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平在紐約擺地攤賣「古董」及他的後事

講起上海的工人造反隊，都會提到潘國平。

當年造反隊的總司令潘國平後來在紐約擺地攤，賣「古董」.

轉載一篇老文章，看看潘國平在紐約做點什麼生意：

說起潘國平，他在紐約我和他有過一段比較密切的交往。他為人熱情，能說會道，交遊廣闊，最主要的是我們有共同的愛好—收藏古董。

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紐約法拉盛東溢豐酒樓一個記者會上，我作為記者前往採訪。會議結束後，潘國平主動趨前和我握手致意，說：「哈！原來妳就是曾慧燕，我差點把妳當成來捐款的『愛國華僑』了，妳的外形和穿著打扮都很像『富婆』嘛。」真是「美麗的誤會」！

1998年，孔祥熙與宋靄玲長女孔令儀在長島蝗蟲谷的豪宅轉售給紐約一家地產商，內有一些據稱是宋美齡、蔣介石用過的文物用品和傢具。該地產商委託康州頗具規模的拍賣行Braswell Galleries, 於1999年1月30日舉行一場專拍，以宋美齡為賣點。

我駕車前往採訪，同行的有名報人陸鏗和崔蓉芝，陸鏗的目標是競投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畫像，在那裡碰到了潘國平，我才知他也喜歡古董收藏。

那次大家都各有斬獲，陸鏗如願拍得林森畫像，潘國平買了一張桌子，我也湊熱鬧投得一張法國路易十六式風格的茶几和幾樣小物件，其中包括宋美齡用過的首飾盒。

潘國平移居紐約那幾年，朋友關照他在自己開的一家公司工作，地點就在曼哈頓六大道夾26街的古董跳蚤市場附近，近水樓台先得月。他每個周末都提前出門，直奔古董跳蚤市場淘寶，然後轉手賣給別人獲利。他知我喜歡收藏，也賣過一些東西給我。後來有次我陪香港來的朋友去逛古董市場，無意中碰到他，才發現他的「秘密」，但我看破沒有說破。

潘國平有段時間搬去華盛頓附近的巴爾的摩，他說住家附近有一個非常大的跳蚤市場，他每次去逛都有斬獲，積攢了不少「寶貝」。

大約2003年初，他喜孜孜告訴我，已經在25街的古董大樓租了一個店面，叫我有空去看看。有天我去了，店名是他請王己千先生題字（忘了叫什麼軒了），他並指著那張在康州拍賣得來的桌子，很得意說這是宋美齡用過的桌子，有「名人效應」，最好賣給大陸土豪，作為炫耀資本。

我曾問過他什麼時候開始對古董感興趣的？他說由來已久，早在文革「破四舊、立四新」期間，看到那些「國寶」遭到紅衛兵大肆破壞，覺得十分可惜。

他說，當時，他利用上海市文革委員會副主任的職權，保護過一批被打為「牛鬼蛇神」的藝文界人士，包括名畫家劉海粟等，他們非常感激他，其中一位喜歡收藏的「反動學術權威」，送了八個珍藏多年的大清乾隆年款官窯粉彩瓷碗給他。

嘩！收藏至今可值錢了！

他頓足搥胸地說，文革結束后，他因在上海人民廣場以大會執行主席身份，參加1967年1月6日奪權大會，被判刑八年，進了提籃橋監獄。出獄后，才發現他的妻子譚元元（後離異。芭蕾舞演員，曾在京劇《白毛女》中飾演主角）不識寶，把官窯瓷器當尋常飯碗，已經打破了六個，餘下兩個也磕磕碰碰的衝口了。

他說他的第一桶金，來自他第一次刑滿釋放后，在城隍廟地攤逛舊貨市場淘寶，以80元人民幣買了價值數萬元的日本錢幣，但不久又被以投機倒把名義第二次判刑六年，直至1992年出獄。

1996年潘國平來美不久，突然心肌梗塞，險些送命，幸搶救及時，做了心臟支架。他大贊美國人道主義，自己沒有醫療保險，這麼大的一筆手術費（好像說15萬美元），居然分文不收。

