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四大公司」老闆的發展眼光

老上海「四大公司」的老闆對上海的看法是英雄所見略同。

翻開「四大公司」的歷史，細心的人不難發現，雖然「四大公司」各自為戰，但單就發家史而言，彼此之間竟然有著如此多的相似之處：先施公司老闆馬應彪、永安公司創辦者郭泉、郭樂兄弟、新新公司創始人之一李敏周及大新公司控股人蔡昌都來自地處珠江出海口的香山縣（今廣東中山）。他們早年遠赴澳洲打拚，以經營果欄（即水果批發店）或雜貨店起家，隨後又都抱著實業救國的理想回國二次創業。儘管先施、永安、大新公司均在香港和廣州取得斐然業績，但馬應彪等人仍不約而同地把目光瞄準「殷商巨賈咸集」的上海，選擇在當時申城地價最高的南京路落地生根，這不能不說是「英雄所見略同」。

1914年盛夏的某日，馬應彪帶著幾名助手來到南京路。從西藏路到黃浦灘，馬應彪把整條南京路來回兜了個遍。其實，在此前近一年的時間裡，他已經兩度遣人來滬考察市場環境。但是，從商多年的經驗告訴他，確定店址還須眼見為實。一圈逛下來，他發現南京路靠近外灘一側分佈著外商開設的福利、惠羅等大型百貨公司，而過了河南路再往西行，在南京路上一字排開的全部是華商店鋪。雖在數量上佔優，但中國商人大多墨守「獨佔一味」的陳規，商鋪空間局促，貨品種類單一，顧客少有挑選商品的自由，因而國人的商店根本不可與洋商的百貨公司同日而語。「非急設立大公司，殊不足與之抗衡」，此情此景更加堅定了馬應彪落戶南京路的決心。

南京路自東向西長逾3里，是那時上海最重要的幹道，本地人慣以「大馬路」稱之，那麼在這一偌大的商業街區內，哪裡是設店的最佳位置？馬應彪邊看邊行，心裡不住地盤算。

當行至南京路浙江路口，馬應彪停下腳步。他左顧右盼，思索了片刻，然後抬手朝西面指去，自信地說道：「嗯，就是這兒吧」。助手們順著他所指的方向放眼望去，發現在那路口的一東一西分別設有兩家茶樓。東面的那家名曰「日升樓」，因地處南京路、浙江路和湖北路的交叉口，地形頗似五龍相匯，故又名「五龍日升樓」。與日升樓隔路相對的是一家叫做「易安居」的茶館。馬看中的正是易安居所在的地皮。對於馬應彪的這一決定，他的手下面面相覷，覺得有點不太靠譜。馬應彪似乎看出了他們的心思，笑著解釋，雖說此處的市面不及外灘那頭繁盛，但根據先前的調查，地價卻便宜不少；再者，從此地乘坐電車還可通達北火車站，今後足以保證華界的客流源源不斷。

馬應彪果然是頗具大將風範，行事雷厲風行，他很快從該地產所有人英商德雷士手中以每年白銀3萬兩的價格租定那塊地，並招股200萬元，籌建上海先施公司。3年後，一幢7層高的古典式巴洛克風格大樓拔地而起，以「創始不二價，統辦全球貨」為經營方針的先施公司從此就在這裡安營紮寨。所謂「不二價」即是指商品明碼標價，謝絕顧客討價還價。馬應彪早在1900年於香港創設先施公司之際，就對當地市場上肆意開價、隨意砍價的亂象深惡痛絕，遂立下了這條店規，以昭示誠信經商的決心。先施的英文名稱「Sincere」，意即誠摯、不摻假。此後，「四大公司」中的其他三家亦嚴守「不二價」的經營原則。

上海先施公司的東亞旅社是華人開辦的第一家豪華旅社，在這裡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時任《廣東群報》主編的陳公博，1921年7月到上海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因順便偕新娘來上海旅行結婚，沒有與代表們同住，而借宿於東亞旅社。7月23日，陳公博住房的隔壁發生槍殺事件，被他記入私人日記，後來人們就是根據陳公博日記和《申報》記錄，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的準確日期為7月23日。（陳公博參加「一大」期間擅自離滬去杭州，次年脫黨，後來投靠汪精衛成為漢奸）。

1937年先施公司遭到了一場空前浩劫。8月23日下午一時許，日軍獲得國民黨將領白崇禧等人在這天午飯後，將在東亞旅社召開軍事會議的情報，悍然派出飛機在鬧市區的先施公司上空投下一顆重磅炸彈，在大樓東南角的馬路上爆炸。炸死路上行人250人，傷殘570人，大樓二、三層樓面及東南角大門被炸毀，附近10餘家商鋪也遭到嚴重破壞。

先施公司

作為上海首家華人自建的綜合性百貨商店，先施公司可謂一炮走紅，文章開篇所述就是先施開業當日的盛景。先施公司的出現如圖一枚扔入湖中的石子，在死水微瀾般的上海商界激起陣陣漣漪。

