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之間保持良好溝通，也要說說過去的事情

附：上海地方志

上海是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對中國進行侵略的主要基地，帝國主義在華的教會領導機構大都設在上海。解放前夕，帝國主義教會作了應變部署，妄圖保存勢力，繼續進行破壞活動。解放以後，帝國主義間諜以宗教作掩護，搜集新中國情報，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等破壞活動。上海公安機關依靠和發動群眾，結合宗教界的反帝愛國運動，鎮反和內部肅反鬥爭，揭露、處理了一批以宗教作掩護的帝國主義間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一、查封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民國37年（1948年），梵蒂岡在上海岳陽路197號設立天主教中央局（Catholic Centre Bureau），對外稱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天主教教務協進會是以宗教為掩護，對中國進行情報間諜、政治陰謀活動的聯絡指揮中心，設有文化事業研究組、法律組、教友傳教研究、勞工法研處、聖母軍等機構，還設有華明通訊社，廣泛收集中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方面情報。上海解放后，帝國主義間諜分子田望霖（Allain De Terwangne，比利時籍）、梅雨絲（Meeus Charles，比利時籍）、翟光華（Charles Joseph Mccarthy美國籍）、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美國籍）、莫克勤（A. William Mcgrath，愛爾蘭籍）等人，以華明通訊社為掩護，在各地建立秘密通訊員，收集解放軍駐軍兵力、軍事部署和作戰情報。天主教教務協進會還組織領導各地的聖母軍進行破壞活動。1950年1月，為加強對聖母軍的控制和利用，在上海、北京、天津設立3個分會，出版《聖母軍手冊》1.2萬餘冊，印發《恐怖的共產主義》、《現代問題解答》等反動書刊20餘萬冊，流傳全國各地，蠱惑人心，煽動信徒對抗社會。

1951年6月6日，市軍管會設立的接受外資津貼及由外資經營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以及宗教團體登記處，應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為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召見天主教中央局負責人華理柱、高樂康等，宣布對天主教中央局進行徹查，著令停止一切活動，由登記處派員調查，聽候政府處理。

二、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

聖母軍，又名聖母御侍團、聖母慈愛祈禱會，是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作掩護，反對新中國的非法組織。聖母軍設總部、分團、區團、支團，入團時需經過申請、試練，成績合格者方得宣誓入冊。團員分正式團員、榮譽團員、輔助團員和御侍團員。御侍團員是聖母軍的核心。民國37年，天主教教務協進會成立后，梵蒂岡駐國民政府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美國籍）將聖母軍總部設於該會，派莫克勤和沈士賢為總部負責人。上海是全國聖母軍的指揮中心。

1951年7月，天津市首先取締聖母軍反動組織。7月20日～8月初，莫克勤、沈士賢等多次在上海召集會議，討論對策，表示「堅決拒絕登記」，採取主要負責人分散隱蔽，轉移文件，燒毀罪證等應變措施。同時，加強內部控制，散布荒誕言論，毒化教徒思想，圖謀製造「殉教」事件，肆意對抗。

1951年10月4日，市公安局根據愛國教徒檢舉，經過偵查，對煽動教徒對抗人民政府，進行破壞活動的聖母軍支團指導司鐸徐應喬及張秋霖、徐文忠、金順福4人依法逮捕。10月6日，市公安局又將隱藏在斯高中學（今建設中學）利用聖母軍從事破壞活動的義大利人蘇冠明（Suppo Michele）、古悅天（Marius Cuomo）和聖母軍上海辦事處莫克勤依法逮捕，查獲收發報機、武器等一批罪證。10月8日，市軍管會發布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布告，指出「為了保障人民利益，維護社會秩序，保護正常的信仰自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決定自當日起取締聖母軍反動組織，並頒布《上海聖母軍人員登記及退團辦法》，規定「凡在聖母軍支會及支會以上各級組織擔任職員以上職務者，均須赴登記處登記」，「聖母軍普通團員，均須親赴住址所轄之公安分局的聖母軍人員登記分處聲明退團」。市公安局設立上海市聖母軍人員登記處，負責辦理登記及退團手續。10月12日，公安機關舉辦聖母軍罪行展覽會。期間，有409名聖母軍職員和團員到公安機關登記、退團。

1953年5月初，結合偵破田望霖間諜案和驅逐帝國主義分子富施公（Fuch Frederick，德國籍）的鬥爭，上海進一步開展取締聖母軍的鬥爭。同年6月，公安部指示「為了更好的爭取教育廣大聖母軍一般團員，對登記退團方法作了修改，即一般聖母軍分子退團時可不履行手續」。根據上述部署，市公安局重點做好一般成員的爭取工作，又有一批人到公安機關退團。1955年9月8日，上海公安機關破獲以宗教作掩護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后，又有194人前往登記、退團，其中聖母軍職員登記41人，團員退團153人。9月20日，上海市聖母軍人員登記處及各分處機構宣布結束。聖母軍登記工作基本完成。在取締聖母軍過程中，公安機關先後依法逮捕處理了少數有破壞活動和抗拒登記的聖母軍骨幹分子。對在處理中存在的極少數偏差，於1957年複查時均得到糾正。

