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行動要改變私有制住房政策了

中國的住房從1978年開始了從公有制向私有制轉變，在2002年底開始走向高潮。2016年達到頂峰。房地產佔用了中國金融資源的60%，限制了其它行業的發展和競爭力，拉高了金融資產價格，使銀行資產嚴重泡沫化，大大增加銀行風險和國家系統性金融風險。必須徹底改變。中國的資本主義道路，也在狂奔四十年後，在消耗過去的積累的社會財富和民心之後，遭遇了瓶頸，後續乏力。社會嚴重兩極分化，甚至影響到執政黨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共產黨執政的天然合法性在中國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后，只能靠GDP的不斷增加來維持，沒有了GDP的增加，執政的合法性問題都要遭受質疑。共產黨在過去四十年的政治轉向和經濟轉向，走上了一條與西方資本主義政黨同樣的道路。

一、中國房價衝上世界第一，整整用了40年時間

    中國的房地產業從1978年開始，經過25年政策準備，在2003年進入高速漲價通道，又經過連續15年的持續「宏觀調控」，房價飛升，遠遠偏離中國經濟正常發展軌道和國民正常收入可以承受的範圍。政府在政策上推高房價主要有三條政策：

    1、最核心的一條在於，政府將住房定義為投資品，而不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定義為投資品，就是可以炒作，必須盈利，並且炒房會有暴利，用炒房暴利吸引投資者入場。

    所以，政府是允許炒房，還是禁止炒房，是判斷政府將住房定義為投資品，還是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判斷標誌。

   從前，政府給出很多政策鼓勵炒房，比如戶口緊張的城市，買房「獎勵」幾個戶口指標，比如零首付購房……

  禁止炒房，說到底就是要禁止住房的炒作交易，那麼規定買房后限售時間的長短，就成為禁止炒房的一個有效方法。如果是買房自住，絕大多數情況不會買房后很快賣房。

中國的住房被政府定義成為和股票一樣的投資品，分別叫做房市和股市，用來炒作獲利

     2、在央行貨幣政策上就是超發貨幣。超發貨幣必然造成通貨膨脹，但是政府控制民生必須的糧油副食品價格的上漲幅度，卻用相關的金融和一系列配套政策，將超發貨幣引導進入住房領域，鼓勵全民炒房。

貨幣超發引發的通貨膨脹才是高房價的最主要原因

     3、高房價必然滿足地方政府城市化建設對資金的需要，政府將土地作為各級地方政府的「金礦」，大搞土地財政，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為城市提供公共產品。

目前的高房價中，政府收入占房價的55%~70%。

    GDP政績觀、面子工程、地方正富財政收入，讓地方ZF撈錢不擇手段。

    今天，中國的高房價已經不可持續，並且隨時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要破解隨時可能產生的金融危機，就必須破解引起金融危局的高房價。

 二、2017，石破天驚的轉折

         2002年底，上海房價的首先高漲，開啟了中國房地產騰飛步伐，2017年7月4日，上海國土局的一則土地掛牌公告，石破天驚，在中國高房價的發源地，又吹響了終結住房商業化的序曲！

    2017年6月6日，在佛山南海桂城平洲一宗5.51萬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拍賣中，萬科給出了最令競爭對手膽寒的報價：持有這塊地上所有的物業，70年不出售！

   這是佛山史上起拍樓麵價最高的地塊，達每平方米9483元。土地拍賣的規則比較少見：

   在達到最高限制地價每平米15300元后，轉為競「自持面積」，起始報價為自持住宅年限10年，競報階梯為2%；當自持面積達到100%后，再轉而競自持年限，競報階梯為5年，最高為70年。