就在先施公司確定登陸南京路的第二年，即1915年，郭泉、郭樂兄弟也在「大馬路」上鋪開了自家的發展藍圖。與馬應彪不謀而合，他們同樣相中了南京路浙江路附近的地塊。可究竟是開在南京路北側、和先施比肩而立，還是設於南邊，跟先施來個「門當戶對」呢？據說，兄弟倆為此一直舉棋不定，後來還是郭樂想出了取豆數人的點子。

一日，郭氏弟兄雇來兩名夥計分別站在南京路接近浙江路的南北兩端。此二人各背兩隻布袋，一隻鼓鼓囊囊地裝滿豆子，另一個則是空癟的。只要身邊有一位路人經過，他們就往空口袋裡擲入一顆豆子。白天的南京路熙來攘往，而這兩個身背布袋、手裡還一刻不停地擺弄著豆子的年輕人卻總在原地轉悠，不少行人向其投去異樣的目光。旁人哪裡知曉郭泉、郭樂此刻正坐在路邊的日升樓茶館里監督著他們的一舉一動呢。經過連續數天的反覆測算，郭氏兄弟發現南京路南側的人流多於北邊。兩人立刻拍板：永安公司就造在先施公司的馬路對面。永安（Wing On）一詞是沿用了郭家在澳洲經營的果欄之名，寓意「永保安寧」。敲定店址后，郭泉、郭樂懸著心終於放下，他們期冀永安能在紛亂的商戰中安安穩穩地推進業務，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理想總是美好的，現實卻殘酷無情。永安公司意欲租用的恰好是猶太富商哈同的資產。哈同乃舊上海赫赫有名的房地產大亨，幾乎半條南京路都是他名下的產業。哈同在1916年將地皮租給了郭氏兄弟，其條件苛刻之極：年租5萬兩白銀，30租期滿后須將地皮連同永安大樓一併歸還。為不至於失去永安，1930年郭家又在永安東側修建19層高的永安新樓，預備作為未來的新永安使用，兩樓之間還造起了別緻的空中走廊，即今天的七重天賓館和華僑商店。1945年，郭琳爽（郭氏家族第二代接班人）與哈同養子喬治·哈同談判成功，以112.5萬元購回了永安，而整整30年郭家也向哈同付出了高達150萬兩白銀的租金！最後，郭琳爽說「我們永安跟哈同家族賓主30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圓滿！」

雖然永安公司大樓的建設一度因資金問題出現延誤，但事實證明，郭泉、郭樂的確是有遠見的。1918年8月20日，距離永安公司開張尚余半月，郭氏兄弟便在《申報》上連續刊登廣告，一時間「永安公司即將開幕」的消息成為上海灘家喻戶曉的頭號新聞。讓永安方面始料未及的是，9月5日開業后，公司原本準備銷售兩個月的貨品在20天內即告售罄，當時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

永安公司

至於新新和大新公司，它們進駐南京路的時間稍遲一些，付出的租地成本自然更高。新新公司的「房東」依然是哈同，其租用的面積雖僅為永安公司的6成，哈同卻開出年租金8萬兩的天價。儘管創業之路充滿艱險，新新、大新公司仍然昂首闊步開進「大馬路」。「滬濱乃中國口岸通商之中樞、環球貨品轉輸之孔道……南北菁華薈萃於此，誠我中國一最盛繁華之商埠也。」或許郭樂的這番話能夠詮釋「四大公司」為何衝破重重阻力進軍大上海的主要動因吧。

「康克令小姐」

提及美國產金筆，眾人想到的無外乎是派克（Parker）、犀飛利（Sheaffer）之類的大品牌。但上世紀30年代申城最暢銷的金筆卻是由永安公司獨家代理的康克令（Canklin）牌。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別瞧這康克令金筆名不見經傳，但用「火爆」二字來形容當年永安公司底樓康克令專櫃的銷售場景則毫不為過。若問此中緣由，全賴「康克令小姐」的功勞。

時髦的燙髮，合體的旗袍，外加一枚精緻的胸針，當年的女營業員大都如此打扮

事實上，聘用女營業員並非永安公司首創，先施公司才是第一個「吃螃蟹者」。按照中國的封建禮數，女子理當在家相夫教子，不可在外拋頭露面，待字閨中者更應深居簡出。然而，馬應彪對此不以為然，並提出招聘女營業員的想法。可是，招募啟事貼出去一月有餘，竟無人上門應聘。就在馬應彪正想「打退堂鼓」之時，他的妻子霍慶棠主動請纓擔任化妝品部的售貨員。霍的兩個小姑也挺身而出，跟嫂子一同立櫃檯。這下，先施公司「三個女人同台站」的新聞不啻為一個炸雷震動申城。好奇者接連前去圍觀，守舊者則斥之為傷風敗俗，先施面臨著巨大的輿論壓力。諳熟經商之道的馬應彪隨之調整策略。起先，他讓夫人等隔三差五地出現在櫃面，慢慢再改為一兩天上次班。通過循序漸進的辦法，市民逐步適應了這一新潮的售貨方式。加上，霍慶棠儀態端莊、口齒伶俐，深得顧客青睞。曾經橫遭非議的女營業員竟成了先施公司的活廣告。

