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丕顯談與江青的交往和江青怎樣移植「樣板戲」

陳丕顯談與江青的交往和江青怎樣移植「樣板戲」

　　從1963年到1965年，江青頻繁往來於京滬之間，其中除策劃批判《海瑞罷官》等陰謀活動外，大部分公開活動是搞「革命現代戲」，也就是她所說的「立」。後來常被相提並論的八個「樣板戲」中有四個出自於上海。在江青搞「革命現代戲」期間，由於柯慶施病重開刀，我開始和她有了比較多的來往。

　　江青1963年2月來滬后沒多久的一個晚上，在張春橋的陪同下，她戴著大口罩，神神秘秘地在紅都劇場觀看了愛華滬劇團演出的滬劇《紅燈記》。看完后江青很興奮，她說這個劇基礎可以，但是滬劇的地方性太強，觀眾面窄，要把這齣戲改成京劇，推向全國，並且很得意地說：「那樣影響就大了！」

　　這年秋天，江青又看中了上海滬劇院的《蘆盪火種》，便把它推薦給北京京劇一團。《蘆盪火種》是一出反映沙家浜地區新四軍和廣大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抗擊日偽軍鬥爭英雄事迹的現代戲。《蘆盪火種》所表現的沙家浜這一段歷史和生活我是很熟悉的。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江蘇戰鬥的時間很長，沙家浜一帶是新四軍和地方抗日隊伍經常出沒活動的根據地。我愛人謝志成第一次懷孕流產，就是在這一帶蘆葦盪的一條小船上。我對江蘇、對沙家浜、對蘆葦盪懷有深厚感情。我也很支持這齣戲的改編。滬劇《蘆盪火種》的問世是經過再三錘鍊而成的。在此前後，上海文化局、滬劇院都曾向我們這些在沙家浜地區戰鬥、生活過的同志徵求意見；劇本和演員的表演都相當成熟，很受上海觀眾歡迎。江青改編這齣戲時，自然找到了我和謝志成。

　　一次，陪江青看《蘆盪火種》綵排時，謝志成看到蘆葦盪中的蘆葦太小又太稀，而接應新四軍的船很大，無法隱蔽，便對江青說，這個布景不符合實際，應當改一改。江青對此意見很重視，立即表示要到蘆葦盪的現場去看一看，體驗一下生活。為了使江青熟悉「生活」，我曾和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驅車乘船幾百里，陪她到當年「沙家浜」地區去看地形，並回憶當年在這一帶開展抗日鬥爭的情景。秋天的沙家浜，色彩顯得格外絢麗和豐富，碧空如洗，纖塵不染，湖水清漾，微波泛起，大片大片高聳密簇的蘆葦，堅挺地、精神抖擻地紮根盪中，直指藍天，我似乎又看到了隱藏在蘆葦叢中的部隊。看著這熟悉的場景，不由得又使我回憶起了在江蘇鬥爭的艱難歲月，心情激動，難以平靜。可是江青卻似乎無動於衷，純粹是一副看「布景」的派頭，她漫不經心地看了幾眼蘆葦盪，隨意指點了一番山水，便毫無興趣了。於是，我們只好悻悻驅車返滬。

　　對於《蘆盪火種》這齣戲，毛主席是很讚賞的。記得1965年6月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毛主席來上海時專門打電話給我，要我立即找周谷城、劉大傑兩位教授來見他，他要請這兩位教授對《蘆盪火種》劇本提出修改意見。我立即派人通知，可這兩位老先生舉家外出休息，不知去向，這可把我急壞了，直到上午十時多才好不容易分別從兩個公園裡把他們找到。1964年春，毛主席看了《蘆盪火種》后，曾指示「要突出武裝鬥爭」，並按照他的意見把戲名改為《沙家浜》。

　　應該說，搞革命現代戲是沒有錯的，問題在於江青以此作為政治資本把自己樹為文藝革命的「旗手」，並藉此打擊和迫害別人。其實江青在「移植」上並未下什麼功夫，劇本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改動，只是在唱腔、舞台、布景等方面作了某些改進。可以說，江青是以「移植」為名來掠奪別人的勞動成果。她恬不知恥地把別人的成果竊為己有，說成是她的「樣板」。更為可恨的是，在她搞了「移植」后，就蠻橫下令原劇種不許再演了。但上海的老百姓大部分是喜歡地方戲的，我也喜歡看滬劇、越劇，並在戲劇界交了不少知心朋友，如俞振飛、周信芳、袁雪芬、丁是娥等同志，他們向我反映這些情況，並徵詢我能否再上演原劇種。我不假思索地表示，移植的目的是提高和推廣，上海人愛看原劇種可以繼續演。沒想到，我的這句話，後來竟成了我反對「革命樣板戲」的「罪證」，「文革」期間為此整了我好久，也牽連了不少上海文藝界的著名人士。

