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以高明的手段脫胎換骨進入金融界

杜月笙以高明的手段脫胎換骨進入金融界

到現在，中國的金融界往往還是與地方各種各樣的勢力結合在一起。

 進入金融界的各種各樣地方勢力的人物都是以黑惡勢力進入金融界的嗎。

 看來答案是否定的。

一些事實說明，地方黑勢力到一定的時候，為了要改變自己的面貌，往往要進入金融界，但是並不是靠黑惡勢力進入金融界。

因為，中國金融界都是有強硬的背景，這些地方黑勢力人物絕不會傻到用黑惡勢力對付有背景的金融界。

從杜月笙在上海進入金融界的過程，可以看到杜月笙是怎樣『脫胎換骨』成為金融界頭面人物。

1920年代起，上海幫會開始向合法行業發展。這是幫會應對外部生存環境和時勢變化的「識時務者」的舉動。由於不能像以前那樣肆無忌憚地從事煙賭娼等行業，他們力圖通過經營、投資正當行業謀取經濟利益、拓展勢力空間，儘管有時不免存在「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在其他人涉足酒樓、浴室等傳統行業的時候，杜月笙首先選擇了銀行業並闖出了一番天地。這既是時勢的逼迫，也反映了杜月笙的機智與敏銳。1920年代末期，杜月笙在法租界已擁有強大勢力，但1931年法國撤換了駐滬總領事和警務處總監，並開始整頓租界煙賭糜爛現象。杜月笙被免去華董一職，並被要求撤走法租界的賭場與鴉片館。此事給杜月笙較大打擊，儘管他以後仍然有能耐在華界獲取煙賭的暴利，但他強烈認識到「舊行業」的不穩，租界當局的縱容和庇護並不是「保險箱」，「轉行」的意願更加堅定。1931至1932年國民黨出現統治危機。蔣介石在內外交迫中被迫宣布下野，隨後的孫科政府也僅維持了一個月即倒台，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機使杜月笙感到有必要加強同相對穩固的地方政治勢力的聯絡。此時，上海銀行業處於迅速發展階段，銀行在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顯著。因此，躋身銀行界，與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銀行家建立密切聯繫尤顯重要。

杜月笙比其他幫會頭面人物站得高、看得遠，正如有學者說「幫會成員進入合法行業，不自杜月笙始，但在杜月笙手中逐漸發達起來，並走向頂峰期。」涉足銀行業、與銀行家建立密切聯繫是杜月笙走向頂峰的極為關鍵的一步。從杜月笙個人角度來看，他與上海銀行家之間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的變化：

1.互不干涉

早年的杜月笙，從十六鋪的小混混努力向上爬，走的是黑道路線。銀行家幾乎個個吸了洋墨水回國，以發展國內銀行為己任，走的是正當的商業路線。兩者涇渭分明。

身份、地位的不同使銀行家一方面對杜月笙等幫會人物多敬鬼神而遠之，另一方面在骨子裡還鄙視他們。銀行界巨頭錢新之早年對「大亨」不屑一顧，曾說「我們做銀行業務的人，跟外間的接觸甚多，但是對於這些勢力圈中的人，老實說，既不能臭味相投，也不願引以為友，更何況折節下交！」銀行界另一巨頭陳光甫對幫會勢力，原來也是抱適當敷衍的態度。因此，除了通過幫會勢力與個別銀行家有少數接觸外，在杜月笙涉足銀行界之前，他與銀行家之間處於互不干涉的狀態。

2.主動結交

1929年，杜月笙創辦了中匯銀行，這是杜月笙「生平第一次規規矩矩辦的事業」，是他邁向銀行界的起點。此時的杜月笙已經是堂而皇之的中匯銀行董事長，為他深入銀行家陣營提供了一個很有利的平台。為了經營事業和人際關係，杜月笙改變了原有的生活作息習慣，當時給杜裝煙的郁詠馥回憶說：「杜在開中匯銀行以前，每天起身很遲，煙癮也很大。中匯銀行開設后，他在社會的活動越來越頻繁，每天總在上午九時前起身，鴉片也不多抽了。」在杜月笙的主動結交下，他與銀行家建立了廣泛的聯繫。1934年中匯大廈落成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理陳光甫將50萬兩白銀存入中匯銀行，讓杜月笙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1936年與江浙銀行合併是中匯銀行發展中的大事，銀行內部承認「本行自合併后實力較厚，規模粗具，又得各大銀行之聯絡，彼此聲氣相通互有存款往來，信譽既上，發展可期」。當時銀行界的知名人物如錢新之、唐壽民、陳光甫、吳啟鼎、周文瑞、吳蘊齋等都成為中匯的董事，經理之職由徐懋堂擔任。由此可見杜月笙已與一批銀行家打得火熱。在此過程中，中匯銀行的橋樑作用不可小看，杜月笙高明的交際手段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杜月笙扮演了為金融界免除黑惡勢力麻煩的人物

