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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萍將軍坐牢記

作者：bobzhou 於 2017-8-17 23:1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文章是張愛萍的兒子張勝寫的；

我曾千方百計尋找有關迫害我父親的原始材料。查到的文件登記表明，早在1966年9月就在暗中布置收拾父親的所謂反黨言行了，列印了「關於張愛萍問題」的報告初稿。但奇怪的是在所有有關的檔案卷宗中，都未找到該報告的正文。遺失了？或者銷毀了？但報告的附件還在，羅織的罪名有：包庇羅瑞卿；同情劉少奇、鄧小平；為彭羅陸楊喊冤叫屈；誣衊「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反對楊代總長……共18項。這是誰策劃誰布置的？作為還在正常工作的總參黨委副書記、黨委常委的父親，居然被蒙在鼓裡，一無所知。

1967年1月，總參測繪學院造反派組織抄了我們家，並將父親扣押。周恩來總理知道后，強令馬上放人。這又是誰指使的？我查到1967年1月25日，「文革」辦公室上面精神的電話記錄稿：「把張愛萍問題寫個報告，把他的錯誤講一講，他屬於反D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我們本來要搞他，因為王（尚榮）雷（英夫）問題就擱下了。請某、某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來。」這就是答案。

1967年2月15日，《關於批判張愛萍的請求》報告：「張愛萍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問題性質十分嚴重，要求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對他進行追斗和揭發批判。」簽名（沒說誰）。上面有林彪圈閱。父親回憶說：「在會上不允許我申辯，我找軍委和中央的領導同志。林彪辦公室的秘書態度最壞，不僅不轉，而且非常粗暴，說你不好好檢查，打什麼電話！總理那裡態度要客氣得多，表示會儘快轉告。但這些電話沒有能夠幫助我，反而電話機馬上被拆走了。」

1967年3月8日，批揭反黨分子張愛萍的大會正式拉開帷幕。領導者給這個大會起了個非常形象的名字——追斗會。這個會一直延續到28日，共追鬥了20天。父親回憶說：「你檢討吧，就喊口號打斷你；不開口吧，又說你是頑抗。這哪裡是黨的會議？」

父親那天的檢查稿至今仍留在家中，面對那發黃的稿紙，我唏吁中已。父親首先對批判他表態：「我擁護總參黨委把我作為批判的決定。同志們給我寫了許多大字報，促使我重新認識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徹底改造世界觀，保持革命晚節。」然後是對彭羅陸楊問題表態，最後是對本單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表態。但這有用嗎？

就在父親檢討這天，3月8日，葉群收到轉林副主席的信：「現將張愛萍的反黨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語等反黨材料選印一若干份呈上，請閱示。現送上兩份，請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禮！」材料列舉的罪狀共有10條，一反毛主席，二彭黃反黨集團漏網分子，三反林副主席，不同意在核試驗基地修建林副主席紀念亭，四對批判彭羅陸楊不積極，五主張部院合併，六主張撤銷防空軍和公安軍……

第二天，林辦接到電話，問對送上的信有什麼精神？再是請轉告葉群同志，要求儘快解除張愛萍的職務，停職反省。又是他，迫不及待了。果然葉群馬上批示：「儘快寫個報告，報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當天葉群把批示就傳回來了。總參3月9日的電話記錄：「傳達首長指示，以黨委名義寫一個報告。根據張愛萍錯誤嚴重程度和態度惡劣的情況，會議一致要求，建議將張愛萍停職反省。這事，首長同葉群同志講過。葉群同志說，很快寫個報告，報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3月10日總參上送《關於張愛萍反省的請示》：「張愛萍明目張胆地把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公開的為劉、鄧和彭羅陸楊鳴冤叫屈。」「問題是十分嚴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還對黨採取對抗態度。」

