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國的遊行示威活動,就會聯繫到民國時期的學生運動。大部分人首先會想起「五四」、「一二·九」這些具體事件。國內多數文章都是從國民政府鎮壓學生運動的角度入手,而我們要從國民黨處理學運的政策法規和組織角度來分析,尤其是國民黨對一切遊行示威的去政治化引導的失敗教訓。
自1928年國民黨作為執政黨統治國家后,23年間對學生運動採取的政策與1927年以前其對於學生參與政治的態度,產生了鮮明的變化。要理解這23年間國民黨採取的「去政治化」二方面政策(即「一方面採用限制性規章來制約學生運動,另一方面則利用效忠國民黨的人士進行遏制活動」)。國民黨1927年建立統一政權以前,國民黨支持學生運動,贊成學生掀起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示威遊行,讓國民黨獲得民眾的支持,證明其政治上具有正統性、合理性。1927年以後國民黨成為了執政黨,就有必要優先考慮穩固政權與社會秩序。如學生髮起的抗議活動針對的是帝國主義,其立場與政府一致,政府就可以合理利用學生達成外交上的目的。然而,一旦學生抗議的矛頭指向政府,對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造成威脅,他們就認為學生受到了共產黨的影響,採取各種手段平息學運。這一基本導向直到1945年後也沒有改變。然而,1927-1945年間的中國的政治形勢變化多端,國民黨處理學運的政策卻不能與時俱進,依形勢變化而做適當調整,這種僵化的政策,導致政府與學生的矛盾最終達到不可調和的局面。
1927—1930年,國民黨建立政權后,初步形成了對待學生運動的態度,即「戴季陶—蔡元培政策路線」,他們希望學生「少運動,多讀書」,不要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從教育界的角度來看,這種出發點是好的,1924年以來反對軍閥的鬥爭中,學生確實被捲入了部分黨派之爭,也付出了一些犧牲。戴季陶考慮到高度集中的全國性學生組織容易受到少數學生政客的擺布,主張禁止學生組織串聯,一方面限制學生會的活動,另一方面限制學生參加民眾運動,使學生遠離政治。當時國民黨民眾訓練委員會不同意戴季陶等人的看法,認為對學生聯合會反而應加強聯繫,才便於國民黨高度控制學生運動,降低運動的自發性和獨立性。1928年「濟南慘案」后,中日軍事衝突一觸即發,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雖然會對執政黨造成一定壓力,但也可以成為一種外交籌碼。國民黨主流力量不希望學生運動失去控制,擾亂社會秩序,蔣介石也擔心黨內的「左派」政敵藉機拉攏學生,認可了「戴—蔡路線」。1930年國民政府正式頒布相關法律規章,限制學生運動,實行去政治化的二方面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民族矛盾轉變為主要社會矛盾,學生基於愛國熱情,不可避免地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示威遊行浪潮,違反了學生組織不得串聯的法規。在此特殊環境下合乎情理,國民黨顯然不敢對學生的「違法」行為「依法」進行制裁。
國民黨向學生灌輸三民主義價值觀,包括開設各種思想政治課,試圖統一青年的價值觀,使其理解政府,希望學生遠離政治的策略。但這種課程作用不大,這很容易理解,看看今天又有多少大學生會對學校安排的政治理論課程感興趣呢?
然而,1945年抗戰勝利后形勢改變,國民黨卻延續了戰時的學運政策,成效就與戰時大相徑庭了。民眾普遍厭戰,國民黨卻發動內戰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民眾對國民政府已經失望了。學生運動的矛頭也直接指向政府,掀起「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示威遊行,國民黨越是沿用去政治化政策去平息學潮,與學生的矛盾就越是不可調和。
國民黨在內戰時期繼續推行二面政策,也有作為執政黨的無奈。國民黨政權的職責是維護社會秩序,因此要對學生進行去政治化與積極動員進步學生的共產黨恰恰相反。再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大部分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的出發點並非是獲取何種利益,而是受較為單純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熱情的驅使,自發自覺地針對一些突發事件。大多數學生對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沒有深入的認識,無法提出實際可行的手段。學生作為肩負著國家前途的青年知識分子,是一個富有理想,但還未對社會現實具體方面有深入考慮的群體,仍需要由師長和政府來教授社會經驗。在內憂外患的特殊國情下,讓學生潛心學術反而脫離現實,他們有必要在社會活動中認清國家和民眾真正的需要。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后一味鎮壓、破壞學運,而不是適當轉變策略引導學生,才迅速地喪失了民心。
國民黨的去政治化政策,意味著它希望將學生精力從政治運動轉移到非政治性事務方面,以達到使學生遠離政治紛爭的目的。國民黨也沒有為學生提供直接參與政治的通道,然而其在學校的運作過程中確實存在許多政治手段。國民黨的去政治化政策,不僅不能限制學生參加政治活動,而且這種消極的做法與當時共產黨籠絡人心的統一戰線,積極爭取學生的方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反將學生中的活躍分子推向共產黨一方,使反國民黨力量如虎添翼,導致國民黨最終喪失政權,退守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