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事實是美國反對和抵制國共內戰

美國為避免國共內戰作出努力，力主邀請毛澤東到重慶，為反對國共內戰對華實施軍火禁運

      今天根據歷史資料，我們應該了解美國為避免國共內戰作出的努力和為反對國共內戰對華實施軍火禁運的歷史事實。

    蔣介石日記中，蔣介石認為自己失敗，最大的原因就是由於外國人的干涉。這裡主要就是兩個人。一個是蘇聯的斯大林，一個是美國的馬歇爾。

   蔣介石對當時的強國有數個評價：蘇聯是反覆無常，毒辣殘忍，美國是有頭無尾，輕諾寡信；英國是陰險狡詐，唯利是圖。所以到台灣之後，蔣介石對外國是比較警惕的。尤其是美國，不再是完全信任了。比如就拒絕了美國「託管台灣」的要求。

   斯大林一直幫助他的對手中共，所以蔣介石怪斯大林不奇怪。可美國一直幫助他，他為什麼還要怪美國，尤其是馬歇爾呢？

   抗戰勝利之後，馬歇爾強烈要求蔣介石跟共產黨和談，並一力促成了國共和談，要求蔣介石建立一個多黨制的民主政府。蔣介石認為自己在這上面被馬歇爾欺騙了。自己完全不應該去學什麼民主，國民黨跟中共談判，錯失了武力戰勝對方的大好良機。

   二戰後，美國認為—個穩定、統一、親美的中國最符合其利益：既可以抵制蘇聯，又能為美國提供廣闊的市場和廉價的原料；在國際事務中也能站在美國—邊。為此，美國力圖避免中國發生內戰。然而，當時中國的現實是：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有武裝、有根據地，並且在抗日戰爭中逐步發展壯大；另一方面，蔣介石視中共為心腹之患，一直希望將其徹底殲滅。從1944年到1945年，美國政府內部就對華政策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必須統一在蔣介石的領導下，而另一部分人則反對片面的扶蔣政策。到1945年4月，羅斯福逝世、杜魯門繼任之時，美國的對華政策已開始向片面扶蔣政策傾斜，但在杜魯門執政初期依然要竭力避免國共內戰。

   美國的對華政策是與蘇聯對抗的產物，但美國的扶蔣政策卻首先得到了蘇聯的默許。蘇聯在《雅爾塔協定》的秘密條款中幾乎默許了中國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在1944年和1945年間，斯大林一再向美方保證蘇聯只承認和支持蔣介石政權，並明確說他認為沒有哪個中國共產黨領袖有足夠的力量統一中國。

   1945年6月，根據美國授意，蔣介石政府派代表團與蘇聯談判並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美國壓力下，蔣介石接受了出讓東北的許多權益和事實上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條款，換取蘇聯不支持中共的承諾。斯大林還表示：中國只應有一個政府，由國民黨領導；只應有一支軍隊，共產黨軍隊應編入國民黨軍隊中。這是蔣介石求之不得的。借蘇聯壓制中共，這是美蔣一致的立場。只不過美國希望以此促進國共和談，而蔣介石卻認為藉此可以更加放手訴諸武力。

   日本投降后，國共之間的第一場鬥爭主要圍繞著受降權利問題。內戰危機此時已經開始，這是對美國政策的第一個考驗。

   美國原來的打算是：在蘇聯承諾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實力加強的情況下，中共感到孤立無援，較易就範，然後再對國民黨施加—定壓力，迫其進行某些改革並對共產黨做出一些讓步，這樣就可實現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與和平。正是根據這一想法，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建議蔣介石向毛澤東發出和談邀請，而蘇聯也敦促中共接受邀請。於是出現了著名的「重慶談判」，並達成了《雙十協定》。為促成這談判，美國駐華大使親自到延安陪毛澤東到重慶。但事實上在談判過程中以及談判結束后，衝突一直沒有停止過。美國的做法不足以使中共放棄鬥爭，蔣介石要依靠武力消滅共產黨，因而這一政策沒有能夠避免內戰。

   1945年11月26日，駐華大使赫爾利突然宣布辭職，杜魯門認為美國不能派軍隊去保證蔣介石的「優勢」，「能做的就是發揮我們最大的影響來制止內戰」。於是，他決定派剛剛退休的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作為特使到中國調停。