3月16日林彪批示：「呈主席閱。」

兩個半月後，毛澤東批示：此件壓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現退還。5月30日。

周恩來批：「周恩來已閱」（沒有註明時間）。

什麼意思？他們同意了嗎？不好說；那他們不同意？也不好說。父親停職后，每日的「功課」就是被拉去批鬥。總參、總政、空軍、海軍、國防科委以及下屬的各科研院所；有斗他個人的，也有陪綁的，彭德懷、黃克誠、羅瑞卿、彭真……有關的無關的。父親說：「開始我還注意聽聽，都是些言之無物的東西，就由得他說吧。被斗的沒有哪個服氣的，我印象中，彭老總的頭總是昂著，那些人整他就更凶。所謂搞你噴氣式，就是把你的胳膊擰到背後向向上抬，逼迫你彎腰低頭。」通常是一早被押走，連續十幾個小時的批鬥，「噴氣式」和掛「黑牌子」無情地損傷他的身體。父親左臂負過傷，每次批鬥都被人強擰著。一次他終於大汗淋漓昏倒在地上了。空軍的一個幹部將他扶到後台，給他水喝。父親說：「我沒有能問他的逸聞，但我很感激他。」

媽媽說：「成天提心弔膽的。只是，人的承愛能力往往連自己都會吃驚。後來摸出點規律。一般都是清晨4點，警笛的怪叫聲一響，就知道來抓人了。趕緊弄些吃的，否則一天下來，人都虛脫了。只要人能回來，就是好的。」

但有一天，父親沒有能夠回來。

1967年3月29日，《建議成立張愛萍問題專案組》的報告上送。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澤東批：照辦。（兩人都沒有註明時間）

1967年12月14日。在偽蘇州反省院檔案中，查到一個叫張瑞的人寫過自首書。又是這位領導人批示：「這是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線索，應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並將此件送軍委辦事組全體成員。」12月18日，軍委辦事組向中央報告：「將張愛萍隔離審查」，因為他有特務嫌疑和假黨員問題，還有潘楊案件有直接牽連……軍委辦事組討論，同意總參黨委的建議，將張愛萍交由北京衛戍區看管，隔離審查。

1967年12月26日，父親被宣布正式逮捕。12月28日，林彪指示：呈主席批示。毛澤東圈閱。兩個月後，蘇州傳來消息，張瑞不是張愛萍。好在此時已經把張愛萍關押入獄了，接著長達五年的鐵窗。

父親回憶：「借口支走你媽媽，專案組就來了，蒙上我的眼睛。車子繞了很久，解下蒙布，是一間潮濕的小黑屋。我不知道是在哪裡。有一塊床板，一張小凳，窗戶都糊上了，燈老是亮著，皮帶、鞋帶都沒收了，走路要提著褲子，睡覺臉要朝外，坐著要雙手抱膝。門上有個小洞，外面蒙塊黑布，便於向里觀察。一人兩個碗，開飯時從門底的洞遞出去。上廁所要提前報告，有時來不及了，屎尿就拉到褲子里。除了提審就是寫交代材料。」

父親說：「這一夜，我眼淚一直在流。天亮了，枕頭全打濕了。斗羅瑞卿，是用籮筐抬上來的，一個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繃帶撒了一地。他拖著一條斷腿在地上爬。我當時就把拳頭攥起來，你敢上來，老子就要打你！但現在我很絕望。我想不通，究竟做了什麼壞事，會落到這步田地。」「我一生坐過國民黨的監獄，坐過租界里的英國巡捕房，流血負傷不下十幾次，不論怎樣困難，我從未流過淚。參加革命以來，從來都是黨指到哪裡就打到哪裡。在我的戎馬生涯中只打過一次敗仗，中了敵人的埋伏。毛澤東知道了，還鼓勵我說，哪裡有百戰百勝的將軍呢！你們都知道的有一首歌，唱的是我把黨來比母親。我實在是想不通，在戰爭年代，打了敗仗，尚可原諒，而今天，為什麼就非置我於死地呢？」

轉瞬間，1970年的春節要到了。父親被關押已經整整三個年頭了。這一天來了一群著國防綠的軍人，他們交過來一包衣服，是父親的！他在哪兒？為什麼帶回這些？來的一大群人都像泥塑似的沉默，只有一個說了一句話：「簽字！」他們拿了收據轉身齊刷刷地走了。