  經過約一個小時的競價，這塊土地最終由萬科以最高限價25.3億元奪得，摺合樓麵價約每平米1.53萬元，自持面積100%，自持70年。

  也就是說，這塊土地上建成的房子，萬科一平方米都不能賣，只能自己持有。或者說，房子的禁售期高達70年！

  早在2016年12月，萬科就曾經在北京海淀區拿過兩塊地，100%自持，期限是70年。

  自北京開了先河以後，廣州、佛山、珠海等地紛紛跟進。今年4月28日，萬科在廣州的白雲和黃埔，還拿過兩塊70年自持期的地，不過自持的面積分別為地塊面積的50%和55%。  也就說，算上這一次萬科在佛山拿地，這已經是萬科第五次拍得70年自持期的土地了！

  萬科此舉，就是要進入住房租賃市場。萬科作為國內住宅建設的領導者和先行者，大範圍嘗試建房自持開展租房業務，今後中國的住房解決方案，要從以自購房為主解決住房，轉向以租房為主的解決方案。

三、國家解決國民住房問題的四種方案

   一是日本香港台灣美國模式，住房完全推向社會，叫做住房市場化或者貨幣化；二是新加坡模式，對 90%的公民住房採取政府提供，10%的高端住房實行市場化；三是德國模式，將住房當成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不允許資本炒作並且法律嚴禁房價和租金的上漲幅度；四是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今天社會主義的朝鮮仍然沿用。

      █ 1、日本香港台灣美國模式，就是政府不負責任，並且還和資本勾結，擠壓老百姓的生存空間，從老百姓手中套取資金，這種模式，政府短期通過出賣土地和房地產稅收積累巨大財富，同時讓大財團獲得暴利，惡果是兩級分化嚴重造成社會問題，房價虛高遏制實體經濟發展，房價泡沫影響金融問題導致金融危機。2003年以後，中國政府採取了這種政府不負責任與資本勾結收刮人民財富的方式，日本香港台灣美國都出現了同樣的問題，中國今天也不例外。

       █2、新加坡模式，就是由政府為社會大多數人提供租住房。在中國政府經過10年高房價突飛猛進之後，新一屆政府開始改用新加坡方式解決人民住房問題，這個解決方案，是薄某某在重慶開始嘗試並取得成功后，在全國推廣的。但是在腐敗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的中國，這個辦法並不是最好的辦法。其中也會存在權力尋租，因為那些捧著鄧小平理論學習的中國官員們這些年沒有被教育好，大部分都被教育成了貪官和不作為的庸官。

 █3、其實最好辦法是德國的辦法，政府制訂法律，讓住房定位為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住房不是商品，更不是投資品。德國的房價在政府的控制下，每年以實際1 %的價值貶值，德國政府規定住房租金3年之內的漲幅不許超過20%，否則違法。因此，即使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德國由於沒有房地產金融泡沫，受到的衝擊最小。

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要將地租收入的80%歸國家，如果政府真的實施德國方式或者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恐怕也就沒有人炒房炒地了。只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沒有了，幾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50%~80%來自土地出讓金，政府官員的GDP政績沒有了，房地產佔GDP的15%~20%，房地產商來自地租差價的巨額收益沒有了，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的媒介沒有了，這些年幾乎沒有不出事的國土局長或者分管國土的政府副職就說明了這個問題。說到底，中國選擇日本香港台灣美國住房解決模式，就是政府背離了毛澤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轉變成全心全意為人民幣服務，也就是全心全意為資本服務了。中國政府如果把住房當成老百姓生活必需品，用控制糧價的方式控制房價，沒有不能解決的。

       █4、第四種就是現在朝鮮的模式，由政府為人民分配住房。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實際上一直是處在戰時經濟時代，所以，中國在改開之前幾十年也是採用這種方式解決人民的住房問題。

        只是用這種方式，政府操心，要有投入，還沒有土地出讓收入，比較之後，某些不太負責任的人認為，還是資本主義好，政府、權力尋租的官員及其子女、資本集團都可以獲得好處，所以從2003年開始政府猛力推動住房市場化。 有人月月講要控制房價過快上漲，但是房價漲的速度，比高鐵還要快。

