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初期共產黨怎樣收拾有錢人

上海解放初期共產黨怎樣收拾有錢人

 汪偽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令上海一些有錢人心有餘悸，對金銀有盲目的依賴感。特別是國民黨政府1948年8月發行「金圓券」后，物價輪番暴漲，「金圓券」不斷貶值，頃刻形同廢紙。有錢人不得不把錢迅速購買實物或銀元、黃金，力求減少因貨幣貶值帶來的損失。

上海的有錢人都在擔心解放後上海的物價，是否會再出現昔日可怕的情景，於是在上海灘掀起了一股買進金銀外幣的風潮。

人民政府宣傳這情況使金銀外幣與人民幣爭奪流通市場，以致物價直線上漲。其實物價直線上漲的直接關係應該是物資的嚴重缺乏。

1949年6月，共產黨開始一系列的『打擊金融投機』的重大戰役，使共產黨在金融上逐漸站穩了腳跟。『打擊金融投機』也就是收拾了一部分上海的有錢人。

1949年6月10日上午8時許，上海公安局局長率領200余名便衣警察，按預定部署分散進入證券大樓，隨後分5個組控制了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華東警衛旅旅長、參謀長也到現場指揮行動。

上午10時，華東警衛旅派出1個營，分乘10輛大卡車到達證券大樓，對整個大樓實行軍事包圍。緊接著，上海1.2萬餘名工人、學生在證券大樓外圍封堵交通，並向市民作宣傳解釋。10時正，分佈在證券大樓各個場所的公安人員同時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即停止活動，就地接受檢查。從上午10時到午夜12時，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各個投機字型大小，並登記了所有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名單及財物，然後，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取訓話，並宣布處理原則是「懲辦少數，寬大教育多數」、「對大多數只進行小額買賣的人，經過審查后即可回家，但必須保證不再重犯」。集中到大廳的共2100餘人，除根據事先確定的名單當場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思南路看守所羈押外，其餘1800餘人均陸續放出。

據資料，這次行動在證券大樓共抄沒黃金(含金飾)3642兩，銀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幣1304元，人民幣15459371元，其他各種囤積商品(呢絨、布匹、顏料、肥皂等)摺合人民幣35530700元，(舊幣)。各分局共抄沒黃金81兩，銀元4488枚，美元2720元。

對證券大樓被扣押人員的審查處理工作，由公安局、法院與金融處派出的工作隊共同配合進行，貫徹以經濟懲罰為主的原則，分3批對被扣人員以經濟上給予嚴厲制裁。其中受刑事處罰的均由人民法院判處；凡被處有期徒刑的，允許以罰金折抵。

吃人民官司被處有期徒刑，能夠『以罰金折抵』恐怕很少見吧。這說明當時有錢人就是因為有錢惹了麻煩。說是投機倒把，現在的中國人都看明白了，共產黨在1997年取消「投機倒把罪」，投機倒把條例也於2008年1月撤銷。

中國在1997年取消「投機倒把罪」，投機倒把條例也於2008年1月撤銷。

投機倒把罪，顧名思義即是以買空賣空、囤積居奇、套購轉賣等手段獲取利潤。「投機倒把」一詞產生於計劃經濟色彩濃重的六七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在1997年取消「投機倒把罪」，投機倒把條例也於2008年1月撤銷。

現在對這段歷史是這樣描述；

從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先後發生四次漲價風潮，導致市場劇烈波動。由於財政極度困難，因而「在紙幣發行方面的大量增加」是這幾次市場物價波動的「根本原因」。一些資本家趁機囤積居奇、操縱價格也使形勢雪上加霜。在當時看來，這就是投機倒把行為。人民政府一方面採取通貨緊縮措施，一方面通過「銀元之戰」、「米棉之戰」嚴厲打擊投機資本，迅速穩定國民經濟。

