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二次革命是中國政治廝殺內戰的開端

 1912年剛剛建立中華民國，1913年年中孫中山就發動所謂「二次革命」分裂中華民國的叛亂戰爭，這不僅嚴重破壞了中華民國民主共和政體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而且，使革命黨授人以柄，在民眾中聲譽掃地。更重要的是，給維護帝制的舊勢力產生了復辟帝制的理由和口實。因此不能不說孫中山的所謂「二次革命」搞地方割據叛亂分裂戰爭，使當時的中國人得出了沒有皇帝天下就會大亂的判斷，形成了只有君主立憲才適合中國國情的輿論，這不能不說是造成後來袁世凱稱帝的一個原因。

總之，孫中山不顧舉國反對，發動「二次革命」旗號下的分裂中華民國、叛亂中華民國的不義之戰，是毀壞中華民國憲政民主進程的犯罪行為。說「二次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沒有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參加，實質上是孫中山「二次革命」違背天理民心，遭到當時廣大人民群眾和各階層的強烈反對和唾棄，根本就沒有民意基礎。「二次革命」開啟政治廝殺的惡性互動。

在民國史上，第二次革命實際上是第一次內戰。壞事怕開頭，打了第一次內戰，以後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說第一次是個偶然，第二次就是必然了。

其實，與後來頻繁發生的內戰一樣，民國「第一次內戰」的爆發亦非偶然。袁世凱的專制集權及民初政治的亂像固有以成之，但國民黨人也責任悠關：在「畢其功於一役」的「革命」未能立奏膚功的情形下，在「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主張備受批判的思想政治語境中，國民黨以「革命」手段來解決與袁世凱為代表的政治勢力的矛盾，是符合其自身政治思想邏輯的。而這種思想和行為傾向，又不可避免會激起本來就有「反革命」衝動的敵對一方先發制人的考慮。

所以，當孫中山等人謀划發動「二次革命」時，袁世凱很快找到了發兵鎮壓的理由：「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

於是，民初政治形成這樣的惡性互動：「革命」一方以極端的思想行為向「反革命」一方不斷提供以同樣極端的手段加以對付的「合理性」證明，而「反革命」一方的「倒行逆施」又反過來不斷證明著「革命」的「合理性」。雙方互激互勵，民初政象也就益形險惡。

國民黨聲稱袁世凱不顧普遍的民意和國會反對，與五國銀行團簽訂喪權辱國的善後大借款，擴充軍備為自己消滅南方同盟會力量做準備，是嚴重的違憲行為。與國民黨的聲稱相反，當時很多地方的官員，商會以及團體，都發出了反對動武的電文，有輿論指出這是革命黨人與袁世凱是爭權奪利而發動的武力行動。

　　另外，國民黨在對袁世凱的指控忽略了兩個事實，孫中山在1912年8月公開聲明贊成善後大借款。當年8月，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抵京共商國是。在京期間，孫袁兩人切磋借債問題，孫中山這樣評價善後大借款：「目下財政極端困難，勢不能不借外債，以濟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啟政府侈肆之心。」而且，武昌起義之後，孫中山在回國前，就曾經找過美國、英國、日本等列強商洽借款事宜，但只有日本同意借款。1913年春，孫中山為籌措資金而與日本人簽訂《中日合辦漢冶萍借款案》。這真是賊喊捉賊啊。

政治領袖的抉擇，可以深刻地影響歷史發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絕兵戎相見，堅持以政治鬥爭、法律手段和訴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決紛爭，中國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凈化和提高自己，從而逐步把中國社會推向民主與法治的軌道。而孫中山首開民國濫用武力、以刀槍分「是非」之先河，對此後一系列接踵而來的武人干政、軍閥混戰事件實難辭其咎。

中國幾十年的內戰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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