三、打擊上海天主教內帝國主義分子

解放前，上海天主教區一直是帝國主義分子控制的陣地。1951年後，全國各地廣大天主教徒掀起反帝愛國愛教運動，但上海教區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在梵蒂岡指使下，以宗教活動為掩護，堅持進行敵視和反對新中國的活動，在教徒中繼續進行反動宣傳，攻擊新中國的宗教政策，並以上海教區為中心，向各地擴散，企圖破壞天主教的反帝愛國運動。

針對上海天主教內帝國主義分子的破壞活動，在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及華東公安局的統一領導下，從1953年6月15日開始，上海天主教反帝愛國鬥爭逐步展開。6月15日晚，經過偵查，上海公安機關破獲2件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間諜案，依法逮捕13人。對帝國主義分子把持的帝王堂、首善堂、徐家匯神學院、方濟各堂、瑪利諾會進行清查，搜獲隱藏的國民黨黨旗、民國國旗、手槍以及其他罪證。6月17日，上海天主教內的反動勢力煽動以帝王堂為中心的一批情緒對抗的教徒和公教青年團（簡稱「公青」）分子，向公安機關執勤幹警示威。公安機關按照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的原則，把帝國主義分子與一般教徒、策劃者與受蒙蔽者區分開來，對策劃騷亂破壞的首要分子予以逮捕法辦；對妨礙公安人員執行公務的教徒予以驅散；對活動囂張的「公青」分子，由學校開除學籍；對受騙參與活動的一般教徒，分別進行教育，啟發他們揭露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提高覺悟，反戈一擊。6月18日，在第二醫學院等4所學校召開會議，發動群眾，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作掩護，進行反對新中國的破壞活動。6月20日、22日，盧家灣區和徐家匯區分別召開有3000人和1萬餘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控訴揭發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危害中國人民的罪行。6月25日，上海市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市公安局代表在會上通報偵破2件隱藏在天主教內進行間諜活動案件的情況，陳毅市長作了重要講話，會議通過了動員全市各界人民粉碎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天主教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的決議。7月初，帝國主義分子在聖母院育嬰堂殘害嬰兒的罪行被公開揭露，使廣大群眾和教徒受到一次深刻的反帝愛國教育，激起對帝國主義分子的憤怒。7月7日，公安機關依法逮捕有違法犯罪活動的反動神職人員5人和公開造謠破壞的反動教徒6人。在「公青」分子活動最為突出的第二醫學院、向明中學，由校方開除18名「公青」分子的學籍，破獲在校內張貼反動標語案2件。7月18日，全市召開有1.8萬餘人參加的各界代表會議，公安機關當場宣布驅逐馬爾敦（Martin Geneveve，法國籍）等5名帝國主義分子出境的決定。7月24日，公安機關破獲聖言會帝國主義間諜案，依法逮捕鄭國光（Schneider Matthias，德籍）、富施公。

在這場鬥爭中，先後偵破以天主教為掩護進行間諜情報活動案6件，依法逮捕中外籍間諜特務分子27人，破獲張貼反動標語案2件，繳獲手槍4支、子彈300餘發、手榴彈6枚、收報收音兩用機2架，以及情報底稿、密寫工具、秘密文件等一批罪證。為打擊帝國主義勢力，在整個鬥爭中，公安機關驅逐一批帝國主義分子。同時，在幾個重點地區打擊處理了一批有現行破壞活動的反動教徒。

四、偵破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案

上海解放后，龔品梅糾集天主教內一批反動神職人員，組成反革命集團，根據美國和羅馬教廷的指示，利用控制的教會機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反革命活動，以策應美帝國主義侵略和蔣介石反攻大陸。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后，龔品梅威脅農民教徒「不得承認分得土地所有權」，「不得參加鬥爭地主」。龔3次召集上海、蘇州、海門3個教區的100名神職人員在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開會，策劃對抗土地改革，並在上海市區和川沙、南匯、松江、七寶等地天主教徒中廣泛傳達，強迫教徒遵照執行。1950年6月，美國發動侵朝戰爭，龔品梅誣衊中國抗美援朝是「不正義的戰爭」，阻撓青年學生參軍。還在中外籍神職人員中公然散布希望侵朝美軍打來上海，解除「倒懸之苦」。1951年10月，上海市軍管會命令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時，龔以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名義，命令所有聖母軍分子不準向人民政府登記，聲稱「登記即叛教」，公開進行對抗。1951年冬，龔品梅秉承梵蒂岡指示，阻撓教徒在和平宣言和愛國公約上簽字，並稱「參加和平運動等於犯大罪」。1952年底，龔品梅提出所謂「天國路線」，與共產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相對抗，教唆教徒破壞農業合作化運動，抵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阻撓職工教徒參加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反對糧食統購統銷。在抗美援朝期間，竭力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爆發」、「蔣介石馬上要反攻大陸」、「共產黨準備放棄華東，撤退上海」，揚言要把「共產黨員一個個殺死」。龔任上海教區主教后，即委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才爾孟（G·M·A·Germain，法國籍）為「主教顧問」，接受才爾孟資助的黃金1806兩，作為反革命活動經費。才爾孟被驅逐出境后，龔品梅仍與其保持聯繫，並提供政治、經濟情報。1953年3月，龔指使陳天祥、朱樹德、朱洪聲、陳雲棠等組成以宗教為掩護的「第二基督」、「無玷之心會」秘密組織，進行秘密訓練，形成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集團。1953年，市公安局破獲帝國主義分子翟光華案時，龔品梅提出「不投降、不退讓、不出賣」的口號，與人民政府對抗。龔在主教府及董家渡天主教堂內，窩藏迫害愛國志士30餘人的反革命分子袁家潢國民黨軍統特務鄧家俊等人，還積極支持反革命集團「救國革命黨」在崇明進行武裝暴動。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成員，編寫大批反動書刊印發到各地，併發出指示，嚴禁教徒愛國，提出「教徒不能愛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不準教堂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他們還在一些教堂內私設監牢，非法禁閉愛國教徒。