儘管銀行家不願意與幫會扯上關係，但殘酷的社會現實「教育」了他們。隨著聲譽日隆和錢袋鼓起，銀行家成為上海灘綁架勒索的重要對象。1928年中南銀行總經理胡筆江突遭綁架，後由親友集資贖回。1929年，上海的中國國貨銀行總經理朱成章同張嘯林因租用靜安寺土地發生矛盾，張嘯林派人持槍綁架朱成章，開槍將朱擊成重傷，並勒索了巨額贖金，朱被放回后終因傷重不治身死。陳光甫對幫會勢力原來抱適當敷衍的態度。但有一次，有個幫會集團從濟南上海銀行倉庫里偷了2000余擔棉花運滬，集團的頭子向他的幫會師父張仁奎報告。由於張的協助，上海銀行收回了這批被竊的棉花。因為這件事，陳光甫和張仁奎換了帖子，成為異姓兄弟。出於生命財產安全及自身利益的考慮，銀行家紛紛投拜幫會頭目。如交通銀行總經理錢新之、上海銀行分行經理徐爾康，投入張仁奎門下。中南銀行的胡筆江、金城銀行吳蘊齋、大陸銀行張慰如等一干人，投拜樊寶瑜。杜月笙的輩分雖不及張仁奎、樊寶瑜，但至1930年代杜月笙的實力已相當強大，所以論實力以他為首，銀行家更樂意與他「稱兄道弟」。

3.成為領袖

1930年代中期是杜月笙生涯中的輝煌時期，這時他儼然成為「金融家」，側身於資產階級行列，並成為其中的「領袖」人物。當時有五大團體作為上海資產階級對政府建議或對外陳說的代表機構，重要性、權威性以市商會為首，地方協會次之，銀行工會、錢業公會、航業公會次之。試看杜月笙在這五大團體中的職銜：1934年榮任地方協會會長，1935年成為上海銀行公會理事，1936年由上海市商會常務監察升至常務理事。儘管在商會中任常務監察或常務理事，但其權勢顯然超過了他的職位。因為市商會的領導成員中，許多人是唯杜馬首是瞻的，會長王曉籟拿杜的「津貼」，總幹事、執行委員、商務主任駱清華及王先青等人更是杜月笙的弟子。

上海銀行公會在銀行界的地位不言而喻，1935年10月杜月笙擔任上海銀行公會理事，標誌著杜月笙成為與陳光甫、錢新之、胡梅庵等一樣舉足輕重的銀行界領袖。至三十年代末，杜月笙擔任了中國銀行董事、交通銀行董事、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中匯銀行董事長、浦東銀行董事長、國信銀行董事長、亞東銀行董事長。杜月笙在銀行界已牢牢紮根，再憑藉他當時的權勢背景，可以說在銀行界他比其他的領袖更有話語權。

杜月笙從最初與上海銀行家互不干涉到後來成功躋身銀行界，這也是上海銀行家對杜月笙從不願結交到最終承認並接納的過程。雙方關係的變化反映了他們在面對上海灘紛繁複雜的形勢下所作出的姿態，但不能否認互惠互利是雙方關係發生轉變的本質。杜月笙的舉動使幫會在上海的活動公開化、合法化甚至紳士化，而杜月笙在其中也獲利頗豐，「後來進入工商企業，並做商會會董、工業總會理事長，平步青雲，都由交納這輩自命為金融領袖所致」，杜月笙在謀取利益、擴張勢力的同時獲得了自己一直想改變的身份、地位。他在1936年曾說：「我原來是強盜扮的書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現在是曲蟮修成了龍，在社會上有些地位了。」銀行家結交了杜月笙這個海上「霸主」，就等於有了一頂保護傘，有了一座靠山。抗戰前夕，徐寄庼因為通易公司投機失敗而倒閉遭到存戶們的追債。徐積蓄不多，無法償還債務，因而十分窘困。後來經杜月笙調解才得到解決。周作民在抗戰勝利后曾遭戴笠手下關押，親友、行員即電告張群和杜月笙，兩人隨即給戴笠打電話，戴說不知此事，令手下釋放了周。銀行家生命財產安全和利益的追逐，都離不開杜月笙的保護和支持。