這是一包發霉腐爛的臟衣服，汗衫已經變黑，千瘡百孔。在一件大衣袖口的破縫裡，意外地發現了一個小小的紙卷，是爸爸帶出來的，再找，又翻出一些，總共有20來卷吧，都是寫在報紙的白邊上的，大小不一，我們一幅幅地拼起來，慢慢看懂了裡面的意思，這是一篇《絕命書》，全文如下：我現在被關在我也說不清是什麼地方的一間黑屋子裡。看管得很嚴。現在是冒著危險給你們寫信，還不知能不能送到你們手裡。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寫。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入黨問題和特務問題。他們說達縣黨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黨介紹人張、戴也是1930年入黨的。因此我1928年由張、戴介紹入黨是假的。他們說，調查我提供的證人有幾個不是黨員（這就怪了！不知他們什麼時候退D的），他們都不承認和我發生過黨的關係，也沒有介紹我參加紅14軍和到中央蘇區去。其他的證人找不到。究竟怎麼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們懷疑我是國民黨或特務組織高潮讓我混入黨內、軍內的。我從未夢到我的歷史上還有這樣蹊蹺離奇的情節。真叫人哭笑不得。我甘願承受沒有正式入黨而冒充黨員混入黨內的罪過，願接受任何處分。但我無法承認參加了特務或其他反革命組織。也不是懷有破壞黨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黨員混入黨內的。

他們說，我受傷住進上海醫院后，院長（日本特務）把我拉入了特務組織，或者讓我承擔了特務交給的任務，然後才送我到中央蘇區的。我反覆回憶，在醫院及以後，從未同日本人交談過，更未參加什麼組織，接受什麼任務。我無法承認。我說他們的說法是推論，沒有事實，沒有證據。他們說我不老實，不坦白交代，抗拒到底。

父親20天爬在床上寫了25000多字的申訴（交代）。錯的承認，罪責承擔，不對的正面說清情況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點作用？也許還要拉出去鬥爭，還不知是怎樣個結局？！要實事求是，我是不應該被監禁的。我不是特務，沒有反黨、反革命的思想議論和行動，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然工作中的錯誤是有的，並且有的很嚴重。但總不應該關起來喲。我幾次要求上級來人給我談話，就是沒有人來。只有專案組的以群眾名義來審、來定，態度惡劣、蠻橫。如不承認（我又無法承認）是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無期或死刑。如能經陳（毅）總轉告總理，在做決定之前，中央派人還聽我的申訴，或許還有效，或許還有救。我知道這很難，也不知道陳（毅）總、總理現在怎麼樣了！

冤情難訴，證人不予證明，無可奈何，只好聽天由命了！看來問題得不到解決了。悲慘的命運，只好背到無期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兒的那句話「爸爸，我們還有出頭的日子嗎？」常在耳邊迴響。淚水不禁滾滾百出。苦了累了你們一生！

你們應該在忠於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基礎上，奮發向上，掙個出頭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們要把媽媽照顧好。我對她愧痛最深！你們大的要關心小的，幫助小的成長。我未能把你們培育成人，反辱你們終生，愧痛萬分，死不瞑目。要把身體搞好，經受磨鍊。

還有一些零星的紙條，上面寫著：「日夜唯一痛苦的是累了你們，日夜懷念你們的下落和健康。要是有法知道你們真是都很安健，可減輕我的一些痛苦。」「銜冤情，無處張。受凌辱，身名戕。殃及妻兒女，愧痛難當！」「如果家人宣布脫離關係，可能會有好的前途。」

這是什麼時候寫的呢？從內容和留在報紙邊角上的日期判斷，可能是在1968年1月至4月。啊，已經整整過去兩年了。

父親回憶「文革」：「不管是追斗會還是批判會，光憑喊喊叫叫是不行的，要置一個人於死地，要他永世不得翻身，只有把他和境外的敵人聯繫在一起。因此專門製造罪狀的機構就產生了，這就是專案組。」父親專案組組長由總部一級領導人擔任，後由軍委辦事組成員兼任。下設專案辦公室，負責具體審問、調查工作。

