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陸軍一級上將徐永昌將軍對勝利的想法

說說代表中華民國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籤訂投降協議的陸軍一級上將徐永昌將軍對勝利的想法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東京灣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籤訂投降協議，代表中華民國出席這一盛典的是陸軍一級上將徐永昌將軍。著名記者陸鏗曾評論「中國人民對日抗戰八年，犧牲軍民無數，而最後代表國家受降的，竟是人們不大知道的徐永昌將軍」。徐永昌因為性格原因，沉默寡言，不願意與媒體打交道。他也不是馳騁疆場的領兵將領，戰後很快交卸軍令要職，成為抗戰史上「失蹤」的將領。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在對外戰爭中取得完全勝利的重大事件，作為親身參與受降盛典的人物，他在受降前後心理有何變化，產生變化的影響因素有哪些，他眼中的受降儀式究竟經緯如何，過去沒有人進行研究。反觀當時，徐永昌的朋友同僚給他的信中有這樣的語句「我聽到你發表充任中國簽約代表，真歡喜的發狂」，「聞台旌有扶桑之行，直搗黃龍，會受降表，斯則千載一時之盛，尤足為知交光寵也」，「歷史上一幕最有價值之受降典禮，兄得國家親臨參與，榮莫大焉」。徐永昌的朋友同僚都認為這是一件喜事或是盛事，可是他自己在接受採訪時則回答「我覺的這是一個應該懺悔的時刻」。本文擬通過1945年8月1日至9月7日徐永昌將軍的日記，分析抗戰勝利以及受降前後徐永昌對於時局的想法，其心理變化的心路歷程，通過他心理個案分析，展現這一重大事件對於中國人的影響，反襯出國府在勝利前後的關注重點。

一、 勝利將臨

日本發動「一號作戰」之後，中國戰區戰局一片黯淡。日軍攻城略地，中方一潰千里，迭失要地。抗戰進入第八個年頭，勝利似乎遙遙無期。1945年春天，「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為適應全般軍事情勢之發展，期與鄰接戰區密切協同作戰，經策定戰區總反攻計劃，代名為冰人及白塔計劃。決定於是年秋間，開始對盤踞中國大陸之日軍斷行總反攻，以遮斷在華敵軍與越南及其以南地區之陸上交通線，使印緬戰區盟軍作戰容易，並迅速奪取中國西南海岸諸港口，以增加中國戰區陸空軍之物資供應，充實戰力，俾能在對日作戰之最後階段，有最大之貢獻」。儘管有總反攻計劃，但是中國戰場的曙光似乎還沒來臨。其時，湘西戰場在雪峰山遏止了日軍的進攻，不過東南和西南兩大戰場，國軍與日軍仍然處於膠著狀態。

進入八月後，戰局似乎仍然不明朗，不過對此徐永昌卻有自己的見解。戰局方面，8月1日，「贛西方面：（一）敵正分向高安及新余、分宜間前進；（二）三十一日克宜豐；（三）二十七日強渡瀘水之敵一小部二十九日突入吉安，經激戰已潰。三十一日敵一部又突入城，刻正巷戰中」。4日，「東南戰場：（一）由安義西竄敵千餘，一日陷奉新，二日陷高安。與湘贛公路東竄敵會合；（二）我已收復上高，東竄敵萬餘現集結高安附近；（三）贛江西岸敵二日陷陝江，其主力萬餘刻在吉水、陝江間；（四）贛江西岸敵大部已移至東岸。西南戰場：（一）湘桂路二日克靈川；（二）湘西三日克新寧；（三）我第二方面軍之一營上月二十五日進駐潿洲島；（四）雷州半島一日克廉江」。６日，「東南戰場：（一）贛江東岸三日陷新淦，五日抵永泰；（二）四日我克吉水。我軍昨日開始攻略雷州半島、廣州灣，已克廉江，預計本月十五日完全成功」。7日，「湘桂路本日克界首后正向全縣追擊。我傘兵突擊隊一部在衡陽以南降下，已與敵發生戰鬥」。從八月初旬的日記可以看出，國軍與日軍在東南和西南兩個戰場展開激烈爭奪。國軍意圖奪回豫湘桂會戰中失去的要點，為擬議中的反攻做好鋪墊。日軍則不甘心拱手相讓，雙方開展了激烈的拉鋸戰。這也是徐永昌將軍以及軍令部在這一階段軍事上重點關注的內容，當然，擬議中國軍的總反攻也在實施之中，這與我們過去認為國軍只是被動迎接抗戰勝利的論斷是大不相同的。由此，國民政府對戰爭結束以及戰後國共關係諸問題，所持立場自然有其出發點，徐永昌自然也有相應的心理應對。