當然，女店員吸引的主要還是男顧客，而逛百貨公司的更多是女性消費者。所以，永安公司化妝品部的售貨員多為英俊瀟灑的小生，他們也與「康克令小姐」一樣，有著大批擁躉。

如果要問「四大公司」成功的秘訣是什麼？不斷創新無疑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條。在「四大公司」里，新新、大新進入上海市場的年份大大晚於先施和永安，但前兩者努力求新求變，大有後來居上的勢頭。有意思的是，新新（Sun Sun）與大新（The Sun）的名字里都包含「新」字。依照新新公司總經理李敏周之子李承基的說法，新新之命名，語出《大學》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意謂日日都有新的進步，日日都有新的成就；而在蔡昌的眼中，大新蘊含「大展新猷」的深意。

新新公司於1926年1月23日開業當日就使出了全新的招數：免費贈送香煙。沒想到，開門僅僅兩個小時，聞訊而來的市民就把新新公司擠得滿滿當當，經理劉錫基不得不下令採取每隔10分鐘放行一批顧客的限制措施。這還不過是新新公司小試牛刀，利用廣播電台進行商業推廣方是新新祭出的「殺手鐧」。

新新公司

新新公司在開業之初也模仿先施、永安公司的套路，在屋頂花園開設新新遊樂場，但劉錫基總認為此一做法缺乏新意。經過一番苦思冥想，他忽然眼前一亮，「用電台來做廣告宣傳不是蠻好嘛？」的確，無線廣播對於1920年代的中國人來說，還是一樁徹頭徹尾的新鮮事。1923年1月，也就是新新公司開張前3年，中國境內第一家無線電台----《大陸報》暨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電台（俗稱「奧斯邦電台」）才在上海開播。更何況，此後上海雖接連出現的數家電台均為外資背景，華商在這一領域還完全是空白。

劉錫基曾經聽過外商電台的廣播，其內容除去新聞、音樂等節目外，商業廣告佔到相當比例。「既然洋人可以自辦電台，為啥我們不行？」劉錫基馬上將自己的想法付諸行動。開辦電台少不了廣播發射機，他原計劃從美國進口一台。恰巧，曾在舊金山學過無線電技術的新新公司技師鄺贊在得知此事後，自告奮勇承擔了設計和製造電台設備的任務。

1927年3月18日，從新新公司6樓傳出了悅耳的樂聲，上海的廣播聽眾首次收聽到呼號為XGX（后改為XLHA）的新新廣播電台的節目。亦許連劉錫基自己也未曾料到，新新電台剛剛誕生就一舉創造了兩項第一：上海第一家由華人創辦的廣播電台、中國第一座民營電台。

新新電台每日廣播6小時，大半節目用以推介本公司貨品和商業促銷活動。電台推銷的首宗商品是新新公司自行裝配的109式礦石收音機。考慮到聽眾的口味，新新電台還時常轉播新新遊樂場里的各種演出，包括京劇、申曲、蘇灘、滑稽戲等。王曉籟、袁履登等政商界名流以及眾多名演員、名票友也是電台的常客。新新公司的生意因此獲益良多。但隨著滬上同類電台越開越多，市民對新新電台的新鮮感亦逐漸消退。見此狀況，聰明的劉錫基又計上心頭。

眾所周知，廣播的特點是「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劉錫基則反其道而行之，把新新電台的播音室改建為全透明的，四周用玻璃隔斷，播音設備也全部從美國引進。如此一來，原先看似神秘的播音過程便可一覽無餘，話筒邊播音者的「廬山真面目」亦能看得清清楚楚。隨即，去新新公司看「玻璃電台」成了風靡一時的時尚新寵，新新公司的營業額也藉此步步攀升。

大新公司是「四大公司」中創立時間最晚的一家，它又有何妙策招徠顧客呢？答案很簡單：一部美國進口的奧的斯自動扶梯。那玩意在今人看來早已司空見慣，但擱在那個年月可是稀罕之物。曾於大新公司開張前夕前往試乘的《申報》記者就做出如下結論：「的確叫人感覺便利、新奇。預料開幕的一天，一定有很多的人好奇的去試乘。」果不其然，在1936年1月10日大新公司首度開門迎客的當天，廣大市民扶老攜幼興沖沖地趕來，有的甚至是全家出動。大夥不為別的，就是沖著上海第一部自動扶梯而去，誰人不想嘗嘗鮮呢？由於人如潮湧，公司方面只得臨時買起門票，4角錢可以上下乘坐一回，乘完電梯后，憑票在商場里購物還能現場抵扣。這部奧的斯扶梯每小時可供4000人上下，以一天營業12個小時計算，開幕那天估計有4.8萬人來到大新公司。自動扶梯無形之中成了最好的廣告，大新公司由此名聲大振，生意興隆。

 

大新公司

1936年，大新公司的上海第一台自動扶梯

在如今繁榮景象更盛當年的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巍巍高樓依舊矗立，而這四家中國近代百貨業先驅的輝煌已成往事，這不禁令人感慨「逝者如斯夫」。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