1968年1月6日，專案組正式上報了《關於張愛萍假黨員問題的定案報告》：「張愛萍從來沒有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混入黨內的假黨員。」總部領導人和吳法憲將這份報告批呈上送，他親筆寫道：「林副主席，並中央，在鐵的事實面前，張愛萍自己供認他1926年入團和1928年入黨是編造的。他不是團員，也不是黨員，是在1930年來到閩西時混入黨內的。即呈主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富治、葉群、東興同志閱示。（他和吳的簽名），1月7日」

罪行之二是日本特務。父親在關押期間藏在衣袖裡夾帶回的條子中，有一張就寫道：「他們非要我承認是王連舉。王連舉是誰？莫名其妙！」（王連舉是《紅燈記》中的叛徒）

1968年1月8日至22日，連續進行了15次突擊審訊。專案組採取拖長審訊時間、罰站、連續突審等辦法。但審訊無果。1968年2月，他們決定從彭豐根突破，只要彭豐根寫就放他回家。彭豐根就寫了把張愛萍介紹進特務機關——福民醫院，見了特務頭子頓宮寬。但是張愛萍是1930年入院的，而福民醫院是特務機關是1933年至1937年的事。而且彭豐根供詞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只承認張愛萍被拉入特務組織。這就奇怪了，專案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將彭豐根1933年出賣情報提前到1930年。而上海市公安局拖下來了。命不該絕，19天後，總部那個負責人突然被逮捕。據說去現場逮捕他的就是和他一起簽名上報對我父親關押審查的吳法憲，真是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

罪行之三通敵。1968年3月11日、12日，6月27日開始第26、27、28次審訊。3月11日那次審訊，從下午2點一直審到次日凌晨4點，長達14個小時。

我相信，父親所受的苦難，並不是最駭人聽聞的。肯定有人比父親遭受的折磨更加殘酷，肯定有比審訊父親的這個專案組更加罪惡的審案組織。這種做法，在黨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據，但它確實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著。

父親回憶：「在那間小屋裡，頂上窗子糊的紙的破了，一線陽光透進來。每天，我就隨著這縷光線移動，直到它消失掉。」在與世隔絕的五年中，這是他每天的功課。「一天，我突然聽到喇叭里高喊打倒什麼人，聽不太清，好像是我很熟悉的什麼人，誰又倒台了？我又能發現看守的小戰士在屋外寫大批判稿，一邊嘴裡叨叨咕咕念著。送飯時，我問他，你在批判誰？小戰士說：你不認識？這個人，你應該很熟悉嘛！我記住了這個日子，1968年3月24日。我可能有希望了。」「我已經死了的心，又燃起來了，毛主席還是不允許這些人胡作非為的，黨中央還是能看見發生的一切的。」

父親寫道：「在軟禁我將近一年後，又將我監禁起來快8個月了！革命40多年，竟背個反革命罪名下場！精神上真是痛苦極了！在監禁中受盡了折磨！恐怕許多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犯，也沒有遭到這樣虐待過！」「偉大領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總理啊！黨中央啊！我向您們保證：我的確不是特務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參加過任何反革命特務活動，也從未接受過任何特務的授意和參加任何特務組織。我跟隨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幾十年的實際鬥爭中，我未做過一件破壞黨，破壞革命的反革命勾當。如果查出我是特務或做過任何反革命勾當，我甘願接受任何嚴厲的制裁！可是總參已把我監禁7個月了！真是苦惱極了！我請求釋放出獄，到任何艱苦危險的實際中去長期考察和改造，以期贖我所犯的罪過。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待罪人張愛萍1968年7月13日獄中」

專案組批示：張愛萍主動寫了一個企圖翻案的材料。我不知道這些信最後會送到哪裡，但我相信，無論送到哪裡都改變不了父親的命運。林彪在3月24日大會上講話：「……比如像王尚榮、雷英夫、張愛萍等等，他們有自己的賬，當時反對他們，批判他們是做得對的，這是黨領導的，黨批准的，中央批准的。」

