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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1949年上書毛澤東勸阻土改

作者:bobzhou  於 2019-4-25 00:18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1949年上書毛澤東勸阻土改,說出中國土地和地主的真實情況。

 

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卻佔有70%至80%的土地,這一經典論斷是中共開展土改運動的依據。

     

 董時進指出,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個省、163個縣、175萬農戶中進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的農戶擁有5—10畝,13%的農戶擁有10—15畝,擁有1000畝以上耕地的大地主只佔0.02%。

 

作家熊景明《先知者的悲哀》一文稱,董時進認為將地主的土地、房屋、生產工具等統統沒收,分給貧民和無業遊民,讓他們失去良知,是對中國傳統道德的顛覆。如此土改為此後的政治運動奠定了基礎。

 

董時進知道土改大局已定,悲哀地預言說,政權鞏固之後,這個政黨就會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農民被整體奴役,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會餓死人。孰料一語成讖!

 


 

董時進夫婦

 

董時進(1900—1984),1920年畢業於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農學科,1922年赴美國康乃爾大學深造,1925年獲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曾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代理院長、院長職務,兼農業經濟系主任。1947年5月,在上海成立中國農民黨,當選為主席。

 

中國農民黨的成立宣言說:

 

中國之所以鬧到目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並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

 

兩年後該黨解散,江山易幟,董時進仍然留在大陸。

    

  1949年12月,他給毛澤東等人寫信,試圖勸阻土改。熊景明將其觀點歸納如下:

 

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他主張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也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在近萬字的長信中,董時進列舉了幾個地主、富農的實例,並堅持認為,既然「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買賣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約行為,地主也不是世襲的貴族」,把這樣的土地制度說成「封建性」的,不符合事實。

 

第二年,董時進的幻想破滅,毅然遠走香港。後來,他赴美定居,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又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1984年在美國去世,享年84歲。

 

 

董時進上毛澤東書(節選)

 

讓我舉幾個關於地主和富農的實例給你聽,這些都是我所直接接觸到的事實:

 

一個五十多歲的三輪車夫同我談起他的家事,他原是貧農出身,三十年來用他的血汗錢陸續買進了共有一百廿多畝地,現在他的地都被分給當地的游惰分子了,自己分到的不滿十畝,不願在鄉下種田,所以到城裡來踏三輪車。他很感覺憤恨不平,他說出這樣一句傷心話:「我們年年日日冒風雨暑熱在地里做活的時候,那些人卻在茶館進酒館出。他們遊手好閒,吃窮用窮了,還說是被我們剝削了,要分我們的地。」

 

我家有一個老奶媽,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媽和傭工,隨時將她的工資積蓄寄回家去,零零星星的共買了二十多畝地,連原先所有的合計有三十餘畝。她以為辛苦半身,可以回家養老,但是她的地大部分都分給別人了。她只有一個丈夫在家,僅僅分得三畝,後來丈夫死了,家鄉已經久無消息,她的地就算是完全沒有了。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積蓄,全部化為烏有,她的傷心和怨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有一家不甚遠的親戚,弟兄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畝。老大是一個守本分的老實人,在鄉下務農兼做小買賣,生活極其儉樸,歷年積下錢來,添買了五六十畝田地。老二嗜賭兼吃鴉片,分家后不多年已將田地賣光。老三早將全部田產賣去,將錢拿在城裡做買賣,發了財,已經買了幾處房產,並有不少的現款和貨物。現在老大的田要分出去,老二可以分田進來,老三最有錢,但他的全部財產在城市,不致遭受損失。最壞的老二佔便宜了,笑了,最勤儉的老大吃虧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為老大叫屈。

 

這些不過是隨意舉出的幾個例子,類此的事例太多。實際上這些所代表的乃是普通一般的情形,而不是特殊的例外。中國自古就產生了「有恆產者有恆心」的哲學,歷代政府都鼓勵人民買地,稱為落業,一般人又向以為土地是最安全的財產,以故安分守己的分子都歡喜把積蓄變成土地,從沒有人把買田購地當作是有封建意味的,或有害他人的事體,也沒有人把出租田地當為是一種封建剝削的行為。

