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反對幹部的特權腐敗，被趕下台

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時代幹部的特權腐敗，被趕下台

斯大林公然將幹部的特權腐敗制度化、合法化

雖然列寧時代官僚們集體滑向腐敗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開的政策層面，當局對官僚們的特權腐敗是深惡痛絕的。斯大林時代則公然逆歷史潮流而動，將官僚們的這些特權腐敗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領袖帶頭墮落，給高級幹部發「錢袋」行賄，整個幹部集團特權腐敗泛濫

 在列寧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際，斯大林運用個人權力創立了「官僚等級名錄製」。以這一制度為基礎，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證領導幹部層特權的制度。這種制度下產生的官僚特權階層，成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則反過來成為這個特殊階層的利益維護者。在斯大林時代，這個官僚特權階層主要享有如下特權：(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佔據。(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路，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者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3)特教權。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人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5)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端的官員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斯大林在縱容、賦予幹部腐敗特權這個問題上，毫不掩飾，展示出來的是一種赤裸裸的態度。列寧時代那種政策上對特權腐敗的深惡痛絕，在斯大林時代連影子都見不到了。譬如：斯大林時期高級領導幹部除正式工資外，還會與工資同時收到一個裝很多錢的大信封，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錢袋制度」。莫洛托夫後來說：「我現在無法準確說出給我多少工資，因為變了好幾次。而且戰後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採用了錢袋制。用這種封著的小包給軍事和黨的領導人送錢，很多的錢。當然，這是不完全正確的。數目不僅太大，而且過分。我對此不否認，因為沒有權利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錢袋」里給多少錢，給誰，完全由斯大林決定，當然，領取「信封」者須嚴格保密，否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至於斯大林為什麼要這麼做，格·阿·阿爾巴托夫在其《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說：「我確信，這是斯大林故意採用的政策，目的在於收買黨和蘇維埃機關的上層，使其落入某種連環套之中。這是一種路線，旨在藉助於直接收買，藉助於灌輸丟掉職位就丟掉特權、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懼思想，從而保證官員們絕對聽話，並積極地為個人迷信服務。我們的國家在革命之後從來沒有見過二次大戰後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時間中存在的各級官員所享有的種種特權。」

 最高領導人墮落如此，上行下效，整個幹部集團的腐敗之泛濫，可想而知。法國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驚訝地發現連「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也置身於深深的特權腐敗之中，在金碧輝煌的別墅里，為高爾基服務者多達四五十人。羅曼·羅蘭感慨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麵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難鬥爭的狀況之中」。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也回顧了斯大林時代泛濫成災的特權腐敗：「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裡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

領導幹部們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眾的居住條件反不如沙皇時代

 住房腐敗是斯大林時代領導幹部特權腐敗的一個典型縮影。十月革命后，領導幹部與普通群眾一度都居住在集體主義的「住房公社」內。但到列寧時代晚期，領導幹部們已開始利用特權，紛紛從「住房公社」里搬進獨戶住宅。這種變化，在斯大林時期最為翻天覆地。1926年，全蘇人口調查顯示，全國人均住房面積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戰友」阿利盧耶夫家的女僕，所擁有的住房面積就已超過了20平方米。更不用說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數居民的住宅連起碼的基本生活設施如廁所、浴室都沒有；而幹部們的住宅，則普遍配備了汽車庫、電影廳、特供商店、醫療中心乃至數量不一的服務人員。