早在8月3日，徐永昌日記中寫道「國際問題研究所以為八九月間日本必有政變，即或投降或成立軍政府是也。鄭廳長日前亦報告敵以昭和為背境之近衛、松平、秩父宮等二十餘人已組委員會運用準備無條件投降，而梅津、南次郎、杉山元、崗村、東久邇宮等九人亦組，主有條件投降。其石原廣播（天皇須親政，言論須自由）與崗村廣播（謂中日戰事已不存在，由中國撤兵要費一年時間，若武裝撤退或須兩年云云）皆此派指使，判斷年內可以結束戰事。按結束戰事之期已近，吾人勝利亦近。吾人軍事少把握，前途愈大難，奈何！」這表明徐永昌已經意識到日本軍國主義很快就要面對投降的命運。與一般人不同，徐永昌已經擔憂國民政府戰後的走向了。身處軍事指揮中樞八年，徐永昌知道國民政府軍事上的窘態，不禁感嘆前途大難，這點比起陳誠等人盲目樂觀自然思慮深遠。到了7日，隨著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消息傳到中國，徐永昌記了這樣的思考「日人對廣島一彈表示嚴重，同時痛責美人滅絕天性之殘酷。按日人對美空軍在日本轟炸擊落之俘虜竟謂犯罪而加以慘殺，該種空前殘暴遭此滅絕報復，謂為天理亦無不可。該彈效力果如所稱，日寇投降當在目前」。畢竟，徐永昌有基本的民族立場，對戰爭道德有自己的見解。儘管這種見解可能不符合現在的道德標準，單就轟炸問題方面，徐永昌作為一名親身經歷戰爭，耳聞目睹日本軍隊暴行的將領，對於日本國內遭受的轟炸有自己的基本道德判斷。他對於日本虐殺戰俘的行為進行指斥，並認為日本是咎由自取。這點比起後來研究者使用現在觀點去判斷歷史事件，有他自己的合理的解釋。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徐永昌通過自己的思考，敏銳地意識到日本很快就將會投降，這比起同時代的很多人物，有一定的先見之明。例如中共太行軍區第8軍分區2團營長，後來第15軍師長李鍾玄將軍8月11日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就覺得「因為消息來得太突然，幾乎使人不敢相信」。無獨有偶，時任國軍第45師師長的胡長青將軍在8月10日日記中這樣寫道「十時頃，突得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消息。胸中震驚、喜慰莫可名狀」。相比較而言，徐永昌將軍因為心中早有準備，所以當他得知這一喜訊的時候，並無過多突然之感。10日當天徐永昌日記大致是這樣「早間二廳李處長來報告東北情形。臨時曾家岩會報，除一般作戰問題外，並及東北偽軍如何不為蘇軍所壞等等。八時左右接得日本投降廣播之一部分（街市頓起歡呼聲浪，不久爆竹聲四起）。九時許訪曾家岩（上清寺一帶兵民擁集，路幾於塞），辭修、為章亦來，蔣先生聽取對敵偽應進行步驟等等。關於利用東北偽軍問題，余以為如以中央大員往收撫，恐彼疑而不信，且亦不易前往。如用偽方人員，有失政府威嚴。最好能起用東北未從偽之人望，且在平津或東北者電令前往收撫（可通我地下台轉達）。如此二三十萬偽軍可以不壞，遂為因用，誠屬善之善者。蔣先生極表同意，詢問何人去。余謂如原則可行，人事自易決定。蔣先生言如此即電令張輔臣負責辦理可也。諸人半晌無言，旋陳辭修謂人事須顧到革命與抗戰，主張最低限度應用劉多荃一類人才。於是議論紛起，終無結果」。由此可見，徐永昌以及國府高層對日本投降已有預判，且徐永昌對此比一般人等認識更早。儘管民眾得悉日本投降消息陷入狂喜之中，徐永昌依然保持冷靜的思考。與一般定見不同，國民政府其實已經在考慮戰後的接收、受降以及偽軍改編諸問題。特別是與關內隔絕了十四年之久的東北，此時正是國民政府重點考量的地區。只可惜國民政府的高層能夠發現問題，卻不善於解決問題，最終只能是「議論紛起，終無結果」，料得先機卻不能把握戰略主動。現在重新檢討，徐永昌將軍的想法是比較符合當時實際的，但卻沒有實施。反觀中共方面，除了冀熱遼軍區因為接近東北首先進入東北外，其他各地區最先進入東北的都是原東北軍的舊部（呂正操的591團以及萬毅的111師）。如此，自然容易喚起東北民眾的熟悉度，便於控制東北局面。