 

在以前帝俄和許多歐洲的國家,土地大多為貴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買賣,乃是由那些貴族大地主,像一個一個的小國家一樣,將它一代一代地傳襲下去。地上面的農民也沒有遷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須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隨同土地被出賣給另一個貴族。那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說是封建性的。中國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買賣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約行為,地主也不是世襲的貴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階級及任何貧苦人戶出身的。這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實在太與事實不相符合。我曾經費過很長久的時間,並竭力排除任何可能存在於我腦子裡面的成見偏見,去仔細地考察思索,始終找不出中國的土地制度和一般的地主富農的封建性在什麼地方。

 

  ……(略)

 

 

地主富農之所以成為地主富農,除少數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為他們的能力較強,工作較勤,花費較省。雖有不少是由於其祖若父的積蓄,然而自身由貧農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於其祖若父的積蓄,亦必須其自身健全,否則必然衰敗。這即是說,地主富農多半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是促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國家所應保護和獎勵的。但這絕不是說,貧農都是低劣的分子,因為在戰禍綿亘,百業不振的情況之下,多數人都沒有改善他們的境遇的機會。但是,無論哪一個貧農都沒有不願意成為地主或富農的,若說他們之所以沒有成為地主或富農,乃是因為他們的道德特別高尚,不願意剝削他人,則決不足信。國家當然應該幫助這些貧農去改善他們的境遇,但幫助他們的正當辦法,是在和平恢復之後,努力發展生產建設,多創造就業的機會,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夠賺到豐富的進款,而不是分給很少幾畝土地,把他們羈縻在小塊的土地上面,使他們繼續留在農人已嫌太多的農村裡面討生活。他們耕種那樣小的一塊土地,終年勞苦的結果除去了糧稅及各項開支以後,根本還是不夠維持最低的生活。

 

  ……(略)

 

最後,讓我向您獻議一個辦法,請您考慮:

 

新民主主義不是還要更進一步轉變為社會主義嗎?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還要轉進到土地社會化和農業集體化嗎?那麼,何必多此分地一舉呢?現在像割肉似的將土地從地主和富農身上割下來,已經使他們很疼了,割下來分給貧民之後,不久又要從他們和大家身上再割下來,那恐怕困難更多了。何如現時不必分,待將來真要實行社會主義時,直接把土地連同他種生產工具一齊社會化呢?

 

假使您贊同我的意見,請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並將土地政策提出修改,另行規定限地辦法,逾額者限期出賣,或由國家給價徵收,轉賣與自耕種者,令其分年償付地價。老解放區已經分配的土地,雖可不必交還原主,但亦應令分得土地者補繳地價,(不妨稍低廉)不願者可以將土地退還。這樣,不但土地被分去者萬分感激,不會要求追算舊賬,即是分得土地者亦沒有抱怨的理由。本來誰也不會想把鄰人的土地無代價奪歸自己,現在補繳地價,確定所有權,他們也會感覺心安理得,釋然於中。

 

我對於土地改革的問題,曾經用過不少的心思。我也曾經讀過好多篇主張分地的文章,然而總覺得他們的理由牽強,持論偏歪,根據也不可靠。不見於文字的民間輿論,一般都認為這種辦法不公道,不合理。我相信我自己是沒有成見偏見的,更不是因為個人的利害關係而尋找借口來反對土地改革。外間曾有人說我是一個什麼「大地主」,那完全是瞎說。我既不敢當這個頭銜,也不能受這個誣枉。我不瞞你,我辦得有一個果園,有一百多畝瘠薄的山坡地,為整個國家的關係,我何在乎這一點小小的地皮,何況政府對果園及新式農場的土地早已宣布不分了呢。我之所以不惜屢次反覆辯論,此次更不顧冒犯您的危險,乃是因為我感覺我對於這土地問題了解得比較深刻,比較正確;假使不將我的意見盡量發揮出來,我會永遠感覺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對不起中國,對不起無辜被奪去土地的人民。我想您是愛好真理,並能服從真理的,當您發覺政策有錯誤之時,您一定是能勇於改正的。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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