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代劉鶴的父親文革中自殺

會落幕，人事布局完篇。

在四位副總理之中，他排名最後，但很可能「權力最大」。有深厚的學術素養，還有稀罕的紅色基因，且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聲望頗高。

未來中國經濟的「看門人」很有可能就是此君。

 

1938年4月，在國立北平研究院負責庶務的劉雨樓受副院長李書華之命，準備由上海撤往雲南。

這段行程頗為周折，要花掉兩周時間：由上海碼頭乘法國郵船，兩天後到香港，短暫休整后，乘船到越南海防，又經嘉林到老街乘車過河，再由開遠到達昆明

 

劉雨樓本名潤春，字雨樓，河北省昌黎縣兩河村人。光緒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生於兩河村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父親劉冠儒是一個種地的好手，靠務農掙下了一份家業。

 雖然劉雨樓在家鄉讀了幾年私塾，有志於學問，但是劉冠儒並不看重讀書，在十三歲時就早早給劉雨樓娶了妻子謝靜宜，想要拴住他在家乖乖打理家業。劉雨樓對此十分苦惱，最後他的丈母娘見他志向遠大，於是變賣了自己的田產，供他上了永平府中學堂及大清銀行專修科。

 在永平府中學堂時，劉雨樓的同班同學中，就有後來鼎鼎有名的李大釗。

 從大清銀行專修科畢業后，劉雨樓投身了金融業。先後在大清銀行、中國銀行、邊業銀行、農工銀行、東萊銀行供職，曾在大連、青島、天津和北京等地任銀行分號的襄理，乃至經理等。

 那時他不曾想到，他的孫子劉鶴，也會踏足經濟，並且有一天將會對中國的經濟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

後來劉雨樓因為得罪了上司而被迫離職，在同學、國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李書華的介紹下進了研究院。先當會計課辦事，後來又擔任起代理庶務課長，兼代總辦事處文書。

 

父親劉植岩

劉雨樓育有兒女四人，長女劉植蓮，次女劉植蘭，兒子劉植岩，三女劉植荃。

他唯一的兒子劉植岩生於1918年2月7日，劉鶴便是他的兒子。

 

劉植岩是老共產黨員。「九一八」事變后，尚在北師大附中讀初中的劉植岩，就與同學在學校圖書館牆壁上辦救亡牆報，積極投身愛國救亡運動。

 

1935年他和一些高中同學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武裝自衛會和「社聯」，同年又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第五區隊隊長。

 劉雨樓知道自己兒子在鬧革命，他曾在日記中寫道：「欲寫信給植岩，而其行蹤似有離開晉城之勢，十有八九不能收到。欲不寫則心中不能擱置，惟有不管收到與否，姑寫之寄之而已。」

 抗戰時，劉植岩先在平津流亡學生中進行抗日救國宣傳活動，后受組織派遣到孫殿英部從事舊軍改造工作，任中共支部書記、工委書記。

1939年，劉植岩奉命參加太岳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開創，1940年起，先後擔任太岳區委宣傳科科長、第一地委書記兼太岳區第一軍分區政委，岳北地委宣傳部部長兼屯留縣委書記、地委組織部部長、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他擔任岳北地委書記、運城地委書記，西北局工委委員，太岳軍區第十三軍分區政委，晉綏十一地委書記兼十一軍分區政委等。

 1949年5月，劉植岩被調回北京。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后出任政務院參事室參事、人事部第三局副局長、第一局副局長。1952年秋天，又被調到組織部任幹部管理處副處長、幹部管理處二處處長等。

 劉植岩是中組部比較有名的「筆杆子」。不少文件、報告、社論都出自他的手筆。例如《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關於處理黨員幹部歷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種錯誤的意見的報告》，《中央組織部給中央的工作報告》等等。

 劉植岩擅長寫作與家庭氛圍有關。父親劉雨樓酷愛舊體詩，常在家吟詩作對，任職的國立北平研究院，也是民國有名的學術機構。

1958年7月，劉植岩被中組部下放到雲南，任昆明市委書記、雲南省委常委。1961年西南局成立后，他先後任組織部部長、秘書長、書記處書記等。

直到文革席捲而來。

 文革開始時，他被任命為西南局文革小組組長。但後來劉植岩被認為是劉少奇、安子文一系，不久就被「打倒」，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鎮壓西南地區革命群眾運動的劊子手」，遭受了殘酷的批鬥。

 在當時的一份造反派小冊子中寫道：「以李井泉、劉植岩為首的西南局，不是承認錯誤……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這一滔天罪行，我們必須徹底清算！」這本小冊子中，甚至還有他的「供詞」。

 1967年12月12日，不堪其辱的劉植岩在成都錦江賓館9樓的關押地點跳樓自殺，終年49歲。

 

父親在文革中自殺時，劉鶴15歲。

 劉鶴畢業於著名的北京101中學，這所學校是在革命老區創建並遷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學。1951年，經周恩來特批從河北張家口遷至圓明園南側，生源多是高級幹部子弟和烈士孤兒。

 1969年他到了吉林下鄉插隊，第二年幸運加入了「萬歲軍」38軍。三年後，劉鶴退伍，回北京無線電廠做了一個工人，後來轉為幹部。

 文革結束后恢復了高考，劉鶴成為文革后中國首批大學生，在人大讀工業經濟系。他曾在2008年撰文回憶：「30年前我們以驚喜的心情邁進大學，趕上了時代的末班車。」

 1988年，劉鶴進入國家計劃委員會，1992年至1995年又留學美國，獲得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管理學位。

 作為學術型官員的劉鶴，一直都不夠閃耀，普羅大眾對他知之甚少，更何況美國人。在美國人眼裡，劉鶴一直是那種普通的文職官員。

 直到2013年5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Tom Donilon在北京參加中美高峰會晤時，最高領導人指著自己身邊一位身材高大、有著學者風度、頭髮花白的人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此後，美國人開始把他當作中國的最高經濟顧問。

 五年後，他成了副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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