潘國平告說，他在詩人白夢幫助下，曾撿過一次大漏。

白夢有段時間居住華府，認識一位教會牧師，牧師過世后，其太太對白夢說，牧師曾在中國傳道，購藏了一批中國名家書畫，約60幅左右，現在牧師過世，她又不懂欣賞，托白夢幫忙物色買家。

白夢認識的朋友中，只有潘國平是做古董生意，潘國平見獵心喜，迫不及待當天即冒雪開車，帶上白夢趕去牧師娘家。一看老太太展示的畫作，眼睛都亮了，全是大名家，包括徐悲鴻、張大千、齊白石、黃賓虹及程十髪等，雙方討價還價，談成一幅五百元至一千元不等，但當時潘國平手上一下子湊不到這麼多錢，只好買了30幅；還剩一半，他叫老太太保存好，回頭再來買。

潘國平打的如意算盤是：他先售出手上的30幅畫，然後用這筆錢再去買另外那30幅畫。

他說，那次他和白夢是冒著風雪去的，再漏夜趕回紐約，因雪越下越大，他們不小心連人帶車沖到高速公路邊一個雪坑裡，幸虧人沒受傷。

人算不如天算。待潘國平數月後重返華府找牧師娘買另外那批畫時，已人去樓空，有人說老太太把房子賣掉入住養老院了，但無人知道具體去向，他們連她的名字都弄不清楚，無從打聽。

潘國平悔不當初，他說早知道就設法籌足夠款項，把這批畫全部買下來，如今過了這個村沒這個店，痛失「發財」機會。

后來世界日報一位來自台灣的編輯，托我介紹他的台灣商人朋友購藏名家書畫，我便想到潘國平手上那批畫，居中牽線，潘國平以1萬5000美元，賣了一幅齊白石的畫給台灣藏家，按行規中介可拿百分之十傭金，亦即1500元，但我說從不賺朋友的錢，因為我是新聞記者，有自己的正職。潘國平很高興，說要送我一把顧景舟的紫砂茶壺補償，后來還多次提起，最終沒了下文（我倒不是在乎他的紫砂壺，而是重視朋友之間的言出必行，我對人處事均是一諾千金）。

順便提個插曲。大約2001年，我帶我的妯娌金濤去長島大頸豪宅看Tag Sale（搬家拍賣），看到最後一家快到下午4點（一般都是4點結束）關門時間了，東西已賣得七七八八。我一眼瞥見角落還有個大清乾隆年制的景泰藍掐絲琺琅多穆壺，標價150元，居然沒人要，Tag sale 公司的女老闆問我要不要？主動減至35元，我想屋主知道要心疼死了，但一般這種Sale都是屋主不在現場，Tag sale公司為了賺傭金，有時往往不管東西的實際價值就「賤賣」。

我叫金濤買下來，她嫌沒用，叫我也不要買，我覺得不買實在太可惜了，就掏錢買了。

沒想到我家老爺從北京回來后，看這多穆壺不順眼，嫌它「占空間」，每次回來看到都「罵罵咧咧」的，有次甚至揚言「把它扔到垃圾桶」。弄得大家都不開心。

潘國平開店後，希望我提供一些收藏品給他充實貨源，我收藏只是愛好，從來沒想到「做生意」，也不知道他需要什麼？便叫他來家裡挑。

他看到這個多穆壺，我老老實實告訴他是35元買的，他叫我135元讓他，我當然知道其價值不止於此，但當時覺得既然老爺不喜歡，就不必留在家中令他看不順眼，也無所謂賺不賺錢，反正彼此是朋友，「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讓他拿走了，之後我也忘記了這件事。

2004年3月下旬，紐約亞洲藝術周開鑼，我去紐約軍械庫採訪古董展，當我逛到丘安妮（Annie Yau Gallery）的古董展攤位時，發現我的舊藏多穆壺竟然在她的攤位上出現（因那條繫在壺身上的鐵鏈特別，我一眼就認出是我的舊藏），標價18000美元，當時真是「眼都大了」！其父丘小君老師引經據典，洋洋洒洒工工整整寫了一大段此物出自宮廷的考證。

