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學者出來肯定『閉關鎖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現在，有學者肯定『閉關鎖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閉關鎖國政策，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場無限期的災難；就國家前途來說，是作繭自縛、趨向貧窮落後的座標。

閉關鎖國政策激化了社會矛盾，促使中國社會動蕩不安。

閉關鎖國政策，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是一種極端反動而落後的慢性自殺政策；對廣大人民來說，是封建統治者束縛人民的鎖鏈；就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來說，是造成當代社會貧窮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這種政策一定要失敗。因此，鴉片戰爭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除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向外擴張、尋找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外，也是這種反動政策自身所造成的惡性後果。現在，從表面上看這種封建而反動的政策雖已失敗，但是，它的頑固性似同百腳之蟲僵而不死一樣，長期危害著國家的肌體，影響著民族的興旺發達。幾十年來，在我國經濟領域裡的閉關鎖國政策和官工官商作風仍然嚴重地存在，而且更巧妙地把自力更生和閉關鎖國混同起來，甚至把閉關鎖國美化成自力更生，有時還加以大力提倡。這樣，在中國搞封建主義、行閉關鎖國被認為是合法的，主張對外開放、促進國際經濟文化交流，反而被認為是非法的，甚至還扣上「洋奴」和「賣國」等罪名。現在該是徹底批判封建主義、肅清閉關鎖國政策流毒的時候了。

閉關鎖國政策妨礙了中國人民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阻礙了國際文化的交流。 

看歷史，中國人的經驗教訓還少嗎。

十六世紀開始，世界歷史已進入偉大的科學革命時代，在西歐，有些國家十七世紀以後相繼取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科學技術迅速地發展起來，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化學、醫學等等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十六世紀以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和西歐相比，還處於領先的地位，著名的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指出：「中國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四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而且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十七世紀，西方的科學技術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通過耶穌會士利瑪竇、湯若望、衛匡國、南懷仁等人，把火炮製造和機械學、天文學、地圖測繪學、數學、物理學、醫學、文學藝術等開始傳入中國。義大利耶穌會士畢方濟為了「仰佐中興強盛事」，又曾上書為明政府出謀劃策。他說：「思所以恢復封疆，裨益國家者，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一曰辨礦脈以給軍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購西銃以資戰守」。明曆法、通西商、購西銃，都是涉及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大事，傑出的科學家徐光啟完全同意這個主張，他說：「有無相易，邦國之常」，「交易一事，六十六洲所同欲也。市同利，不市同害」，認為對外貿易既可以弭盜，又能增加稅餉。他指出對日本通商，「且通貨既多，我之絲帛諸物愈有所泄；往者既眾，彼中之價亦平，故曰兩利之通耳。」他確認海外貿易絕對不能阻擋。「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又從而嚴禁之，則商轉而為盜，盜而後得商矣。」「譬有積水於此，不得不通，決之使由正道，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竇，又塞其旁出之竇，則必潰而四齣。貢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竇也」。於是提倡「富強之術」，「遂於治歷、明農、鹽屯，火攻、漕河等咸所究治」。積極主張引進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成就。當時西方耶穌會士又直接帶來了他們的思想方法和價值觀念，這對中國社會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以閉關鎖國為宗旨的明清兩朝，對耶穌會士的來華卻嚴加限制和打擊，十分害怕中外文化的交流，把外國的科學文化看作離經叛道的邪說，限制外國書籍和文字在中國流傳。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禮部侍郎沈和郎中徐也珂上《參遠夷疏》，誹謗耶穌會士。隨後他們又勾結南京太監逮捕耶穌會士和教徒二十六人，掀起「南京教案」。康熙四年（1655年）楊光先再次製造教案，誣告耶穌會士湯若望，南懷仁等「謀為不軌」，著《不得已》一書，反對學習外國科學知識，要求把在華的西洋人殺絕。因此，明清之際，中國封建統治者對西方的了解甚微，連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的地理位置也弄不清，更不知其國家的概況，只得統稱他們為「佛郎機」。對荷蘭人和法國人又不加區別，都叫做「紅毛番」。到了乾隆年間（1736-1795年），西方的科學技術，各種武器又進一步的發展，而清朝軍隊還是使用刀矛弓箭。當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送來天球儀、地球儀、西瓜炮、銅炮、各種自來火槍、西洋船樣，望遠鏡等二十九種。清政府只把它們當作「貢品」、「玩好」收藏，根本不提倡向西方學習。對外國人通曉漢語中文，又使他們驚惶失措。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在《防範外夷規條》中向乾隆皇帝報告：「近如夷商洪仁輝於內地土音官話，無不通曉，甚而漢文字義，亦能明晰，……伏思夷人遠處化外，前赴內地貿易，除買賣貨物之外，原可毋庸與民人往來交接；與其懲創於事後，似不若防範於未萌」。連中外人民來往與接觸都不允許，那怎能談得上國際交流呢？！直到鴉片戰爭，外國列強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以後，清政府還是非常頑固保守，如光緒二年（1876年）英國人在上海修築了一條三十里長的吳淞鐵路，清政府用28萬兩白銀的高價購來拆毀，扔進大海。光緒七年建成的從唐山到胥各庄的運煤鐵路，開始由於頑固派反對蒸汽機車牽引，只好用牲口拉著車箱在軌道上爬行。頑固派還揚言：「電線鐵路，變華為夷，鄙見遷疏，期期以為不可」。這就是清政府對待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態度。總之，他們不想飛跑，甘心爬行。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