四、國家住房問題的解決方案，決定走公有制道路還是私有制道路的路線問題

　　1980年4月2日，鄧總設計師興緻勃勃地登上了北京城前門的一座高樓，一邊鳥瞰四周灰舊低矮的建築物，一邊對陪同他的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群等談長期規劃問題。在談到建築業和住宅問題時，他發表了如下觀點：

總設計師以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參照物，為中國設計了「特色」道路，一切為資本服務，全心全意為人民幣服務

　　「房子是可以賣的。從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看，建築業是國民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這不是沒有道理的。過去，我們很不重視建築業，只把它看成消費領域的問題，建設起來的住宅當然是為人民服務的。但是這種生產資料的部門，也是增加收入的重要產業部門。要改變一個觀念，就是認為建築業是賠錢的。應該看到建築業是可以賺錢的，是可以為國家增加收入，增加積累的一個重要的產業部門，要不然就不能說明為什麼資本主義把它當成經濟的三大支柱產業之一。所以，在長期的規劃中必須把建築業放在重要的地位。建築業發展起來就可以解決大量的人口問題，就可以多蓋房子，更好的滿足城鄉人民的需要。要考慮城市建築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鎮居民可以自己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房。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住宅出售以後，要聯繫房價逐步提高房租，使人們考慮到買房合算。繁華的市中心和偏僻地方的房子、交通方便和不方便地區的房子、城區和郊區的房子租金要有所不同，將來房租提高了，對低工資的職工要給點補貼。這些政策要聯繫起來考慮，建房可以鼓勵公私合營，今後蓋房要有新設計，不要老是小四合院，要發展樓房，平房改樓房能節約耕地，要適合不同地區和不同居民的需要。」

　　這就是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鄧總設計師《關於建築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這個談話終結了中國人福利分房的國家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這個談話將大大推動全民私有化的進程。因為社會主義的講求全民財產的公有化，而住房私有化將老百姓一生中最大的積蓄全部消耗在住房上，實際將中國社會強行「有產化」，將國家在銀行的財富通過百姓借款轉化為個人財產的方式，強行和提前私有化，大大推動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全民財富的私有化進程，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

　　上海和深圳，是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試驗田，先行之地。所以住房私有化，從這兩個城市開始規模化、示範化發展。

　　但是，中國的高房價走不下去了，即使國家不在乎人民的感受，但是高房價帶來的巨大金融風險，也讓國家必須改變。另外高房價斷送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把金融資源、人力資源向沒有競爭力的房地產傾斜，會斷送一個國家的未來。

　　2017年6月6日，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院士在出席「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7年年會時說「京津冀協同發展與雄安新區規劃都是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不是一般的城市規劃。」，「雄安新區規劃方案預計6月底將會告一段落」。徐匡迪表示「雄安新區將在體制、機制方面做出徹底變化，嘗試為中國城市今後發展走一條新路」，他強調「雄安新區的發展絕不被房地產商綁架」。

　　新華社雄安5月11日電，河北省常務副省長袁桐利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在房地產上，雄安堅決落實「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要求，不搞大規模土地批租、不搞土地財政，嚴格限制商品房開發，讓低房價成為新區吸引創新要素的一個核心競爭力。

五、中國住房解決政策的改變

政府為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公租房

       十年之後，中國不會再是全民炒房購買自住房，而是政府主導的興隆的「租房」市場出現。看看萬科從2016年底，通過政府拍賣，在北京、廣州、佛山等地已經獲得5塊70年禁售的土地開發住房。看看上海出讓不準出售的住房土地，這是中國公有制住房解決方案的先兆。

政府主導的公租房，將是未來中國解決住房問題的主要辦法

    中國的住房產業政策，已經從美日香港的全民買房模式，轉向新加坡模式，以政府為主體建設公租房，提供給居民，少量高端住宅，由房地產商開發。

（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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