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底,上海市區已經進入混亂,國民黨在南京路公開槍斃在軍隊中策反的共產黨人。這時的蔣介石隱居在黃浦江邊的復興島上。
在這情況下,蔣介石親自驅車20多公里,差不多是穿過整個上海到西區的武康路40弄4號,專門拜訪一位醫學院的校長,希望他能夠離開上海,去台,去香港由他選擇。
這位校長就是顏福慶。
在這關鍵時刻,顏福慶選擇留下來,拒絕蔣介石的誠意,等待共產黨的到來。
武康路40弄4號
1928年6月,顏福慶辭去北京協和醫學院職務,坐火車回到上海,正式到醫學院擔任校長。這家醫學院1932年9月成為獨立的一家醫學院,名稱是國立上海醫學院,1952年改名為上海第一醫學院,1985年5月改為上海醫科大學,后又改名為今天的復旦大學醫學院。
顏福慶與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是有沾親帶故的關係。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逝世,全國各界贈送了巨額喪儀,顏福慶上門拜訪。
「喪儀用於建造醫院,這是替老太太造福啊!」 他誠懇地對倪桂珍的長女宋靄齡說,「老太太小時候寄居在吳虹玉家,吳虹玉是我的舅舅,我們還是有淵源的呢。」
宋氏三姐妹就這筆巨額喪儀轉入了中山醫院的賬戶。
經過顏福慶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山醫院籌建得到了宋氏家族、嘉道理、沙遜、張學良等社會名流和浙江政府、江海關、銀行公會等機構的大力資助。1936年4月,中山醫院、國立上海醫學院新校舍同時奠基。
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宋靄齡夫婦、衛生署長劉瑞恆、教育部次長段錫朋、駐美大使王正廷、中華醫學會會長朱恆璧、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楊虎、海上名人杜月笙、畫家劉海粟等數千人集聚上海西區楓林橋畔,共襄盛舉。
1956年1月,毛澤東在北京宴請全國知識界知名人士,顏福慶坐在毛澤東左邊。毛澤東進入宴會廳,剛落座就對顏福慶說,「30年前,在湖南湘雅醫學院我就認識你了。」
顏福慶一愣。他記得,有一天湖南都督譚延闓患上大葉性肺炎突發高燒,多位老中醫診治體溫仍然高達40度。譚延闓請他上門就診。顏福慶測了譚延闓體溫,詢問了病史,開了西藥就告辭了。第二天,譚延闓的高燒居然退了。除了譚延闓,其他名人要人都記不得了。
想到這,顏福慶茫然地對毛澤東說,「我一點印象也沒有。」
「當時你是一個知名大學校長,我是一個無名小卒。」毛澤東笑道。
原來,那天是下著瓢潑大雨,顏福慶正在辦公室,助手進來說:「有一位青年求見,他的妻子剛生下孩子就得了婦科病,希望能免費住院,他窮,沒有錢。」
時任湘雅醫學院院長、湘雅醫院副院長的顏福慶說,「讓他進來吧。」
一個身披蓑衣、頭戴斗笠的年輕男性走進來,訴說了事情經過,懇求醫院能夠免費讓他妻子入住看病。
顏福慶當場同意免費住院。就這樣,這個青年人的妻子馬上住進了醫院,很快就恢復了健康。這個年青人就是毛澤東,他的妻子就是楊開慧。
中國人說『知恩必報』。
在文革浩劫來臨后,顏福慶卻被扣上「賣國賊」「洋武訓」的帽子,在耗盡半生心血、由他一手創建的校園裡,84歲高齡的老人被拉去游斗,時不時受到唾沫侮辱和拳腳相加。
顏福慶多次遭受批鬥,他頭上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祖師爺」的超高紙帽,胸前掛上「我是混蛋」紙牌;顏福慶被迫左手拿一隻破鐵皮畚箕,右手執一短棒,在他創立起來的校園裡邊走邊敲,口裡還不斷地喊叫:「我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我是醫務界反動權威的祖師爺」、「我是牛鬼蛇神」等口號,緊跟在他後面的有七、八個教授,同樣也是戴高帽、敲畚箕、喊罵著自己。顏福慶在批鬥會上和游斗途中,不時受到拳打腳踢;有一次,有人把寫大字報用的墨汁澆在他頭上,頓時墨汁流淌淋到他身上,連鞋襪都是墨跡斑斑……
批鬥結束,回到家中,兒孫們想找些話安慰他,他卻擺擺手道:「不必把這些事放在心上。」
最叫人憤慨的是在辭職會上,居然有人大聲質問他為什麼不自殺,他心平氣和地反問對方:「我問心無愧,為什麼自殺?」
無論時代的惡風如何吹拂,他都保持做人的尊嚴和善良,從未以求自保說任何違心的話。
1968年後,顏福慶身體每況愈下,一天肺氣腫複發,家人用藤椅將其抬到中山醫院急診室。
然而令人無比寒心的是,醫生看到他,立即向工宣隊請示,工宣隊拒絕為顏福慶治療,最後只開了葯打發他離開。
家屬要求給呼吸困難的老人吸點氧,遭到了院方的冰冷拒絕。
這時顏福慶嘆了口氣,對兒孫說:「我們回家吧…」話音未落,緊閉的雙眼流下眼淚。
不久,他被迫離開自己的住所,住進與上海醫學院一牆之隔的小樓。
1970年11月29日上午,隔壁「上醫」的圍牆突然坍塌,孩子們都跑去看熱鬧時,坐在家中的顏福慶也倒了下去。
家裡人問他說:「不舒服嗎?」老人搖了搖頭。「要不要去醫院?」還是搖頭。誰能想到,這個一生為中國醫療事業奔走的老人,在這個問題面前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再問,老人沒有了反應,一代醫界巨星,就此隕落…
而隔壁醫院坍塌的牆壁,彷彿一個時代的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