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上海的一些大白不能夠抬高槍口放人一馬做點善事
封控中的上海,正義與邪惡,良善與罪孽都顯現出來。
良善與罪孽從來都是兩極分化,涇渭分明。
看二個故事。
問這些大白,你是抬高槍口了,還是把子彈打在無辜的人的身上。
看這照片,這個士兵的良善的心,讓他冒著危險,拉開鐵絲網讓這小孩子逃生。
1989年2月的一天傍晚,天空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這天,正好輪到東德士兵亨里奇值班,他站在瞭望塔上,警惕地注視著柏林牆的動靜。
柏林牆是二戰後德國分裂和冷戰的產物。這道牆,長155公里,高4米,牆體用混凝土澆築而成。幾十年來,它面目猙獰地橫亘在東西德的分割線上,並由持槍士兵日夜把守。即便如此,仍然有數以千計的東德居民,冒著生命危險,翻越柏林牆逃往西方,其中有61人在穿越柏林牆時遭到槍殺。
突然,亨里奇發現有人乘著雨霧,悄悄地攀爬到了柏林牆上,正企圖逃往西德。亨里奇毫不猶豫地舉起了手中的槍,瞄準那個人勾動了板機。
隨著一聲槍響,22歲的東德青年克里斯被邊防哨兵亨里奇擊斃在了柏林牆下。
1992年2月,在柏林牆倒塌兩年後,克里斯的家人將亨里奇告上了法庭。法庭上,控辯雙方圍繞罪與非罪,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亨里奇的辯護律師在辯護中稱,亨里奇作為一名守牆士兵,他是在執行命令,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面對克里斯翻牆偷越國境,他開槍射擊是在履行職責。如果要說有罪,也罪不在他。
法官西奧多-賽德爾沒有認可律師的辯護,他神色嚴峻,義正詞嚴地反駁道,作為軍人,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這一點無可置疑。但是,大家不要忽視這樣一個細節:作為一名軍人,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當你發現有人翻牆越境時,你舉槍射擊,你有將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利,因為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賽德爾飽含深情地接著說道,在這個世界上,除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
法官賽德爾洪亮的聲音,在莊嚴的法庭上迴響,給人以深深的心靈震撼。旁聽席上,許多人的眼睛里閃爍著晶瑩的淚花,有人相擁而泣。士兵亨里奇聽到這兒,胸膛劇烈起伏,眼睛里噙滿了淚水。看得出,他的內心受到了良心的煎熬。他將目光投向克里斯的家人,真誠地懺悔說:對不起,我錯了。說罷,他慚愧地低下了頭。
最終,法庭以蓄意射殺罪,判處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釋。
同樣,也是發生在柏林牆的故事。
一個小男孩,母親在西德,他跟著父親在東德生活。小男孩想見母親,父親也覺得孩子應該跟母親一起生活。於是他帶著孩子來到柏林牆邊,囑咐孩子去邊防哨所,哀求哨兵放他過去。
小男孩按照父親的叮囑來到哨所,向士兵講述了自己的請求。那天,他幸運地遇到了一位善良的士兵,這位東德士兵聽了小男孩的要求,考慮了一會兒,決定幫助小男孩穿過柏林牆。這個場景正好被一個記者看見,他偷偷地拍下了當時的畫面。
畫面上,這個東德士兵提起鐵絲網,幫助小男孩穿過了柏林牆。從照片中可以看出,這個年輕的士兵,他在幫助小男孩跨過鐵絲網時,眼睛左顧右盼,充滿了緊張和恐懼。
小男孩在士兵的幫助下,如願以償地去了西德與母親團聚。直到柏林牆倒塌后,這幅照片才流傳開來,讓無數人見證了人性中的大善。
無獨有偶。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辛德勒名單》,再現了德國企業家辛德勒與夫人埃米莉,在二戰期間不惜傾家蕩產,保護了1200餘名猶太人免遭法西斯的殺害。
在同樣的背景下,有人助紂為虐,成為幫凶;有人則秉持人性與良知,挽救了一個個生命。
當年,猶太人面臨納粹迫害,無處逃生,許多國家都紛紛亮起紅燈,拒絕猶太人入境。但中國駐奧地利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卻頂住壓力,大開綠燈,以最快速度向猶太人發放簽證。當年總共發放了多少簽證已經無法準確統計,但從一些猶太倖存者提供的護照原件的簽證編號上可以看出,1938年6月簽發的編號是238號,到7月20日時,簽證的編號已經超過了1200號,到1938年10月27日,編碼已經排到1906號。
按照編號上的數字計算,何鳳山每月發出的簽證要超過500份。從1937年5月到任,至1940年5月離職,保守估計,三年時間,何鳳山至少簽發了上萬份救命的簽證。有數據顯示,到1939年9月,上海收容的猶太人就達到了1.8萬人。
然而,像這樣充滿大仁大愛大善的城市,卻居然出現了令人痛心的一幕。
疫情期間,一個年輕女子,帶著自己的小狗,住進了街邊的電話亭中。見她孤苦伶仃,周圍的居民怕她餓著,給她送來了很多食物。一個月後,也就是上月29號,原本溫馨的故事,卻迎來了一個殘酷冰冷的結局。年輕女子在雨夜中被兩個大白摁在地上動彈不得,然後被驅離了電話亭。她被大白送去了哪兒,沒人知道。
這是一個充滿良善,也不缺罪惡的時代。一方面是小區居民的關心善待,讓女子免於飢餓,感受到人間大愛;一方面是毫無憐憫之心的驅趕和野蠻對待:使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善良,也見識了人性的醜惡,可以惡到何種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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