我當時和丘氏父女還不大熟悉，行規一般不能隨便打探貨物來源，但我實在太納悶和好奇了，便問他們是否從潘國平手中收來的？他們說不是，我不好再追問。

事後我和潘國平提及，他一聽丘氏父女買1萬8000美元，並考證的確出自乾隆年間，且是宮廷之物，一副後悔莫及的模樣。原來，他以為是民國仿乾隆，只賺了幾百元，賣給麻州一個老美古董商了。

潘國平在紐約法拉盛居住時，有一位同居女友，待人接物和外型都不錯，其子大約10歲，活脫脫長得像一個小潘國平，並且叫他「爸爸」，最初我以為他們是親生父子，但潘國平否認，說他們有緣，並提及此子頑皮淘氣，經常令其母頭疼，只有他才能「治他」。.....

他曾跟我說過他的退休計劃，他說泰國的房產非常便宜，他有九兄弟姊妹，手足情深，打算買一所大房子，屆時讓全家人都到泰國抱團養老。

後來他離開紐約到泰國後，那時還沒有微信，我們便沒有再聯繫。

這是上海「工總司」的人物之一的丁德法寫的一篇詳述潘國平生命最後時刻的悲慘情況；

       我與潘國平是在上世紀1965年相識的，那時我與他都是「上海滬東工人文化宮」藝術團成員。我們都好學上進，每星期有兩個晚上在東宮相聚一起。那時的潘國平很活躍，興趣愛好廣泛，歡喜攝影拍照，擅長曲藝與聲樂，對唱歌、說唱、評彈組、滬劇越劇都感興趣。潘國平善於與人交往，對人熱情朋友很多。

1966年8月份四清運動剛剛結束，緊接著文化大革命開始。滬東工人文化宮也投入到「文革」中去，藝術團領導號召我們投入運動，我們便響應號召，目標對準藝術團的領導。現在回想，我們當時寫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寧左勿右」，無限上綱，革命的調門越高越好，實際並無實質性的問題。我們以大字報相互聲援，我寫了一張「革命」的大字報，潘國平用美術筆寫了一張支持我的大字報，大字報上的字體當時很引人注目。

後來我與潘國平「殺向社會」，認識了北京紅衛兵，與他們串聯，批判本單位四清運動中的遺留問題。1966年11月6日下午，我與潘國平等17個單位的工人造反派，發起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王洪文被選為「工總司」籌備組負責人，潘國平被選為成立大會的執行主席。11月9日在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再以後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安亭事件」。

在「安亭事件」中，工人們與張春橋展開面對面的鬥爭，迫使張春橋簽訂了「五條決議」，以後又作為上海市委文件下發到基層工廠。潘國平在整個談判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確保了參加「安亭事件」的廣大工人群眾安全回廠，免受打擊迫害。

在「工總司」的早期建設發展中，潘國平和王洪文都是主要負責人。潘國平表達能力強，對外聯絡也多，成功處理過許多事情。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憑著他在保衛科的一套手段，在靜安區工人文化宮(烏魯木齊北路445號)，搞了場「宮廷政變」，抓了「工總司」的常委范佐棟，調了盧灣區幾百人包圍了會場。潘國平事先根本不知道這回事，他想去上廁所，也被攔住。他在會上提出這是誰調的人？連我潘國平也不能隨意走動，有人跟蹤我，這是怎麼回事？這時王洪文才說出是他調動的人馬。范佐棟就這樣被關了一個多月。後來潘國平也受到排擠。王洪文當過兵，當過工人，所以被看中。其實潘國平也同樣當過兵、做過工人。但潘國平缺乏共產黨員身份；而且那時潘國平太年輕，僅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所以不被看中。加上潘國平自身也有不注意的地方，自然是被王洪文排擠掉。為此，潘國平曾一度被離開工總司，回廠參加勞動。