由於財政極度困難，因而「在紙幣發行方面的大量增加」是這幾次市場物價波動的「根本原因」。

財政極度困難，因此在證券大樓共抄沒黃金(含金飾)3642兩，銀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幣1304元，人民幣15459371元，其他各種囤積商品(呢絨、布匹、顏料、肥皂等)摺合人民幣35530700元，(舊幣)。各分局共抄沒黃金81兩，銀元4488枚，美元2720元。

這明擺著就是收拾了有錢人。

隨後，公安機關配合金融市場管理部門，對上海的私人錢莊進行取締。由於國民黨時期惡性通貨膨脹、上海私人錢莊私人拆放現象相當普遍，而且拆放行為還存在於普通市民中。政府確定把重點放在私人錢莊和私人拆放情節嚴重、影響市場較大者。在行動之前，根據調查材料，確定37家重點打擊對象。以華東財委金融處為主，公安局等配合，抽調125人組成37個行動小組，於1949年11月25日上午8時，分別到達那些私人錢莊現場，先把守前後門，然後對屋內所有人員進行檢查。查出有經營拆放或販賣黃金、美元證據者，凡是黃金、美元、支票、人民幣及賬冊簿據、草賬日記本等都須繳出，完全與拆放無關的人，未能查出經營拆放證據者以及情節輕微者，都當場教育具保釋放。其餘人犯一併送公安局暫押，所有黃金、美元、賬冊等件交金融處點收。

這項工作自上午9時在37處同時進行，到下午7時全部結束，破獲地下錢莊25家，專營黑市黃金、美元買賣者1家，抓獲110人。查獲財物計有票據4.17億多元（舊幣），人民幣現款1311萬多元（舊幣），黃金30882兩，美元294元等。

經過這次大規模取締后，私人錢莊及私營拆放活動受到致命打擊

要說『投機倒把』，這帽子是收拾有錢人最經常、最有效率的手段。沒有錢當然投不了機，也倒不了把，所以扣上『投機倒把』帽子的都是有錢人。

1950年1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發布《關於取締投機商業的幾項指示》，列出八項「擾亂市場的投機商業」。這八項內容可以算作日後關於「投機倒把」、「投機倒把罪」範圍界定的張本。

共產黨宣傳打擊投機和投機倒把的鋒芒所指基本是不法資本家，而這在任何時代和社會都遭人詬病。

現在清楚了，國家也終於取消「投機倒把罪」。當然所謂『不法資本家』也不存在了，就是收拾了有錢人。

要說說開工廠和商店的有錢人了，就是資本家了。

看共產黨怎樣收拾他們。

這些有錢人的處境很不妙，在國民黨搜刮下企業損失慘重；長江口封鎖，原料漲價；逃走的資本家抽走資金，在上海的企業實際是個空架子、爛攤子。國內市場沒理順，廠子不能順利開工，拖欠工人的工資也無法兌現。

上海工商界的有錢人遇到的問題；第一大難題是勞資糾紛，戰後重建，百廢待興。因為生產和銷售尚未走上正軌，工廠開工不足，工人工資難以發放，6、7月發生2000余起勞資糾紛。有錢人哭窮叫苦，工人們要求打倒資本家求解放。

資本家的企業沒有收入，還要給工人提高工資，共產黨組織的工會或者政府方面出面，說必須得給工人提高工資。提高來提高去，資本家經營起來就非常困難了。

1949年7月5日，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發了《關於解決私營企業中勞資糾紛問題的指示》，指出：「解決勞資糾紛的方式，應以訂立集體合同為主。在現代化的企業中，可以由每個工廠企業的工會組織，直接與本企業的資本家談判訂立。」