   12月21日，馬歇爾到達南京。1946年1月，國、共、美代表三人小組宣布成立並開始工作。馬歇爾訪華的公開政策是號召停止內戰，在承認國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的同時，要求其結束「一黨訓政」，進行改革，擴大政府基礎，把「其他政治成分」也包括進來，並聲明「美國不以軍事干涉來影響中國內爭的進程」。正因為如此，馬歇爾使華之初受到渴望和平的廣大中國人民的歡迎。而蔣介石政府對馬歇爾的態度則比較勉強。

   馬歇爾使華初期與中共代表合作較好，對國民黨中的「頑固派」多有批評。他對蔣介石施加壓力有兩張牌：一是告誡蔣介石：如發生內戰，蘇聯將介入並站在中共一邊；二是美國的援助只能給予一個和平統一的中國。馬歇爾在第一階段取得了一些成果，通過三個文件：1月10日的停戰令、1月31日的政協決議和2月25日的整軍方案。3月4日馬歇爾訪問延安，受到中共方面的熱烈歡迎。

   6月以後蔣介石決定撕毀協議打內戰。中共方面則對馬歇爾和美國政府深感失望，開始公開譴責美國。美國的避免國共內戰作出的努力完全失敗了。美國政府在馬歇爾建議下對華實施軍火禁運。

    國共內戰開始，1946年7月29日，美國政府在馬歇爾建議下對華實施軍火禁運，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武器禁運。當毛澤東知道美國政府對華實施軍火禁運，高興萬分，說這是蔣介石走向失敗的開始。1947年3月21日，國民政府的彈藥供應已達到危急程度，而剛好這也是國軍停止不斷進攻的時候，可以看出國軍抗日戰爭勝利儲存的美式軍火用完后對國軍的極大影響，這也是國共內戰中國軍失敗的最重要原因，而現在卻往往對這歷史事實一字不提。

　　二戰後歐美國家政府民眾普遍反戰厭戰，對於國共內戰十分不滿，一場針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拉開帷幕。1946年，美國通過決議禁止向中國交戰雙方提供武器，從7月29日美國方面已拒絕簽發向中國提供武器的出口許可，禁運開始生效了。實際上，美國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開始向中國國民政府提供武器。美國武器禁運的同時,英國對南京國民政府實施軍火禁運，拒絕了南京國民政府購買槍炮子彈、艦炮、飛機機架等請求。英國外交部宣稱:「英國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勵中國現時的內戰。為了這一目標,只要內戰還在持續,我們就不向中國出口任何戰爭物資」。

   由於美英在當時條件下巨大的影響力，沒有一個武器出口國向國民政府出售武器。

   中國當時交戰雙方的情況很清楚，國民政府要購買使用美國武器，共產黨開始時候使用蘇聯提供的武器，後來應用繳獲國軍的武器。美國的決議實際上只捆住了國民政府的手腳，掐住了國民政府的脖子。國民政府既失去外援，又無法繼續購買武器，損失的武器系統得不到有效補充，新組建的部隊沒有武器裝備，而共產黨卻有不斷的武器補充，力量對比呈現此消彼長的特徵，這成為國軍戰敗的的最重要因素。

   看資料；《追根朔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中，資中筠確認，從1946年8月起，美國政府開始停止向國民政府運送軍事物資。在《中美關係史（1911~1949）》中，陶文釗也確認，美國是從8月起對國民政府實行禁運的。在最近出版的《中華民國史》中，張憲文指出，軍火禁運是在馬歇爾的建議下，由杜魯門總統於7月29日宣布的。在《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中，鄒讜則確認，禁令是由馬歇爾頒布，自1946年7月29日開始生效的。

   7月23日，中國政府駐華盛頓的物資供應委員會向美國國務院申請出口准許證，運送從美國商業公司和戰爭資產管理局購買的1.3億發7.92毫米口徑子彈。這批軍火是抗戰時期美國專門為中國製造的，中國政府早在年初就依據《租借法》購買了這批軍火。在國務院的馬歇爾助手卡特上校當時已得知他的禁運意向，遂詢問馬歇爾這批物資是否正常供應。馬歇爾告訴卡特，他並不反對禁運，「只要禁運符合美國的最高利益，美國將對一切尚未運出的物資實行禁運，不論這些物資是否已經付款。」這批物資遂成為禁運令實施后第一批被禁物資。

   得知禁運消息后，俞大維便向馬歇爾抱怨，美國的這一政策「將我們的政府置於非常困難的境地」。蔣介石得知該消息的第一反應便是「國軍補給，遂因此而完全陷於困境矣」《蔣主席日記（1946年8月18日）》。

