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棕子、論屈原、做中國夢

在中國，屈原的歷史故事始終擺脫不了政治說教的特徵。

屈原既是詩人，也是楚國的官員。很長時期，中國人欣賞他在流徙途中寫下的「千古之絕唱」《離騷》。

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一些所謂左傾的文人將屈原吹捧之極。不過連魯迅也只能夠承認它表達的不過是「不得幫忙的不平」。

屈原以美人香草自喻，向楚懷王表達他的耿耿忠心。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為他的忠心沒有被權力接納反而遭到放逐，欲幫忙而不得。在他上天入地、文采斐然的全部瑰麗詩篇中反覆詠嘆的就是這一點。屈原的悲劇命運彷彿預示了他身後兩千多年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命運，屈原也早已成為後世知識分子頂禮膜拜的偶像。說穿了就是一個「忠」字，就是無限忠於權力中心，即使被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獄，心中仍然充滿對「明主」的期盼與忠誠。這種愚忠直到上世紀80年代還被譽為「忠誠」。

　　與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知識分子相比，中國知識分子當然有其獨特性，但這不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本性，而是他們生存的這個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從某種意義上，正是綿延不絕的專制制度決定了這個民族和作為它靈魂的知識分子的面目。

　　一個民族長達幾千年處在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王權之下，「學得文武藝」除了「賣與帝王家」之外，沒有其他的路可走，從而形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對權力的依附性，這是他們所有特徵中最根本的。讀書做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境界。

　　然而缺乏的是超越權力之外的獨立思考，缺乏對至高無上的權力本身的質疑。有之，也只是極個別人的零星思考，早被淹沒在漫長無邊的沉沉暗夜裡，更不可能產生出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所以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只有四書五經、故紙堆和考據學，最多還可以加上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惟獨沒有的是對權力的獨立批評，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也就是對知識分子自身理想的追求。中國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站在權力集團之外，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由此也決定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這是中國歷史最大的悲哀。

　　直到上一個世紀之交才出現一線微弱的轉機，以張元濟、張謇、蔡元培等知識分子為代表，他們在戊戌變法遭血洗之後毅然決然選擇南下，告別朝廷，踏上了完全有別於傳統知識分子的路，開始自己獨立的事業。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開闢了獨立的近代出版業。張謇開辦工廠，成為民族工商業巨子。蔡元培在紹興、上海開始他早期的民間辦學生涯。在近代新舊交替之際，這些功名在身、居廟堂之上的知識分子走出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儘管風雲變幻、戰亂動蕩，還有強敵入侵，到20世紀中葉，知識分子處於權力之外服務社會，獨立從事自己的事業已經在各個領域蔚然有成。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例，以胡適、傅斯年等為代表的五四一代已成為社會的中堅。他們大部分沐浴過歐風美雨，吮吸過自由主義的乳汁。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他們曾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堅持獨立的批判，但在「天下不歸楊即歸墨」的兩極對決中，多數人只能非左即右。

　　毛澤東時代從切斷知識分子的生活資料和思想改造入手，雙管齊下，短短几年就將整個知識階層打入了無底的深淵。從此，他們除了緊跟主流意識形態，貶低自我，詛咒自我，使勁地往同伴身上吐口水、自相踐踏之外，已經沒有另外的出路。人的尊嚴蕩然無存，更遑論什麼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沒有人想到踐踏他人之後自己也將被他人踐踏，求生的本能使整個知識階層一敗塗地，整個民族的精華陷入悲慘命運長達數十年，不少人「九死一生」。

　　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回到20世紀上半葉先輩們曾走過的那條路，徹底擺脫對權力的依附。這種依附性雖然不是知識分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確乎已滲入不少知識分子的骨髓。一定要改變這一精神狀態，不再再在屈原這些所謂人格的陰影中打轉，中國知識分子就將走向人類主流文明的高端，我們所期待的中國夢就不會是一個遙遙無期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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