 在住房問題上，讓民眾最受刺激的，莫過於領導幹部們普遍擁有「貴族別墅」。蘇聯土地遼闊，別墅本來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會在郊外擁有一小塊土地蓋上一個簡陋的木製小樓或小院子，也叫別墅。但領導幹部們的「貴族別墅」遠非普通百姓的「別墅」可比。同獨戶住宅一樣，「貴族別墅」有嚴格的等級限制，官位等級越高，其別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這些「貴族別墅」都「屬於國家」，由國家負責維修、保養。斯大林、伏羅希洛夫、米高揚、莫洛托夫這些國家領導人的別墅，無一不是極盡奢華之能事，「別墅全部鋪上地毯，有高加索製造的金銀兵器、珍貴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腳盤，象牙雕刻，印度絲綢，波斯地毯，來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的手工製品……伏羅希洛夫有許多別人贈送的馬匹，像米高揚那樣，他在自己的別墅騎馬散步。他們的別墅變成了帶有花園、溫室、馬廄的富貴之鄉，當然，這一切花銷都由國家負責。」在斯大林時代，各級蘇維埃政權的領導幹部，都在相應級別的療養區用國家的錢大造別墅。這些別墅，不但有花園，有馬廄，有專門的溫室栽種蔬菜和水果，還有撞球室、游泳池、網球場、排球場、日光浴場，乃至專門看電影的放映間；每棟「貴族別墅」內都有大量領國家工資的「服務人員」。白天游泳、划船、打網球，晚上玩排球、打撞球、看電影，是斯大林時代領導幹部們最標準的別墅生活模式。而那些「平民別墅」，連最基本的自來水都沒有，更不用說城市裡那些排隊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眾了，1925年，在克拉斯諾普雷斯頓區蘇維埃里，每月有2.7萬人排隊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過50-60人而已。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最後的遺言》中寫道：「（我20歲在沙皇時代做技術工人時）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間。這套房間有會客室、廚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為資本主義下的工人，有比現在生活在蘇維埃政權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條件，使我感到痛心。」「我們已經推翻了君主政體和資產階級，我們已經贏得了自由，但是人們的居住條件比從前更差了。」革命成功了數十年，民眾生活卻還不如沙皇時代，赫魯曉夫的這段話，無疑戳中了斯大林時代的歷史真相。

赫魯曉夫向幹部特權腐敗體系發起攻擊

赫魯曉夫上台後，曾試圖限制斯大林時代泛濫成災的幹部特權腐敗，但最後以失敗告終，赫魯曉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棄腐敗特權的官僚們的反擊而下台。

取消官僚特權，實行幹部任期制與輪換制

赫魯曉夫上台後，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來的幹部特權腐敗體系，發起了蘇共歷史上的第一次主動攻擊。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權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費早餐午餐、免費別墅、專用汽車等。官員們在斯大林時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長康斯坦丁諾夫原工資為15000舊盧布，被降為5000舊盧布。即便如此，其工資水平仍然很高——當時工人的最低工資只有300~350舊盧布。

但這些都不足以從根本上消滅幹部特權腐敗——列寧時代就是個例子，這些官僚特權在當時是非法的，但這些官僚特權仍然興盛不衰。所以，赫魯曉夫採取了另一種「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實行幹部任期制與輪換制。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改革決議中稱：「為了能把更多能幹的人吸引到領導機關，也為了消除某些國家管理人員濫用職權的可能性，黨認為必須經常更換領導機關的成員。」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在每次例行選舉時，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至少要更換1/4，加盟共和國中央、邊疆區委、州委成員至少要更換1/3，專區委、市委、區委、基層黨委會成員至少要更換1/2，並且連任不得超過三屆。因為官僚的特權腐敗是與職位密切相關的，失掉職位必然會失去特權腐敗的資格。所以，赫魯曉夫推行的這種任期制和輪換制，等於直接侵犯了官僚們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們的驚恐和憤怒。格·阿·阿爾巴托夫如此回憶赫魯曉夫對幹部特權腐敗的打擊：「對特權的第一次討伐是由赫魯曉夫開始的，他沒有受到來自下邊的任何壓力，完全是自己主動進行的。當我來到中央機關的時候(1964年)，那裡的老工作人員還沒有平靜下來，還沒有從喪失部分特權引起的震蕩中恢復過來。那批機關工作人員把取消這些特權叫做『赫魯曉夫的十次打擊』，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擊』(即在1943—1944年發動的十次最大的戰役)。當時負責人員丟掉許多東西：「錢袋」、免費早餐，不少的人丟掉了免費的別墅和專用汽車等等。」

最後，這些丟掉特權的官僚們下決心要趕走赫魯曉夫。（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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