 1974年為賀龍養子賀興桐部長，護送甘肅省人大副主任陳振國紅六軍團的老紅軍回江西永新，路經上海，潘國平為他們安排車輛住宿，跑前跑后，很是盡心。

文革結束后，潘國平被判刑。對他的判決書是這樣說的：潘國平「因參加1967年的一月六日奪權大會，在人民廣場擔任大會執行主席」，被判8年徒刑。此後，我曾拿著潘國平家的戶口本，頂著他的兄弟名義，去提籃橋監獄探望潘國平。潘國平進監獄后，我曾為他代為保管他的一套傢具15年。後來潘國平刑滿釋放，但不久又以「投機倒把」罪名被判六年徒刑，1992年獲釋。在獲他釋前有關方面曾發函尋找我，因我在廣東的居住不定，所以沒有見到他們，他們就把我的老師謝景安教授請去建國西路談話。我估計是要我專門「聯繫」潘國平。

   1996年上海人都知道潘國平去了美國，大家說他不會回來了。

潘國平去美國后，這樣那樣的消息傳來，我也不知真假。近幾年間，我曾聽幾次聽說潘國平回來了，但始終只是聽說，沒見到他人面。我心裡是希望潘國平能真的回來，畢竟美國只是他鄉，他年紀也漸漸大了，還是葉落歸根回來為好。

     直到這次2013年春節，我突然接到遠在美國的潘國平前妻、原芭蕾舞演員譚元元來電，告訴我潘國平在上海，身體很不好，要我想方設法找到潘國平，我這才知道潘國平已回國。我通過已退休的上海芭蕾舞團團長朱國良，終於找到了潘國平。屈指算來，我們已經17年沒見面了。那天我走進潘國平的家裡，只見他面色蠟黃，瘦得形消骨立，頭髮鬍子很長，全都白了，憑我的直覺，潘國平的病得不輕。他只能坐著，不能站立，我估計是心腦系統梗阻，幸好有鐘點工為他打掃做飯。平時，他多是吃粥，就點肉鬆當菜。有時鐘點工不在，無人攙扶，大小便就拉在地上；或者將用過的紙尿布就扔在地上，沒人收拾。他整天躺著，表情沮喪。

       我將為他買的三盒盒飯，放在他冰箱里。看他病得這樣，我倍感凄涼，心裡很難受，臨走時，我留了500元在他枕邊，叫他收下，他苦笑著說：我已經好長時間沒看見人民幣了。

      在我和潘國平見面之前，是朱國良經常去照顧潘國平的。後來我才知道，去年朱國良為潘國平墊付醫藥費一萬二千元，鐘點工的費用也是朱國良給的。但朱國良還要上班，正好我母親家離潘國平家很近，走走只有五分鐘，我經常去母親家，所以朱國良很希望我來幫忙。在隨後的日子裡，我經常去看潘國平。我為他針灸推拿，幫助他練習走路，還請了一位抗美援越的老戰士李炳華為潘國平理髮修面。朱國良給了我一把房門鑰匙，隨時可以去潘國平那裡幫忙，有時潘國平一個緊急電話，我就立即趕過去。他身體很不好，非常虛弱，我們也無法多談。我原想叫一些老朋友去看他，但他不願見人，所以，原來「工總司」的人，只有我去過他家。一次潘國平對我說：「現在政策好了，所以我回來了」。他還告訴我：他回國已三年半，兩次中風。還有一次，我給他帶去一本葉昌明1967年的工作筆記（復旦大學整理出版）；還帶去一份《世紀》雜誌，上面有一篇紅鷗回憶「安亭事件」的文章，裡面提到潘國平。我拿給潘國平看，但他不要看，說自己對這些事情已經不感興趣了，讓我統統拿回去。他的精神已經很虛弱了。

       我感到他的病需要請有經驗的西醫，我請來原市衛生局的主要負責人、二醫大陳金祥教授為他看病，陳金祥教授與潘國平也是有47年交情的老朋友，是潘國平要我請的專家。潘國平15年前在美國做過心臟搭過橋手術，14萬美金醫療費是美國的福利，自己不需出錢。搭橋保險期是10年，15年已經過了期限。所以陳金祥教授建議，馬上到瑞金醫院或者中山醫院做心臟血管造型術檢查，以決定是否要重新搭橋或者裝支架。他說：現在我還可以幫你住進醫院，他要潘國平立即決定。但潘國平似有難言之隱，究竟是什麼，他沒有對我們具體說。過了兩個星期，陳金祥教授又趕來看潘國平，這時潘國平的臉色泛黃了，陳金祥教授立即判斷：肝復水！他感嘆：晚了，肝復水是不能做造型的.