有中央文件，解決勞資糾紛的方式，應以訂立集體合同為主，就是資本家個人已經無權利管理自己企業的工資了。

要說說『納稅』的事情了。

這是收拾有錢人的有力武器了。

解放初期，百廢待興，稅收成為工作重點。當時中央領導在第一屆全國稅務會議上強調「完成稅收任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否則就是丟毛主席的臉，要求各地黨政部門全力以赴。中央財委指示上海在1950年3月份內「通過公債稅收各三千億來徵集一大筆現金資金，以平衡財政，穩定幣值」。當時，上海剛剛解放，特別是剛剛經歷了「二六」大轟炸，工商業凋敝，納稅的錢哪裡來，資本家面臨巨大的困難。

上海首先是擴大了徵稅範圍，宣布凡有營業就必須納營業稅，廢除營業稅的起征點，並實施「區級稅務專管制度」，把徵稅觸角直接下達了基層里弄，使小商小販也難逃納稅。其次是擴大了營業額的計算範圍，凡是財產孳息收入，都納入稅基；稅率提高了30%~100%，每日滯納罰金提高到3%。做個對比，中國現行的滯納金比例僅為每日萬分之五，即使考慮到當時畸高的通貨膨脹率，3%的日滯納金比例依然是可怕的，遲交一個月稅款就要翻倍。如果結合當時的「從嚴解釋稅法」以及「特約查賬員」制度，將公債徵募和逃稅處罰結合進行，尤其對逃稅課以重罰，甚至報賬不實就罰款，有的在稅則中原未明確規定要繳稅的，忽然查賬時說要繳了，以致滯納金不勝負擔，甚至導致商家破產。

10月，當時的稅務局長又有了一個想法，他建議與地政局長聯手，以地產稅回收「跑馬廳」等當時由外國人占著的大批著名建築及用地。儘管在解放前，1943年汪偽政府就收回了租界，但卻無法解決大量遺留問題，這些建築仍是外國人的。二戰後國民黨政府雖然對租界里的外國建築開徵地價稅，但稅額既低，又常減免。稅務局長此時的想法是：現在完全可以對這些黃金地段上的建築按新的，高得多的標準徵收地價稅。

這些外國建築，昔日多是燈紅酒綠的場所，解放后就已經客源寥寥難以為繼，新稅單一道道發來，加上拖欠的罰單，逼得這些業主走投無路，紛紛找到上海地政局專門成立的中華企業公司，交出房產，抵銷稅金。就是以這種方式收回了跑馬廳(今人民廣場)、跑狗場(今文化廣場)、哈同花園(今上海展覽館)、華懋飯店(今錦江飯店)、法國總會(今花園大酒店)、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等。

同時，上海所有的房地產的業主都要同樣付出高額的房地產稅，當時是房產稅和地價稅收二種稅。

有個有錢人的花園洋房的一季度房地產稅就是700萬（舊幣），當時米是8萬一擔。

不付稅就沒收。

儘管從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開始向中央上繳巨額資金，但是中共中央對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無減。1950年2月，中財委在京舉行全國財經會議后，給上海的任務是，在3月份內要徵收公債和稅收各3000億。當時上海剛剛經歷了2月6日的國民黨飛機轟炸事件，500多市民被炸死，供應上海80%電力的楊樹浦發電廠遭到毀滅性打擊，工業電力供應幾乎停止。上海市委致電中央請求減少征繳數額，被中央複電嚴厲批駁。

而收3000億公債和稅收的任務一點不能少。稅務局長在他的自述中寫到這段歷史：「用正常方法不能完成這個任務，通過重罰來完成這個任務，我稱之為『非常徵稅』」。具體說，就是派工作人員去查賬，查出問題就從嚴解釋稅法，從重罰款。

1952年，上海的資本家已經有200人被捕，48人自殺(死亡34人)，儘管後來共產黨對於過火的行為做了糾偏，一些被捕的人被釋放，但資本家們發現，他們幾乎人人都有違法行為。他們要退補給政府的稅款高達10萬億元，當年全市私營資本總值包括不動產在內共50萬億元。

有錢人終於深刻地認識到，眼前只有社會主義一條路好走了。

以後再說『公私合營』。

到『文化大革命』，所有的有錢人是被收拾得乾乾淨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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