整個八月上旬，徐永昌將軍關注的重點一方面在東南、西南兩大戰場以及擬議中總反攻的實施，另外一方面就是國際局勢變化以及太平洋戰場戰局的演進。他能夠準確判斷出日本投降近在眼前，同時對日本所受到的戰爭痛苦有自己的價值判斷。當然，對於位處指揮中樞的徐永昌將軍而言，他的眼光已經投射到了戰後格局的發展，無論是反攻、偽軍還是接收的人事安排，都是他思考的問題。這也決定了徐永昌將軍在勝利將臨之時，並不會一味狂喜，失去判斷，而是關注時局重點、熱點，為戰後相關事宜進行思索並提供想法。

二、受降經緯

日本方面宣布投降，國民政府決定派遣徐永昌將軍代表中國參加盟軍方面受降簽字儀式。是什麼原因促成蔣介石派遣徐永昌而非其他一些將領，如戰時軍事委員會的正副總參謀長何應欽、白崇禧參加盛典。擬議中的受降包括哪些程序，有哪些秘辛，徐永昌有什麼樣的想法，是這一部分研討的重點。

1945年8月12日，「午間錢慕尹電話，蔣先生要余準備往菲律賓接受日本投降，明日或須成行云云。當即決定以楊宣誠、朱世明、王丕成、李樹正及養空等八員從往」。這是徐永昌日記中第一次提到蔣介石讓其準備參加受降的消息，同時徐永昌立刻決定自己的隨員人選，其中楊宣誠是軍令部二廳廳長，朱世民是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原任駐蘇、駐美大使館武官，王丕成是軍令部二廳一處處長，李樹正是遠征軍代表，陳養空是徐永昌的秘書長。當天徐永昌日記中記載「九時半謁曾家岩，赫爾利大使及魏德邁、陳辭修等先在。魏述美方決定，在本月二十五日以前，敵如不實踐繳械，美軍將於各要地登陸，並詢中國沿海是否可投原子彈云云。又決定令滇南暫駐之五千法兵即返越，我以兩師由桂進入安南等等。又決定任劉汝明、何柱國等警備新職及對偽軍等處置。赫爾利稱日本覆電今晚可到，簽字舉行期當亦甚近。魏德邁又及，為余準備飛機及飲食等事，情致甚殷」等事情。盟軍方面決定8月25日為日軍繳械的最後期限，如果屆時日軍不投降，美軍將大舉登陸日佔區及日本本土，甚至有在中國東南沿海日軍主要控制區投擲原子彈的構想。不過根據資料，美方手頭並無原子彈，因此此舉更大可能是一種威脅。然而，對作為自己盟友的中國軍方也不透露實情，大概是不信任中方的一種情緒表達。此外，日記中還透露戰時法軍有五千之眾駐紮在中國，同時也表明國民政府之後將派兵進入越南受降，這是中國戰時地位提升的一種象徵。美方自從魏德邁替代史迪威之後，與國民政府軍事方面表面上維持著友好關係，徐永昌在日記中才有「情致甚殷」的感受，但具體看來，美國對自己的盟國似乎就不那麼信任了。

至於蔣介石選擇徐永昌作為代表參加盛典的原因，徐永昌並沒有解釋。當時人認為「八載以來，吾兄擎畫周詳，指揮若定，完成偉業，功垂不朽」。陸鏗認為「蔣主席指定徐，正說明了在整個抗戰過程中徐將軍鞠躬盡瘁，輔佐統帥完成抗戰大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雖然他平時很少拋頭露面，但在大本營作戰決策上，卻是既能關照全局，又能料事如神的一位智多星」。1949年陸鏗採訪當時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民將軍，朱將軍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蔣委員長這個人在軍事上是很自負的，他對徐次宸（永昌之號）的認識，正是不打不相交的結果。1930年蔣、馮（玉祥）、閻（錫山）中原大戰，可以說是決定中國由誰領導之戰。在這一次大戰中，馮的部隊不是被擊潰，就是被收買；而閻的部隊由徐永昌指揮，終能全師而還。從而使蔣先生認識了徐永昌是一位將才。徐後來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政經建設方面，也表現他不同一般的識見」，「委員長指定他代表中國受降，其身任軍令部長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在八年抗戰中，徐參與運籌帷幄，建立了只有委員長才清楚的功勛」。由此可見，軍令部長這一職位只是徐永昌代表中國參加受降的條件之一，更重要的是蔣介石對徐永昌八年運籌帷幄功勞的一種答謝方式，說明了蔣介石對其的信任。以當日情形而言，可能代表中國參加這一盛典的高級將領並不多。這其中，何應欽忙於國內受降，白崇禧素不為蔣所信任。陳誠是軍政部長，蔣介石也比較信任，之所以沒有派遣陳誠的原因，大概是「勝利到來之日，我正在軍政部長任內，於是複員與接收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落在我的身上」。只有徐永昌，位階甚高，功勛卓著，加之戰爭結束，其負責作戰指導業務暫無開展必要。同時考慮到蔣介石對其的信任以及酬謝因素，因此，徐永昌代表中國出席受降典禮的原因大致如此。