林彪終於把事情的緣由說清楚了。沒有更高層的默許，僅憑著同級黨委的能量，是沒有可能扳倒像我父親這樣數量級人物的。父親回憶：「近一年來再沒有審問過，要改變是很難了，這是天命！」「時代坎坷，生明濟滅，悔沒有早死。」：「早知今日，何不當年戰死沙場！」「今古奇稱絕，強加之罪，坐任鬢如雪。」父親不斷寫下這些讓人肚腸撕裂的詩句。他，萬念俱灰。一個聲音救了他。「一天夜裡，突然聽到牢房外傳來哭喊的聲音，聲嘶力竭，毛主席啊，你饒了我吧，我沒有反你啊，我給您老人家下跪了……」父親說，「我聽得出來，是陳外歐（1929年參加革命，國家測繪總局首任局長，中央軍委測繪局局長兼測繪學院院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的聲音，他怎麼了？難道他瘋了？我一下清醒了！我不能這樣下去，無論如何不能！我不能瘋，我必須活下去！像正常的人那樣活下去。自己現在這種狀態是危險的。精神被整垮了，瘋了，人就徹底完了，與死無異，而且更加屈辱。我必須從痛苦中走出來，為了自己，也為了你們。」在他夾帶的紙條上寫：「咬緊牙關，戰勝屈辱，自力更生，頑強磨鍊，奮發圖強，方成好漢。」「站著死不跪著生！」下筆的用力，把紙片上戳得滿是窟窿。

父親說：「我要求自己再也不去想什麼假黨員、特務一類的東西。那是你們的事，你們有本事就替我去搞清楚吧！」「面壁這個籠子，我能做什麼呢？我想，我該去背詩。」「你們可以囚禁我的身體，但我的思想，我的意志，你們囚禁不了！」文革結束后，媽媽把父親在獄中背下的詩一一記錄下來，匯成一本詩集出版，題名《紀事篇》。

1971年轉眼到了秋天，父親突然收到家中帶來的包裹。他老淚縱橫。伙食也改善了，給他碗里放了三個包子。父親說：「我太久沒有吃飽過了，狼吞虎咽的一下子就全吃完了。我問能不能再給一個吃？那個戰士斜眼看了一下說，你就不怕撐死啊！又給了我一個。我吃了一半就再也吃不下去了，看來他說得對，是會撐死的。」聯繫到報紙版面的變化，父親看出來了，林彪的名字不見了，而且他的那個班底也都不見了，一天，兩天……好久都不出來了。父親說：「他們完蛋了，但我想不到他居然會這樣的死掉。」

我們決定給總理寫申訴信。又怎麼才能與以高層溝通呢？葉帥主持軍委工作，但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見到他，弟弟說有個王震，幫助過不少老幹部疏通斡旋，政治上根子很深。弟弟不知從什麼地方剪了張王震的照片，還打聽到他住在小西天對在的一個衚衕里。一大早，弟弟就到他家附近蹲坑。果然一輛上海牌轎車開進來，鑽進一扇大鐵門。約摸7點多鐘，大門又打開了，車出來，按照片一對，沒錯，就是王震！第二天一早上班前，我們陪媽媽敲開了王震家的大門，他的秘書伍紹祖正在水池子邊刷牙，一聽我們的身份，立馬通報。王震在吃早飯，一見，就握住我們的手說道：「張愛萍同志啊！我認識的，他是個好同志。」「這樣吧，你們寫個信，做個檢討，總得給老人家一個台階下嘛。選寧（葉帥之子）常來我這裡，先遞給葉帥，於由葉帥遞給總理。你們看，這樣行嗎？」

1972年3月31日，周總理在我們的申訴信上批示：「同意李又蘭見面。如需治療可送阜外醫院。」

1972年4月7日，在衛戍區北新橋小院，我們見到了滿頭稀疏白髮的父親。父親忘記了說話，忘記了笑。

1972年11月22日，周恩來批准父親解除監護。

1975年10月7日，中央專案組第三辦公室做出關於張愛萍同志的審查結論：「根據中央軍委的報告，經中央批准，於1967年12月25日（本來抓進去是12月26日，這天是毛澤東生日，他們一定要寫25日，隨他們便吧）監護審查，1972年11月解除監護。經調查核實，張愛萍同志歷史清楚，政治上沒有問題。」周恩來批准了這個結論。

宣讀了解除監護的通知后，有人提醒父親是否應該對中央的決定表示個態度。父親說：「強盜把你抓去再放出來，你還去感謝強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