的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老二，西方世界和美國社會深深地感受到了危機，有點類似1964年中國研製原子彈成功，美國上下感到震驚一樣。

第二，2012年。2012年中國走進新時代，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放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戰略的動作，包括南海、香港、台海、新疆、修憲、一帶一路，都是美國民眾改變對中國看法的動因。

第三，2018年或2020。2018年美國政府的一系列動作，惡化了中美緊張局勢，一大標誌是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的重大政策演講，意味著美國對中國自1994年柯林頓以來的接觸政策的終結，也意味著中美全面脫鉤的開始。隨後的一系列衝突，強化了這種脫鉤戰略的實施，包括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防疫戰、區域戰，甚至民航戰等，十面埋伏，全面發難。美國對華的接觸戰略正式終結。

總之，自2008年或2012年或2018年以來，中國逐漸失去了部分美國的民心。

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2020年4月，是美國民意在過去41年來對中國最不友好的一年，不喜歡中國的比例突破歷史最高紀錄，從1989年3月的13%，到今天的67%；喜歡的比例從1989年3月的72%，降到現在的33%。即使1989年8月也只有53%不喜歡，喜歡的也有35%，形勢很嚴重。

於是，兩國逐漸從合作者，變成了競爭者，甚至是敵對者。其中的要素不外六個：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實力消長（老大與老二之爭）、經貿衝突、區域衝突、以及領導人因素。

歷史就是這麼如此往複地出現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冷戰、接觸、再冷戰。所以，對於具有歷史感的人，今天的討論非常有意義。我們更希望中美雙方的智庫都能理性、平衡、客觀地分析今天兩國再度面臨新冷戰的原因、案例、後果，尤其需要假設，如果中美博弈的牌局還能再來一次，雙方是否可能少出或不出哪些臭牌、爛牌、蠢牌。

我是不想、不能也不敢對未來中美關係算命，因為我們歷史學者只相信結果，不討論如果。但學歷史能幫助我們產生四大功能：記憶、敬畏、謙卑和寬容。現在讓我們看看從歷史中能得到什麽樣的啟示。

第一，中美關係改善的幾大節點，主要靠人為努力。長期在美國讀史，導致我越來越傾向於認同一些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因為過於迷信唯物主義的一大後果是相信宿命論，以為一切由客觀、經濟、戰略、制度決定，人是沒有什麽努力的空間。成也客觀、敗也客觀。其實，我研究歷史的心得是，個人、眾人在歷史發展中，經常發生決定性作用，而不是完全由客觀環境、經濟發展、戰略格局、制度文化所決定。

中美關係歷史發展都證明了許多關鍵的節點是由個人所決定，與客觀環境沒有必然聯繫。例如毛澤東在吃了安眠藥、昏昏欲睡之時，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於1971年4月訪華，從此小球轉動了大球；1972年尼克松訪華，毛澤東一句「台灣事小，世界事大」，就將美國在台灣的存在這一本質性問題，雲淡風輕地一句帶過；1979年，鄧小平在決定中美建交時，也不再堅持美國必須停止軍售台灣，尤其對此後美台簽訂的《台灣關係法》，也是眼開眼閉，但這可是當年毛、周定下的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三大底線之一：斷交、撤軍、毀約，毀掉美台「共同防禦條約」；2001年4月11日，王海的南海撞機事件，柯林頓死活不說apologize，只是將一句sorry, 變成了very sorry而言，結果也就雨過天晴了。

第二，中美關係惡化的節點也大多是人為的因素決定。今天，人為因素是從正面向反面運作，是不斷向脫鉤方向發展，形成負反饋效應，出現所謂的加速度分離的趨勢。

目前，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力量和美國國內的脫鉤力量，表面上是逆向而行，勢不兩立，但實際效果是殊途同歸、相向而行，中國的左和美國的右，都是追求自力更生、獨立自主、閉關鎖國的方向，美國鷹派需要中國民粹的友好「配合」，進一步激化中美矛盾，才有可能長期推行脫鉤政策，華為就是一塊引誘中國民粹這頭公牛發怒的「紅布」。所以，極左與極右經常是驚人的相似，線的兩端，一旦成為圓形，就自己不自覺地擁抱在一起。歷史就是這麼諷刺與哭笑不得。

眾多危機集合的結果，正在導致中美關係向自由落體的趨勢下滑，尤其是美國對華四派出現驚人的一致：接觸派、務實派、民粹派和強硬派，前面三派共同向強硬派或鷹派靠攏。

第三，從未來而言，中國還有人為的空間，推動中美友好。我們失望，但還不至於絕望。法國總統馬克龍說：「是該想一想不可想像的事情了」（It is time to think the unthinkable）。毛澤東說：在困難的時候，我們要看到光明。只有多從主觀方面尋找原因和動力，我們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我們人力難以控制的因素。