　　廣大群眾特別是文藝界對江青這種霸道蠻橫作風是很不滿意的。著名演員趙燕俠本來是江青請來演阿慶嫂的。江青為了籠絡趙燕俠，讓趙為她出力，特意送了一件毛衣給趙。可是秉性耿直的趙燕俠卻看不慣江青這種庸俗的作風，婉言拒絕，不領江青的情。江青惱羞成怒，伺機整她。《沙家浜》綵排時，我和謝志成陪江青去看，那天江青一改往日居高臨下的作風，到處和人說話，打招呼，可以看出她的心情很好，興緻很高。這大概是她的「文藝革命」成果即將問世，她可就此名揚天下的緣故。可是，當「阿慶嫂」出場時，江青一看出場的演員不是趙燕俠，便突然臉色大變，怒不可遏，大聲責問：「趙燕俠為什麼不出場？為什麼叫別人代替？」有人告訴她說，趙燕俠今天感冒發燒嗓子疼不能演出時，江青惡狠狠地說：「早不病晚不病，今天我來看綵排，她就偏偏病。這分明是有意和我作對!我送她毛衣她不要，我來看綵排她不上場，真是不識抬舉！」說完就要離開劇場，我們好說歹說才勸住。看完綵排后，江青仍然余怒未消，當即下令不準趙燕俠再演阿慶嫂，而換了洪雪飛。就這樣，趙燕俠這位受到毛主席稱讚的著名演員從此被打入了冷宮。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出色地扮演瓊花的白淑湘，因為化妝中打不打油底這樣一個細小的技術性問題與江青發生爭執，頂撞了這位「旗手」，「文革」中江青就指使張春橋，讓他以「破壞革命樣板戲」的罪名把白淑湘打成現行反革命，打入十八層地獄。江青就是這樣一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反覆無常、頤指氣使的迫害狂。更有甚者，上海市有幾個滬劇愛好者1970年的時候自己排演了《蘆盪火種》，張春橋竟殘忍地將為首的譚元泉判處死刑槍斃了。

戲劇、音樂、電影等本來是寓教於樂、娛樂於人的藝術形式，江青等人卻把這些當成純粹的政治鬥爭工具，甚至變成鎮壓的屠刀，這些教訓確實值得我們永遠吸取。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以「樣板戲」作為衡量人們政治態度和立場的標準，以「一花獨放」代替「百花齊放」，給人們精神上帶來極大的傷害，使中國的文藝舞台一派蕭條，致使有些同志至今一聽到「樣板戲」還感到心悸。這是許多沒有經過那段歷史的青年人難以理解的。

　　明明我是支持「革命現代戲」的，為什麼後來江、張一夥卻把「破壞革命樣板戲」當成我的一條罪狀，並千方百計要置我於死地呢？這除了我反對他們禁演地方劇以外，還和我了解江青的一些歷史有關。

　　往事和江青的忌諱

　　1938年至1940年，我在中共中央東南局工作，在皖南溪縣丁家山村時，我與葉挺、項英、曾山等同志工作、生活、居住在一起，當時曾聽項英同志講過江青的一些往事。1955年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潘漢年、揚帆」案件，雖然大家三緘其口，但知其內情的人都心照不宣，心中有數，深知江青為人的厲害和狠毒。

　　大約是1939年這個時間，毛主席要與江青結婚的消息傳到新四軍軍部。對江青的過去有所了解的項英很不滿意，說：「跟什麼人結婚不行，非要跟這麼個人結婚！」出於對毛主席的尊敬和愛戴，項英找到了解江青在上海時情況的軍部揚帆同志進行調查，並根據揚帆寫的證明給延安黨中央發了一封密碼電報。這封署名項英，反映「藍蘋」三十年代劣跡的電報直言不諱地表明：「此人不宜與毛主席結婚。」經辦這封電報的還有新四軍司令部秘書長李一氓同志。可惜，據說這份電報毛主席本人並沒有收到，卻落到了當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手中。康生不僅膽大包天地把這份電報扣下，並欺騙中央說江青歷史清白，而且事後向江青告密，使江青始終記恨項英、揚帆和李一氓同志。

　　上海市解放后，揚帆同志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1955年，他和潘漢年相繼被捕，並以「潘、揚反革命集團」的罪名判刑。揚帆在獄中經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雙目幾近失明，並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潘、揚冤案的是非曲直這裡不必細說，中共中央已於1983年8月23日發出通知，為他們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其中揚帆獲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對江青的揭發。1978年10月，揚帆同志的夫人李瓊到湖北荊門沙洋農場探望還在「勞改」的揚帆，她在路過武漢時給我寫了一封長信。當時我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正在京開會。得信后我立即查找揚帆同志的下落，並迅速接他到武漢最好的醫院。1979年1月8日，我特別安排了一架安24型專機將揚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從蘇南區黨委書記任上調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書記。由於上海了解江青底細的人很多，所以有關她的浪漫生活傳聞又聽說不少。因此，我對她這個人是敬而遠之，心有想法，但表面還是客客氣氣。「不看僧面看佛面」，畢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慶施、張春橋。柯慶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來往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請我和謝志成以及張春橋到西郊賓館她的住處吃飯，大概是答謝我們對她搞革命現代戲的支持。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