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文革』這中國人『應該忘卻』的事情美國人在著書立學大有興趣

作為中國人，首先應該淡化文革，然後是逐步，直到徹底忘卻這十年浩劫的文革，這是大方向。

在中國，你已經很難在書店看到一本描寫文革的讀物了。在中國學生的歷史課本中，文革的內容每編一次就簡潔一次，最後可能是只有一句話『偉大領袖毛澤東發動偉大的文化大革命』。

為什麼美國人倒是把中國的文革當會事情，學者在研究，在著書立學，大學的教授在開設課程講述文革、美國大學生在課堂討論文革，報章雜誌不斷有採訪中國經歷過文革的人士的報道，甚至有基金建立課題，組織人員到大陸獲取文革真實情況的資料並開展討論研究。

華人社會裡有句流傳極廣的悲愴之言：「文革雖是發生在中國，文革研究卻是在海外」。

美國人認為，中國的文革是世界性話題。

多年前，哈佛校長就提出：中國文革有世界含義。

1988年秋季哈佛大學首開文革課時，在該校每學年發行一本、厚度近千頁的課程手冊里，對該課程的簡介是：「從1966年至197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民眾之間的爭吵鬥爭、學生的暴力行動、政治領域的密謀詭計、軍隊裡面的圖謀不軌折騰到分崩離析的地步。這個國家一度看起來是全世界紀律最嚴謹和最穩定的專權政體之一，而在上述的十年間，顯得是快要瓦解成碎片、陷於無政府狀態了。導致這種狀況的，恰恰是對建立這個專制政體作出首要貢獻的那位毛主席。本課程將追蹤毛澤東的目標，挖掘文革中湧現出來的深層次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對中國人有意義，對我們也同樣有意義」。

說美國人講文革、研究文革，就應該提出一個主要的人物----馬若德教授。

2012年10月，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為馬若德）應邀來香港，為他的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譯本首發，在中文大學作專題報告。這場報告會的最佳地點應該是毛澤東曾指揮文革的首都北京，第二佳地點應該是薄熙來曾唱紅打黑的霧都重慶，可惜這兩地都開辦不成，只好在第三佳地點香港舉辦——香港雖然不是中國文革的中心城市，卻早已經是全球文革研究成果出版發行的最大中心。由此而奠定了他作為西方學界研究中國文革的領軍人物。1974年，他發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1983年，他發表了第二卷，聚焦在1958至1960年的大躍進；1997年，第三捲髮行，剖析中共領導層在1961至1966年期間的嚴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來將近一千七百頁，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讓人望而生畏、嘆為觀止。

西方世界對中國文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麥克法誇爾幾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工作。遠在1980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學校方就正式向他提議，可否在該校本科生的核心課程「外國文化」的大欄目下，新開設一門專講「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課？如果開成了，這將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學里，首項以中國文革為主題的完整課目；到那時為止，雖然西方大學其他的課程中也有中國文革的內容，但都是作為當代中國政治或中國現代史的一小部份講授的。

雖然這個建議對麥克法誇爾頗具誘惑力，但他卻心中無底——中國的文革是那麼的撲朔迷離、錯綜複雜，怎麼好給美國本土生、本土長的大孩子們講清楚呢？比如說吧，毛澤東正式發動文革的頭排猛烈炮火——對吳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罷官的時代是16世紀中葉，那比美利堅合眾國的成立還早了兩個多世紀。怎麼能夠對美國的本科生講明白，在毛澤東的中國，古代史、中世紀史都是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的小僕人呢？

誰料想首屆題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課程於1988年春季開課時，哈佛本科生中主動要來上的幾達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學生才只有六千多人。這麼大規模的課，倒是給校方後勤部門出了一道難題，因為校園裡沒有這麼大的常規教室。無奈，校方只好准許這門課在Sanders劇院里上；該棟古建築物頗具文物價值，平時保管甚嚴，通常是在重大慶典時才動用，學生接受博士學位證書的儀式便是在那裡面舉行的。