目前而言，中美推動兩國關係走向正面的機會與窗口還剩幾個。

其一，是美國的地方因素。All politics is local。美國所有的政治都是與地方有關。這個地方主要是指州、市、縣和社區。至今，美國地方支持中美合作的根基還沒有出現根本性的動搖。以前中國只關心白宮，後來開始關心國會，然後關心跨國大企業，現在必須與美國的地方建立命運共同體，潛力極大。這次防疫大戰，中國與加州和紐約進行了很有效的合作，就是明證。

其二，是普通民眾的因素。美國向來是先有公眾輿論，後有外交政策。對於民意調查，建議大家要結合蓋洛普和皮尤兩大民意調查機構，比較分析。蓋洛普的長處是同一個問題，持續幾十年地問，形成趨勢；皮尤的長處是具有深度與分類。今年3/29皮尤進行的民調有四大數據值得分析，有助於尋找阻止中美關係惡化的思路。

一是美國50歲以下的年輕人，對待中國不友好的比例較少（藍色），53% vs 72%」 。

二是美國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對中國不友好的比例相對較低，62% vs 72%。

三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比中國更有可能成為世界經濟的龍頭，59% vs 30%。這能幫助美國人不斷增加自信，減少危機感和焦慮感。

四是83%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軍事力量比中國強，絕對的自信。

所以，民意的波動真正應驗了民意如流水的真理，只要一有風吹草動，民意立即出現正向或反向波動。所以，希望大家密切關注民意的趨勢，過去41年，哪些年出現波動？為什麽這些年會出現波動？什麽具體事件導致這些波動？有了這些實證數據以後，再去研究如何防止美國民意的波動？又如何拉抬美國的民意？我們學經濟史的不僅相信理性，更相信演化理性，一定要觀察歷史演進過程中的民意。

其三，550萬美國華人的因素。我們這批人是中美關係友好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改革了，我們上大學；開放了，我們留學美國。所以，面對中美關係的危機，大家千萬不要幸災樂禍、置身事外、隔岸觀火、互相甩鍋，要多多提倡550萬美國華人命運共同體。

我們需要多多告誡美國各界，要王道，不要霸道，王道是do what you should，美國要多做自己應該做的，這就具有道德標杆，追求一個道德的上限，不要比爛，更不要用劣幣驅逐良幣；霸道是do what you can，美國只做自己能做的，比如類似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因為能力有限，就放棄不做了，只想美國優先。尤其是，霸道意味著：只要我能做，就做，於是就可能出現：只要我的實力決定我能放火，只要我能阻止你點燈，我就做！這就會導致美國的世界地位不斷地向下沉淪。

其四，中國還是需要低調行事。美國在19世紀的GDP水平，幾乎不被人注意，其排名一直躲在很難被發現的位置，長期排在中印英法德的後面，如1820年的GDP。

但在美國於1877年完成美國南部戰後重建、1890年完成西部邊疆開發，內功大增，突然彎道超車，在1890年，其GDP成為世界老大，使英法德三個歐洲強國，防不勝防。見1890年的GDP。

尤其是美國成為GDP老大后，一直韜光養晦到1945年，裝「孫子」的時間長達整整55多年。還有，你看美國在1930年的GDP，已經遠遠超過世界各國，但無論參加一戰還是二戰，美國開始都不想秀肌肉，都是被逼無奈、情非所願。

例如，當蘇聯1917年10月革命後退出一戰，美國才加入一戰；同樣，二戰打了二年多，珍珠港事件才逼著美國沒有退路，被逼上陣，因為美國當時一直信奉孤立主義，而不是國際主義。一直到了戰後，實在沒法遮遮掩掩了，才雄赳赳、氣昂昂地成為真正的老大。只是在2016年後，在現任美國總統的努力下，美國的外交戰略再度從全球主義拉回到民族主義。

所以，中國應該深深體會在國際舞台上，懂得低調、謙卑的種種好處。應該多強調中國還有6億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或140美元而已；多強調我們現在只能搞地毯經濟，才能生存下去；多強調第二波疫情在北京反彈的悲情，而不是高姿態地發表什麽抗疫白皮書，少在別人還在受傷的心口上撒鹽，多亮亮自己的傷口和多晒晒自己的弱點，在此時此刻，非常有用。

尤其是，在行動上不要爭老大。歷史事實早已證明，一旦國力大漲，更需要在內外政策上謙虛謹慎不張揚，減少與老大正面對撞的力度。過去130年的美國發展史表明，當美國在1890年成為GDP老大后，已經完敗了四個老二強國（不一定以GDP為標準的老二）：英國、德國、蘇聯和日本，對手既有不同的制度和信仰，如德國法西斯和蘇聯共產主義；也有不同人種的盟友，如日本；更有同文同種同制度同戰友的英國，統統碾壓沒商量。所以，美國整老二的戰略和戰術已經整得爐火純青。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