杜月笙結交銀行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曲線迂迴

大約在1930年，杜月笙交給他的兩位智囊人物——楊志雄、楊管北一個任務：每天中午時到上海銀行公會附設餐廳。為什麼要到銀行公會附設餐廳呢？原來這裡是銀行巨子、金融業者碰頭聯絡、商量事情、交換情報和結交朋友的場所。了解銀行界信息尤其是結交銀行家成為兩楊的核心任務。這樣連續兩年多，二楊幾乎和所有的銀行巨子、金融領袖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

2.一箭雙鵰

綽號「多子王」的王曉籟與杜月笙有老交情，但真正共事是從開發魚市場起。1933年，政府籌辦魚市場，王曉籟任籌辦主任後為總經理。但麻煩、糾紛增多，漁民不肯合作，王無可奈何，請杜出馬。其實杜月笙對魚市場覬覦已久。杜投資入股，任董事長，仍請王任總經理。後來經杜大力支持，王登上市商會會長的寶座，對杜感激涕零。杜王二亨從此成了搭檔。別人問為什麼鼎立幫助王曉籟，杜月笙說：「他做，等於我做。」杜對王的幫助使王對杜言聽計從。另外，杜還有另一層心思。商界聞人王曉籟交遊範圍都是資本家、銀行家、工商界高階層人士，杜月笙深知自己先天的缺憾，便利用王曉籟，作為獲登彼岸的橋樑。

3.投桃報李

1930年，杜月笙心腹蘇嘉善臨死前托杜把他的兒子送到上海銀行去工作，杜聽罷，當時就感到為難，若是其他銀行，立即就能拍胸脯打包票。上海銀行任用人員，一律招考，從不賣面子、講交情，這在上海灘是出了名的。這時的杜月笙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理陳光甫素無聯繫。面對將死的老友，杜躊躇半響方才勉強答應。杜託人找陳，誰知陳光甫爽快答應。對於陳光甫的爽快，杜月笙心裡有數。1931年9月上海銀行發生擠兌風潮中，杜月笙施展自己的能量，給予陳光甫一定幫助。一次生，兩次熟，杜月笙與陳光甫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

4.順水推舟

1934年底，胡筆江任董事長的中南銀行因民生紗廠欠兩百萬元債務不還準備接收該紗廠。杜月笙、張嘯林在民生紗廠各有股本五萬元，紗廠創辦人徐采丞在這上面動腦筋，噱動張嘯林找人投資從而達到讓民生紗廠繼續維持下去的目的。後來杜月笙從中稍做「活動」，中南銀行退還杜、張兩人的股本外順利接收民生紗廠。自然，胡筆江與杜月笙之間有了一筆交情。

5.化解糾紛

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私人斥資所開的國華銀行存有1932年十九路軍「一·二八」抗戰期間收到的各界巨額捐款。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參加了反蔣「福建事變」，國華因此遭到上海銀行界一些人的攻擊。為此甚至專門在某次「群眾集會」上，通過了沒收國華資本，勒令停業整頓的所謂「民眾決議」。唐壽民慌了手腳，急挽錢新之向杜月笙通融。經過杜月笙的疏通，將對國華不利的「民眾決議」中的關鍵條款在見報前的最後一刻從版面上抽掉，圍繞國華銀行的風波很快平息了下來。

憑藉雄厚實力、利用各種手段，杜月笙成功結交了一批銀行家。杜月笙高超的交際和處事手段也顯露無疑。曾是杜月笙合作夥伴、後來留在大陸的范紹增回憶道：「別人有事要找他幫忙，只要以後能從這人身上找回本錢，他總是很痛快地答應下來，暫時賠點錢，他也肯干。他常常向我談什麼要從遠處著眼，不要只看眼前，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別人時，也往往能夠順手。他善於揣摩別人心意，能根據不同類型性格的人，運用不同的手法去對待，使一些人和他見面后，總愛與他交往。」應該說高超的交際手段是杜月笙「朋友遍天下」的重要原因。另外，從下面這個例子中還可以發現杜月笙為人所不知的交友方式：川鹽銀行上海分行開張，杜月笙、顧嘉棠等人一同去道賀，在汽車上杜月笙喘病大發，幾乎連氣都回不過來，他稍許好轉一點后，仍堅持前往。到達目的地，川鹽銀行董事長劉航琛知道后沒有讓他下車便請他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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