正式註冊修首屆中國文革課的學生是830名左右，僅助教隊伍就有22名。

美國人講文革，最著重的是『比較史學』和『宗教社會學』里的一個宏大主題：歷史上主要的宗教運動都展現出普世主義的強勁趨勢，尤其是在興起擴張時期。當今世界的幾大教派，都是在此一核心主題上做得特別成功的，都是以拯救全人類為己任，所以在歷史上有Christendom（基督教世界），它超越世俗王國公國的邊界，涵括歐洲舊大陸的絕大部分。隨後伊斯蘭教興起，穆斯林以利劍擴張《古蘭經》經義，目標是建立大一統的Caliphate（神權哈里發國）。即使是較和緩的佛教，也是要普度眾生，引領各地信徒進入極樂的一體世界。共產主義在這個核心理念上，與這些普世主義宏大宗教一脈相承，立志要解放全人類。自從斯大林去世后，毛澤東就自信他領導的中國才是世界革命的新中心，在1966年前的好幾年，毛就在把他的世界革命理念譜成戰略戰術。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給這一宏大遠景注入新的血液，紅衛兵沖在前頭，成為中國輸出革命的新軍。他們一有機會，就設法在別國首都和大城市中心舉行示威，高喊中國文革的口號、高唱毛語錄歌。另一些紅衛兵非法越境進入鄰國，宣傳毛的革命路線和落實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部署。還有一些紅衛兵偷越到鄰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參加當地游擊隊。這些與1917年前後歐洲多國的共產主義信仰者跑到俄國投身十月革命，也是一脈相承的。

美國人注意到，問題不在於中國文革的國內層面，而是它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和更大範圍內國際政治的影響。因為在那期間，尤其是頭三年的紅衛兵運動階段，中國有激進的輸出革命的作為，鬧得有些周邊國家反彈激烈，往往導致暴力衝突和軍警鎮壓，並殃及海外華人社群。

經常閱讀英文報刊的人或許會注意到，薄熙來出事以來，麥克法誇爾就成為國際主要媒體採訪最多的西方資深學者。倒不是他與重慶有什麼特殊關係，而是因為他的文革研究為解讀重慶事變提供了最貼切的背景和深層脈絡。薄、王那一幫領導幹部利用不受法律制約、也不受輿論制約、更不受道德制約的黑幫式權力，為別人造就了一片紅色恐怖，同時也為自己埋設了一串烈性炸藥。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引爆——爆炸是一定的，爆炸的時間、地點和方式則是不一定的。於是，從第一聲鑼鼓報幕起始，全世界的觀察家們就在等著看好戲。讀過麥克法誇爾有關文革研究多部著作的人們應該有所意識：這台戲還沒有演完，挺精採的一齣戲又上演了。

自從去年，有人提出『美國在進行文革』這個說法后，新一輪研究中國文革的局面又出現了。

美國人注意到，自從毛澤東去世以後，香港和大陸之間的交往逐漸寬鬆，出自內地人手筆的文革回憶錄和研究作品，一直是以香港為首選的出版地。外文（英文為主、也有少量法文和日文）的文革研究作品之中譯本，也是首選香港出版，這個商業城市成了全球有關文革作品出版發行的第一重鎮。不過，這種盛況到了2006年即中國發動文革的40周年以後，逐漸衰退。一是歸於年歲不饒人：那些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到了這個年頭多半已經是精力不濟或辭別人間了，出自他們手筆的高素質文稿越來越少。與此同時，內地有關文革研究和教育的空間愈益壓縮，這不僅令已有的文稿難以送到海外出版，更關鍵的是，缺乏公眾關注的持續刺激，許多原本有意撰寫文稿的文革親歷者和研究者，也慢慢消解了寫作的動力，失去了支持的資源。經濟學論證的「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供給」的普遍規律，在學術研究和出版領域也不例外。對文革檔案的嚴密控制、對散失在民間的文革實物及印刷資料的損毀，如博物館圖書館里的相關內容被封、對讀者和作者互動渠道的堵塞、對公共論壇的關閉，等等。十幾年下來，當年八億多中國人用淚和血換來的文革經驗和教訓，就這麼被沖洗得愈益晦暗不明。

因此，重新再梳理資料，再開課題，再討論研究又做起來了。

哈佛校長強調，中國文革涉及的基本問題有諸多元素是現代社會普遍面對的，即便各自所處的發展水平和政治狀態有別。

毛澤東的解放人類、一統天下的宏大願景是始終在地球上空旋轉。

這文革是應該繼續討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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