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赫魯曉夫聯合乾的事情

在蘇聯處理波匈事件的初期，中國因情況不明，未及參與。而在蘇聯決定從布達佩斯撤軍和再次武裝佔領匈牙利的問題上，中國的意見起了主導作用。這就是說，在危機處理的後期，蘇聯聽從了中國的建議和主張，其結果是毛澤東既批判了蘇聯的大國主義，又保證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波匈事件標誌著中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和聲望已經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自赫魯曉夫執政以後，中蘇關係便進入了蜜月期。儘管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有些做法令毛澤東擔憂，但絲毫沒有影響中蘇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恰恰相反，赫魯曉夫大膽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長期以來壓在中共頭上的「蓋子」，正是毛澤東求之不得的。總體說來，蘇共二十大的方針與中共八大路線是一致的。當時，莫斯科非常重視中國黨的意見。蘇共中央不僅在《真理報》轉載了中共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還把全文重新翻譯後印發了20萬冊單行本，供全黨學習。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時，蘇聯電台選出最有名的播音員，數次播放錄音，以示重視。不僅如此，蘇聯駐華使館還在1956年總結報告中建議蘇共中央派黨務工作人員去中國，了解中國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情況，因為「中共積累了豐富的黨政建設和群眾工作經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曉夫回憶說，在波匈事件的危機關頭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國共產黨協商」。

 按照赫魯曉夫在1957年6月全會和後來出版的回憶錄的說法，30日凌晨赫魯曉夫離開劉少奇回家時，做出的決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勢惡化的新情報，經召開主席團會議討論，一致決定再次出兵干涉。因為已經與中國達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協議，現在又突然改變做法，所以在31日晚劉少奇回國前，赫魯曉夫帶領整個主席團趕到機場，與劉少奇等舉行會談。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劉少奇對此完全贊同，說這也是中國方面的考慮。

   

    但中方的說法完全相反，以師哲的回憶最為詳細：10月30日上午，蘇方將米高揚關於匈牙利局勢惡化的報告送給劉少奇看。中共代表團看了這個報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討論了一天。經研究提出了兩種辦法，一是蘇軍撤出布達佩斯，二是蘇軍採取鎮壓行動。晚上劉少奇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表示，可以把兩種辦法都向蘇聯提出，跟他們商量。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為好。當晚，應中共代表團要求，中蘇領導人舉行了緊急會晤。劉少奇和鄧小平明確表示，不能讓匈牙利政權落後敵人手裡，蘇軍部隊應當回到布達佩斯，堅決維護人民政權。匈牙利的問題不同於波蘭問題，已經具有反革命的性質了，必須想辦法加以挽救。但赫魯曉夫表示非常為難，認為出兵就意味著要對匈牙利實行全面佔領，因此蘇聯主張退讓。中共代表團沒有再堅持，會晤結束。31日晚上，劉少奇接到蘇方電話，要求代表團成員提前一個小時到達飛機場，同蘇方再度會談。赫魯曉夫一見面就告訴劉少奇，經過主席團一整天的討論，又有了新的決定，準備在匈牙利採取進攻的方針。劉少奇表示贊同，又提出蘇聯出兵的前提條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請，二是要有得到匈牙利群眾的擁護。

        俄國檔案中關於30日和3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的討論記錄，印證和補充了師哲的說法。根據30日會議的第49號記錄，大約在夜晚，尤金報告了與中國代表團會談的情況：中國人對匈牙利局勢表示憂慮，提出「匈牙利是否會脫離我們的陣營？納吉是怎樣一個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時候，赫魯曉夫和劉少奇進入會場。劉少奇轉達了中共中央的意見：「軍隊應該留在匈牙利和布達佩斯」。而對赫魯曉夫隨後發言的記錄是：「兩條途徑。軍事途徑——佔領。和平途徑——撤軍，進行談判。」莫洛托夫的講話似乎是傾向中國的意見：「政治局勢已經明確。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過渡性的政府。」這說明30日夜間中共已經表明了新的立場，而蘇共還在猶豫。31日的會議記錄顯示，蘇聯領導人已經明確了態度。赫魯曉夫對匈牙利局勢的意見是：必須重新考慮對匈牙利事件的評價問題，蘇聯軍隊不能從匈牙利和布達佩斯撤出，必須採取堅決的行動來恢復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們撤出匈牙利，就會使美國、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受到鼓舞。他們會認為我們軟弱並進攻我們。」接著，赫魯曉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後再把匈牙利送給西方，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赫魯曉夫還提出了再次武裝干涉的具體辦法，如成立以卡達爾為首的臨時革命政府，由明尼赫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以及與鐵托會談等。主席團一致同意赫魯曉夫的主張和提議。參加會議的匈牙利前領導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羅也表示贊同。

     這個過程表明，對蘇聯第二次出兵決策起關鍵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澤東對匈牙利危機態度的轉變，更準確地說，是對納吉政府態度的轉變。箇中原因，劉少奇轉告的米高揚30日電報大概是一個因素，同時也有史料顯示，來自中國駐匈使館的分析也影響了毛澤東的判斷。據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和駱亦粟回憶，郝德青大使與卡達爾的私人關係很好，後來他曾告訴卡達爾，他早就看出納吉的政策將導致資本主義在匈牙利復辟，甚至認為米高揚與納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蘇聯軍隊撤出布達佩斯都是錯誤的，並確信只有軍事干預才能解救這種狀況。後來毛澤東本人證實，由於郝德青的建議，使他改變了態度。在1959年5月5日與明尼赫會談時毛澤東強調，中國的領導人對1956年的事件給予了密切的關注，並指著坐在陳毅後面的郝德青說，大使的報告和建議對於評價和處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發展的局勢是最有幫助的。他追述到，在那年的10月底，中國使館報告說，反革命勢力正在取得越來越多的支持，並且警告說如果蘇聯不能成功地清算納吉政府，那麼資本主義在匈牙利的恢復將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說，由於這個消息和來自幾個東歐共產黨的消息，他決定立即請赫魯曉夫對匈牙利的修正主義者採取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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