由於龔品梅把持了天主教上海教區的領導權，因此，摧毀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是上海鎮壓反革命鬥爭和宗教界反帝愛國運動的一項重要任務。經過周密部署，1955年9月8日晚，全市統一行動，依法逮捕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為首分子和骨幹分子183人。繳獲大批罪證，其中有收發報機3部、收報機1部、發報機2部、手槍5支、子彈1382發、軍用橡皮艇、軍用地圖、軍用電訊器材、國民黨國旗黨旗，以及龔品梅給各地教會的秘密指令和文件。為進一步教育和發動群眾，市長陳毅出席由宗教部門召開的神職人員會議，闡明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舉辦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罪證展覽會；有3萬多教徒參加各區聲討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罪行大會。

1960年3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案進行公開審理，對集團主要成員進行判決。依法判處龔品梅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一批骨幹成員有期徒刑。龔品梅被判刑后，公安機關採取多種形式，對龔品梅進行形勢教育、愛國教育和宗教政策教育，安排龔品梅參觀市政工程和經濟建設成果，同時在生活上給予適當照顧，促使龔品梅思想有所轉變。1985年5月14日，龔品梅在親筆認罪材料中供認自己聽受格壽平（Fernand La cretelle，法國籍）的指揮，運用主教的地位，命令教區神職人員破壞人民政府的各項運動和政策法令，承認「中國共產黨之在中國，一如燎原之火，不數年而天下歸仁」、「獲得億萬人民擁護」，「我竟螳臂擋車，與之爭衡，反抗與破壞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參軍參乾等政治運動，犯了反革命罪行」，「政府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教義聖經的完整和保護正常宗教生活，我該當遵守」，「所以我今深感政府對我教育照顧之恩德，痛悔往年一切對抗政府的罪行，定要擁護創造新中國、愛民如子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遵守國家的憲法及政策法令，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實行守法愛國，守誠愛教而貢獻有生之日，為參加社會主義祖國四化建設而努力。」鑒於龔品梅已關押30年，年老體弱，又有一定認罪悔改表現，1985年7月3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宣布龔品梅准予假釋。在法庭上，龔品梅表示「感謝政府給我寬大，我以後要守誠愛教，守法愛國，做個人民」。1988年1月5日，市高級人民法院根據公安機關提供的龔品梅在假釋考驗期內遵守憲法和法律，沒有發現有危害社會行為，決定減免龔品梅的剩餘假釋考驗期，並恢復政治權利。同年5月11日，龔品梅被批准去美國治病探親。

五、破獲間諜華理柱案

華理柱於民國37年5月來中國。同年8月，梵蒂岡決定華理柱留在中國，擔任天主教教務協進會秘書長，與黎培里一起從事敵視中國的破壞活動。1951年6月，上海市軍管會勒令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停止活動后，華理柱仍繼續進行活動。1958年10月18日，市公安局依法逮捕華理柱。經過審訊與調查證實，華理柱擔任天主教教務協進會秘書長期間，利用掌握的華明通訊社，搜集中國軍事、政治、經濟情報。上海解放后，華理柱利用各地教會的通訊員，搜集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武漢、青島以及國民黨飛機轟炸寧波等軍事、政治情報，報送梵蒂岡。1951年6月，華理柱通過帝國主義分子葛懷仁（Joseph Patrick Mccormack，美國籍）等人搜集中國修建軍用機場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數量、裝備、作戰能力、防空設施等軍事情報。1951年7月，天津市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時，華理柱與莫克勤、趙玉明（Gustave Pre Vost，加拿大籍）等人商議，策動聖母軍分子抗拒登記。抗美援朝期間，華理柱又與黎培里共謀起草反動通諭，發表反動文章，轉發羅馬教廷的指示，要求龔品梅和全國各教區主教訂立「誓願書」，堅決與中國人民為敵。華理柱還批准出版反動書刊，向各地散發，挑撥教徒與人民政府的關係，破壞各地天主教的反帝愛國運動。1960年3月18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華理柱有期徒刑20年。1972年提前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