接到任務之後，徐永昌仍然正常工作。8月14日，「蔣先生約晚飯……飯前後除研究敵復文遲遲原因外，仍討論對偽軍及共軍辦法。錢慕尹於飯後來謂，頃間魏德邁請其轉達，已為備妥B-4？機兩架到白市驛。其中一架設備至佳，備余乘用云云」。此時，日方內部正經歷一番爭鬥，所以並沒有及時答覆盟軍方面的命令。但是，因為戰局已定，國民政府軍事上重點討論就是改編偽軍以及阻止中共軍隊參與接收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戰後國民政府軍事方面的著重點。當然，除此之外，徐永昌還關注組織國軍佔領軍的問題，「關於派赴佔領日本軍隊，美方原擬請我方派十個師，嗣決定派三個青年師編為一軍，配以國械」。這一記載，與之前公認的一個師（67師）駐日的認識是不一樣的。從一個軍駐日變為一個師，這大概是戰後國民政府在遠東政局中地位下降的一種體現。8月15日，日本天皇公開廣播，正式接受波茲坦公告，徐永昌認為「關於日方答覆波茲坦公告一事，按此覆文極其難通，但在日本似亦只能如此」。徐永昌並非公認的知日派人士，不過從其對日方答覆一事的評論看，他對日本國情、政情有相當了解。派其去參加受降也是恰當合適的。

17日，徐永昌啟程參加受降儀式，大致情況徐永昌在日記中有所記載。「午後二時半決定即日啟行赴馬尼喇……為章以蘇軍迄仍急進直薄張垣，有進趨平津之可能，請晤麥克阿瑟時一商對策。嗣養空及楊廳長、朱武官均至。五時半偕赴九龍坡機場，六時一刻乘運輸機赴白市驛換乘四發動機飛機，於六時五十分起飛。過香港時尚熄燈火，蓋遇日機或有意外也。餘八時即睡，卻終未入眠，機大航穩如乘江輪。先時頗熱，繼升至九千英尺頓覺涼爽。雲從腳下生，如鋪滿地之棉絮。二時廿分即已到達。菲地時間早一小時為三時二十分也。時正大雨，至馬尼喇旅館少坐即睡，六時已醒。牆之內外彈痕斑斑，據聞日軍敗退時即有據此樓以久守者。余在白市驛上機后頗感日本軍閥之不智，美物資如此其豐富，蕞爾三島乃願與之爭戰，多見其不自量也」。這段記敘表明當徐永昌出發之時，國民政府面臨的國內情況，除去中共與接收之外，還有就是蘇軍出動后在華作戰最終目的為何問題。國府方面對於蘇軍在日本接受波茲坦公告後繼續其軍事行動的動機表示懷疑，並期望盟軍方面給予重視，並商定對策。當然，甫抵異鄉，心情相對比較輕鬆，同時也看到日軍在菲律賓抵抗盟軍的戰鬥遺跡。同時，徐永昌對於日本軍閥不自量力發出感嘆，也是他日後在受降儀式上慨嘆的思想來源之一。