      我每星期去探望潘國平兩次，有次我看到潘國平的心情還可以，就告訴他，他女兒瑋瑋從美國來電話，關心父親的病情。我還告訴他瑋瑋來電時說的話：「我就一個爸爸，這麼優秀，如果不行了，我怎麼辦? 」潘國平聽到此話，馬上興奮地「喔」了一聲說：「她現在想到我了！」我說，你就一個女兒，怎麼不叫人惦念？我於是趕快發郵件給在美國的瑋瑋，要她直接打電話給潘國平。女兒電話打來問候，譚元元也在電話中鼓勵潘國平：「要有信心戰勝疾病」，潘國平聽了非常高興，情緒好多了。譚元元還再來電話給我，要我到超市買好的食品給潘國平送去。

      4月1日下午朱國良來電話，說潘國平昏迷了。我立即趕到潘國平住處。這是潘國平第三次中風，躺在床上，看到我來了，想講話講不出。枕邊放著近萬元錢。朱國良有事沒在，他第二天趕來新華醫院。我馬上打電話找潘國平的妹妹，卻怎麼也沒有人接。潘國平兄妹九個，我只有他最小的妹妹潘滿珍的電話，而且還是座機。找不到家屬，我只好打電話給謝鵬飛、原外交部一秘彭克和李遜。他們立即趕來。他們馬上叫來120救護車，將潘國平直送附近的新華醫院。正巧，此時黃金海家屬出車禍，也送新華醫院急診。聽到潘國平的消息，他也趕過來了。幾瓶藥水輸液下去，潘國平神智清似乎有點清醒，他對著身邊的彭克，嘴唇動了一下，衝出一句話「彭克！」頓時讓我們感到潘國平有好轉了。醫生站在急診室門口大聲呼喚：「潘國平的家屬在哪裡？」急診室周圍的人聽見，就有好幾個人過來問：潘國平？是不是「工總司」的潘國平？上海灘60歲的人一般都知道潘國平。

        找不到潘國平的妹妹，就沒有家屬簽字，沒有家屬簽字，醫生就不能搶救。潘國平前妻的妹妹和妹夫趕來，代簽了字，但他們仍不能算是家屬。醫生建議，可以打電話報110，這樣醫院就可以作為無主的昏迷病人搶救。謝鵬飛打了110，不一會，管這事的人來了。他一聽說是潘國平，也立即就問，是不是文革中的那個潘國平。

第二天，我們找到了潘國平的妹妹，原來昨天她赴蘇州掃墓去了。有了家屬簽字擔保，潘國平被由急診室轉到重症監察室，繼續搶救。

在以後十多天的日日夜夜裡，許多老朋友都在為他祈禱，祈盼潘國平能再一次挺過來。為潘國賓士療搶救的大夫是吳醫生，去年潘國平第二次中風，擔負45天搶救的正是他，我們感到一些欣慰，因為他了解潘國平的病史，更因為他那時將潘國平搶救了回來，這次也會搶救回來的。潘國平的老朋友黃金海，戴立清，葉昌明，王腓利、張寶林、楊寶才，朱國良等，聽說潘國平病危，都趕來醫院探望，他們都40多年沒見小潘了，如今總算都在醫院見上小潘最後一面。但潘國平好像總是昏迷不醒，已經不能回答他們了。不過當戴立清在他耳邊叫著他的名字時，他眼裡淌出了眼淚。潘國平的家屬，包括大哥潘鐵錚也都趕赴上海。

潘國平的病情日趨加重。4月18日潘國平在新華醫院去世。

潘國平先後兩次陷入囹圄達14年。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