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護共產黨積極反右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落得家破人亡

擁護共產黨積極反右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落得家破人亡

反右高潮過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這批在中國大名鼎鼎的「著名民主人士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在會上通過了給毛的效忠書，作出了肉麻的保證：「我們決心把民主黨派成員的千顆心，萬顆心，聯成一顆心，把這顆心獻給黨，獻給人民，獻給社會主義！……我們請黨、請毛主席、請全國人民作我們的監誓人，隨時考驗我們的忠誠和決心」。這是第一次由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的名義在天安門廣場上開的效忠會，比後來文革中紅衛兵的效忠會差不多要早了八到九年。

這裡要重申的是：這些民主黨派政領導人在反右中的講話、指示和重要報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級首長還遠要疾言厲色、極左激烈。無疑，這些講話等等給後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認識、思考和定位中國所謂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歷史記錄。

1878年，黃炎培出生在江蘇省川沙縣，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浦東新區，他後來成為近現代中國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以及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發起人之一。

黃炎培的幼子黃方毅透露，1945年7月1日，黃炎培等6人，作為「第三方領袖」，為促國民黨與共產黨和談，應邀訪問延安。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延安觀感如何。黃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次對話，也就是後來著名的「窯洞對」。

黃炎培從延安回重慶后，興奮異常。他閉門謝客，仔細回憶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他口授，夫人姚維鈞執筆，寫出《延安歸來》一書，從延安觀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風、延安會談情形等多個層面，對中共大唱讚歌。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後，以各種身份從重慶赴延安的人有多批。其中一些人也出版了延安紀行，但沒有一人像黃炎培這樣，明確表示對中共領導人和中共施政的讚賞與支持。

延安之行，成了黃炎培1949年選擇投奔中共的重要轉折點。

但實際上，他到延安，除去抵達延安的一天和離開延安的一天，在那裡的時間只有三天。這三天里，他和毛澤東交談了十多個小時。餘下時間，不過走馬觀花而已。

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后，黃炎培曾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

可是，他那著名的「歷史周期率」，卻開始被禁談了。

據黃炎培之子黃方毅說，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內務部的一次部務會議上，首任部長謝覺哉做報告時，引用了黃炎培在延安跟毛澤東談的「周期率」，以及毛關於「民主」「監督」的說法。謝覺哉提出了「民主監政」的新口號，認為對各級政權機關，應該實行民主監督。

沒想到，這番話卻引來聽眾席上南方某省內務廳廳長的質問。這位廳長起身站起，問：「我們提民主監政是針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難道我們共產黨的人民民主政權還需要監督嗎？這樣監督來監督去，不是要監督到毛主席頭上了嗎？」

這個提問令謝覺哉猝不及防，他想要解釋，卻也解釋不清。

之後，不知是這位廳長還是什麼人，把這件事上報中央某領導，該中央領導完全支持這位廳長的意見，批評了謝覺哉，並且明令以後不準再在黨內黨外引用這段「黃炎培周期率」的對話。

七個「右派」一個「反革命」

黃炎培原本有一個令人羨慕的大家庭。他和第一任妻子王糾思育有六子六女，和第二任妻子姚維鈞育有兩男兩女。

黃炎培的子女們都非常優秀，比如，長子黃方剛，清華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卡爾登大學、哈佛大學深造；次子黃競武，清華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三子黃萬里，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深造；四子黃大能，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后赴英國隧道水泥公司學習；幼子黃方毅，畢業於美國杜克大學。

黃炎培的長女黃路畢業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長女婿張心一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二女兒黃小同燕京大學肄業，二女婿王國楨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四女黃素回、四女婿陳鏘，都是醫學院畢業。

如果中共真像毛澤東當年說的那樣搞「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黃炎培的子女們可能會有更大的作為。

但是，中共建政后，毛澤東「念念不忘階級鬥爭」，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把「民主」「監督」拋到九霄雲外，發動了幾十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

1957年，毛先鼓動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幫黨整風，實際是「引蛇出洞」。當「蛇」都被引出洞后，毛立即發動反右運動。

當時，毛澤東顧慮黃炎培的名聲，沒把他打成右派，但他的子女卻沒能倖免。

三子黃萬里、四子黃大能、五子黃必信、長女黃路、四女黃素回及其丈夫陳鏘、二女黃小同的長子王實方，都被打成右派；二女黃小同因篤信基督，被內定為「反革命」。

1957年6月19日，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校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他有感而發，談了人民對政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澤東看到后批示道：「這是什麼話？」毛髮話后，黃萬里立即被打成右派。

之後，黃萬里被剝奪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利，被下放工地勞動，在大會小會被批判；他的子女升學受到影響。

1966年5月文革爆發后，黃萬里被鞭打至出血，被剃陰陽頭；他的家多次被抄，一些頗有價值的字畫、文稿、照片被撕為碎片。不久，他被趕出家門，三代同堂住進清華最簡陋的集體宿舍。他的工資被扣，每月只發20元生活費，還被勒令每天打掃水利系館內外。

1969年，黃萬里被下放江西鄱陽湖勞動，1974年被揪回清華大學批鬥。他頭頂著右派分子的帽子長達23年。

黃炎培的子女中，黃必信性格最內向，為人樸實，沉默寡言。教書之外，閑來無事時，他喜歡用蘇州評彈演唱李商隱的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其他人聽不懂他唱的是什麼，但他卻邊彈邊唱，樂在其中。然而，就是這麼一個散淡平和之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開始后，黃必信再遭衝擊，造反派輪番上陣，對他審訊逼問，內心脆弱的黃必信承受不了這種打擊，1966年6月14日，他在家中上吊自殺，年僅41歲。就在他自殺不久，他14歲的小女兒黃可清1966年10月26日失蹤，從此人間蒸發。

連遭喪夫失女之痛，黃必信的妻子余啟運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並沒有放過她。1968年6月15日，余啟運在「隔離審查」中遭嚴刑拷打、被逼跳樓（也有說是被推下樓）重傷，流血過多致死。

黃炎培在文革爆發前去世了，他的夫人姚維鈞，出身書香門第，能詩善文。她活到了文革，卻在文革中成了黃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與侮辱，1968年1月20日，姚維鈞服安眠藥自殺，不滿59歲。

 （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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