18日，「午後五時半謁麥克阿瑟將軍談簽字事，俟代表到齊偕往沖繩島，然後轉東京灣，於美艦上舉行。在此約需留一周，美總部亦將移駐東京。麥表示願余亦往」。這段記載說明美軍方面對於中國還是給予足夠的重視與尊重。徐永昌日記記載相對比較簡略，在他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則有更為詳盡的談話記錄。「職等於巧丑到馬尼喇，下午五時半拜訪麥克阿瑟元帥，面遞鈞座手書，據云：一、英方代表篠日（17日）抵此，蘇方代表因交通關係，馬日（21日）方可到達，日本代表明十九日可到，預計約需一周之磋商，並擬邀各國代表飛沖繩，預定於東京灣內美軍艦上正式簽字，其總部同時亦即移駐東京。二、對中國戰區日軍投降事，以為鈞座為中國戰區統帥，所有中國戰區日軍應向鈞座投降，不得向任何方面接洽，且雲華盛頓方面亦表此意。三、關於蘇軍在熱、察之軍事行動，亦曾談及，彼謂已儘力請其停止，惟蘇聯向好單獨行動，又因通信不便，須由莫斯科轉遞，或因此稽延時日，但渠相信蘇方當於短期內停止前進，關於該方面情況，請隨時電示，以便轉告」。這一電報，首先向蔣介石報告了受降行程與程序安排。從法定角度確認中國戰區受降的主持人以及對象。於是當天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頒布一系列受降令，並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身份阻止中共方面的受降活動，這也是國民政府方面日後指責中共不聽命令、擅自行動的法理基礎。對於出發前商議的讓蘇軍停止進攻的對策，美方其實並無太多影響，因為之前的美蘇英秘密談判中業已決定遠東格局，美方只能安慰國民政府而已。勝利之日，雅爾塔的陰影已然開始籠罩遠東。類似性質的事件可謂接二連三，20日，「美軍總部通告英軍已開始向香港開拔，當請麥將軍設法得一公正而不傷感情之方法」。延至26日，「蔣先生已有聲明，決不派兵赴香港，但認為香港問題仍屬未了之事件」。中方雖有意藉抗戰勝利收回香港，最低限度主持香港受降。無奈國力問題，儘管寄希望於美國，最終只能接受現實，所謂「香港問題仍屬未了之事件」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舉。27日，「外矇事不必理而理之，以為可得蘇歡，實則徒招後日麻煩。蓋外內蒙一樣皆中國原來民族，何必自我強讓之。且為說詞，不亦過乎？以地和蘇，除非全中國悉授之乃已。又扶植其獨立已過矣，自由二字尤不洽」，對於外蒙所謂「自由的」公民投票，徐永昌認為蘇聯慾壑難填，是說詞而已。這一系列雖勝猶辱的事件，不能不對徐永昌的心理產生影響。

這其後，徐永昌度過了難得的幾天悠閑生活，29日，「午後四時各國代表於舵樓上同攝一影」。由於天氣問題，原定簽字日期被迫延遲，這點過往記述中甚少提及。25日，「今日本定登舟，以前日颶風襲東京，海上風浪正狂，改為明日成行」。26日，「午後三時出發，為美方一運輸艦……五時開駛，聞須行五晝夜計程。卅一日午後始可達東京灣。簽字已改為九月二日矣」。如果沒有徐永昌的記載，我們很難了解盟軍受降原本另有其日。8月31日，「四時四十分抵橫濱附近下碇停泊，但見四周艨艟圍繞，入晚燈光閃灼，照耀海濱，如一扇形，真有輈艫千里之概。甲午之役果能一勝，則我國海軍今日不患何似」。這是一名中國軍人對歷史的感慨，以及對中國過去經驗教訓的認知，當然也有參加盛典的光榮之感。9月2日，受降儀式正式開始，「今日為受降簽字之期，七時半乘   號驅逐艦，於艦上晤美英蘇澳荷代表。八時許到達密蘇里號，美第三艦隊海爾賽旗艦也。按規定，中國代表團先登，軍樂大作，美蘇澳等代表繼登，九時日方代表亦到。首由麥克阿瑟簡單講述儀式開始等，此時已各按規定就位。日代表立於案之對面，各代表依次排立為美中英蘇澳加法荷紐九國，美海陸軍官原在菲律賓被俘之歪因於萊（溫賴特）少將暨參加。加拿大代表簽字誤低一格，繼簽者亦相率而低，此殊失態。九時八分儀式完成。麥讓各代表入客廳，余與麥海二人略寒暄（儀式前已與尼米茲晤敘）」。徐永昌的日記不但詳細描寫了受降儀式的大概程序，也記載了各位參加代表的位置，甚至還記錄簽字儀式上加拿大代表簽錯地方的尷尬一幕，如果沒有當事人的記錄，後人了解這段歷史的時候是很難有清晰認知的。7日，「早十時謁蔣先生報告簽字一行經過並談及菲僑情況約卅分鐘」，徐永昌受降任務至此結束。