   禁運這樣的事件，其後果通常不會在第一時間顯現，而存在一個滯後期。禁運實施前，國民政府已儲備了巨大的美援軍火庫存，足以維持相當一段時間的軍事進攻。在這段時間內，自然很難體現出禁運所帶來的影響。因此，要弄清楚禁運帶來的真實影響，需要從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段來觀察。

   首先要注意的是，國軍持續、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消耗了大量的軍火，使得其及時地補給軍火變得愈加迫切。據統計，1947年國軍的軍火消耗量，明顯高於抗日戰爭時期年均消耗量，也高於抗戰時期消耗量最高的年份。1947年的步槍損耗是抗戰年均損耗數的300％，衝鋒槍是7627％，輕機槍是379％，重機槍是278％，手槍是473％，迫擊炮是741％，山、野、榴彈炮是476％，槍擲彈筒是542％，火箭筒是4170％，槍彈是202％，迫炮彈是320％，步、山、野，榴炮彈是138％，手榴彈、槍制榴彈是162％，火箭彈是567％。即使用抗戰時期軍火消耗的最高年份與1947年相比較，這個數字依然非常驚人。1947年的步槍消耗是抗戰時期最高年份的267％，手機槍是110％，輕機槍是177％，重機槍是211％，手槍是2244％，迫擊炮是101％，山、野、榴彈炮是118％，槍擲彈筒是157％，槍彈是114％，迫炮彈是234％，手榴彈、槍制榴彈是181%。如此巨大的軍火消耗可以判定，國軍進行內戰的規模遠大於此前抗戰的規模。

   巨大的戰爭規模，使國軍軍火庫存量急劇減少，美式軍火的告罄意味著軍隊不得不依靠自產軍火維持今後的軍事行動。為及時將消耗的軍火給予補充，國內軍工廠開足馬力，加緊生產以補充前線所需。1947年步槍生產量是抗戰時期平均年份的436%，輕機槍是393％，重機槍是296％，手槍是2469％，迫擊炮是370％，山、野、榴彈炮是165％，槍擲彈筒是245％，火箭筒是2745，槍彈是177％，迫炮彈是434％，步、山、野，榴炮彈是164％，手榴彈、槍制榴彈是179％，戰防槍彈是186％，火箭彈是212％。雖然生產量比抗戰時期大為增加，但國民政府自產軍火依然難抵其巨大的消耗。1947年1~6月槍彈的生產量是15 797 750發，而消耗達35 903 400發，消耗量是生產能力的2.27倍，迫炮彈的生產量為146 355發，而消耗量則達到201 737，消耗量是生產能力的1.38倍。

   在頒布禁令的同時，美國通知英國、加拿大和比利時等歐洲國家，要求它們採取同步的行動，這一請求得到了它們的贊同。自1946年8月，英國政府就停止了向中國提供軍火，隨後還進一步將禁運的範圍擴大到飛機零件以及相關資料等方面。這些國家與美國的配合行動，杜絕了中國自其他途徑補充軍火的可能性，強化了禁運的效果。

   對於國軍軍火供應的緊張狀況，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完全清楚。1947年3月21日，他向國務院報告說：「國民黨軍隊彈藥供應已達到危急程度。有相當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當前軍火消費水平，美式裝備和訓練的部隊只有3個月的彈藥了，且武器、運輸車輛和設備的保養和維修均已為國民政府自身的能力所難及。」

   1948年美國軍事觀察組到達東北后，魏德邁發現，由於槍械彈藥補充的嚴重不足，原來由美國在印度裝備和訓練的新六軍已不再是當年的新六軍。其軍長廖耀湘告訴魏，新六軍在東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補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槍彈方面，「自動武器大都消磨太厲害，衝鋒槍有好多已不能連發。」「自動武器和迫擊炮沒有充足的彈藥補給，尤以炮彈奇缺」；在運輸工具方面，「汽車和其他特種車輛，都已到報廢年齡」；在士氣上，「新六軍戰鬥力趕不上當年的1/3，官兵素質減低，士氣戰志都低。」

   就軍火供應問題，俞大維特地與吉倫會談，俞大維向吉倫表示，「由於美式軍火的短缺，美式裝備師很快就將失去戰鬥力」，並指出美方對國民政府由於禁運造成的戰爭失利負有道義上的責任。(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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