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后工資和分配是討論的熱點。
經過一個階段的討論,現在有二個觀點已經拿上桌面。
一是最低工資法並無必要。
經過國家多年的資本積累的結果,是現在人們的工資水平早已超過最低生活所需,規定最低工資的做法,是想使人們能夠過上一種超過最低生存線之上的、較為體面的生活。若高於市場決定的工資率的最低被強制執行,那麼可以想象的結果是「制度性的失業」,企業家寧願不雇傭工人、不生產,以避免虧損。有人認為,規定一個最低工資,可以把那些只能支付低工資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淘汰掉,而留下那些能支付高工資的優秀企業,這樣就可以達到迫使企業轉型升級的目的,這種做法明顯是拔苗助長,產業的升級是市場競爭的產物,而絕不可能通過提高企業生產成本的辦法就能實現,如這種辦法可行,世界上早就沒有落後國家了。相反,如最低工資低於市場決定的工資水平,那麼最低工資就是無效的、多餘的。事實上,資本積累的結果,是市場的真實工資水平超過了勞動者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準,人們可以少勞動就可以生活得比較舒適,這使最低工資法變得沒有必要。
二是事業單位、政府和國企要貫徹分配正義。
在正常的自由市場中,工資和勞動的貢獻是對應的,如工資高,勞動的貢獻也應該是高的。這也是檢驗一個國家或地區有沒有形成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的尺度。但在現實中,我們發現,工資和勞動的貢獻不對應的情況非常常見。在一些壟斷的部門中,人浮於事,卻享受高工資和高福利,如最近被媒體曝光的山西文水縣女副縣長王輝「吃空餉」長達十五年就是一例。在這些壟斷行業中,較高的工資不是因為勞動的貢獻大,而是因為有「制度租金」,或者說「權力租金」。大學生熱衷於考公務員,不是因為公務員這一行業的勞動貢獻有多大,從而有更大的回報,而是公務員的權力租金比較高。而這些部門之所以獲得了超正常回報,又是以損害他人利益為代價的。
我們看到,真正的剝削來自權力,而非資本。在這些壟斷行業中,普遍地存在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納說的「假裝就業」的情況,他們並不創造價值,只是顯得很忙,但卻享受著高福利。這種局面有被打破的跡象,最近,《關於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全文發布,對事業單位改革給出了頂層設計和時間表,我們希望這個改革是真正朝著勞動力市場化配置的方向邁進的,事業單位改革完成之後,公務員也要改革。建立在市場中的交換關係基礎上的分配關係,才可能是正義的,而事業單位、政府部門和國企,都難以貫徹這樣的原則,從而人為地製造分配的不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