三、反省懺悔

徐永昌參加受降前後，心理活動之變化大致可以圍繞反省、懺悔這兩個詞進行。參加盛典原本應該是充滿喜悅、榮耀之感的，為何徐永昌會有如此心路歷程呢？與其對國內，對盟國以及對日本的觀感不無關係。

親臨戰時敵國—日本前後，徐永昌有自己的感慨。29日，「日本報紙社論稱，宜與美合作，切戒妄動，須認識從前錯誤，然後可以和平云云」，徐永昌未予置評。31日，「據麥克阿瑟稱，日對投降似有完全誠意，各地之佔領似可希望不至有多大的摩擦云云」。徐永昌心有所感，因此「今日艦中報紙發表余之略歷，並請余發表對於此次戰事以及受降之感想。余僅答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應該懺悔的經過」。簽字儀式結束后，9月3日，「午飯後同人去東京，余未偕往。四時偕王聯參步至街巷周遊附近約一時半，見日本警察守崗如常，民眾靜肅，各報登載亦毫不隱飾，直認降伏（不實在無紀律之國民將來困苦必較日本為大）。盟方對日如無一具體嚴密管制方法，則日人之興可計日而待。晚飯時王參謀要李處長等大飲，且謂此真痛飲黃龍云云，餘切止之方罷。諸人不悟憂難之將臨，似怪余不近人情者」。徐永昌對日本民眾的表現很是吃驚，心中隱隱有所擔憂，認為如果對日本沒有適當管制方法，日本將很快復興。歷史證明，徐永昌的擔憂是正確的。他還認為如果不吸取歷史的教訓，今後憂難將很快降臨。加上他對中國國民觀感不佳，心中甚為憂慮，對隨員做出了一些不近人情的斥責舉動。

4日，「在米蘇里艦上遇大公報記者詢余感謝，略告以我覺得大家皆應反省……除非真是想不出自己過失者外，皆應有所懺悔」。他再次公開發表自己的想法，就是大家都應該反省、懺悔。這應該是他受降以來深思熟慮的想法，並非故作驚人之語。這番言論傳入國內，自然引發各種想法。其中他的同鄉趙正楷信函中的解讀可能切中徐永昌的真意，「各國誠能自反，世界何患不安，我公斯言，示世人以和平相處之竅要矣，無如道德不夠之國家，不之悟也」。五年後，在慶祝勝利五周年前夕，徐永昌自己揭示了他當時的想法。「因為這次大戰，實導源於十四年前（從1945年回溯）所謂九一八的日本侵華。說到日本侵華，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經七十餘年，在這長久的時期中，我們的國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圍的必要措施，這是我們應該懺悔的！但是，九一八侵略開始，在當時國際聯盟，本可發生作用，使日本有所忌憚；乃主持國聯的一二強國，未能認清事理，把握時機，對侵略者加以有效的制裁，反處處予以不應當的遷就。日本既一試得逞，義大利隨之而起，阿比西尼亞之一度滅亡，直未得到世人之一顧！希特勒進而試於歐陸，並奧並捷，毫無顧忌，而大戰因而觸發。企圖苟安者，終於不得倖免，這是不是國聯列強應當懺悔的？蘇俄為極左國家，德國為極右國家，性質上根本衝突，猶如冰炭之不相容。乃蘇俄貪圖瓜分波蘭之利，居然訂立德蘇協定，終於以分贓不均，引起希特勒的襲擊，倘非美國加入戰爭，蘇俄真有被德日瓜分的可能，這是不是蘇俄應該懺悔的？在受降當日，我的內心感想如此。尚未料到因為大戰末期的幾次強國會議，對另一強暴者（前蘇聯）的容忍與遷就，又造成了現今岌岌可危的局面。在今天而言，此遠因近果，無乃有事過境遷之識……即使侵略者最後終須受到應得的懲罰，而世界無辜人民受害之重大，恐早已無法計算。這是說以前都應該懺悔的。可是懺悔過去，原是為要警惕未來，不要教一悔再悔，覆轍相尋，那就對不起以往的先烈與後來的人群。這是我五年前的感想與後來的認識」。這其實表現了徐永昌當日帶有一定理想主義的想法，當然，後世研究者也認為追逐利益與綏靖政策（就是徐永昌所說該懺悔的地方）是戰爭擴大的原因，與徐永昌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其間，徐永昌耳聞目睹強國之間犧牲弱國利益的種種行徑，以及戰後兩大陣營對抗的先兆，他的心理產生變化是有其思想來源的。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