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香港獨立不是夢

獨裁暴政從來不認同談判和妥協，只相信槍桿子里出政權。以香港之小和中國之大的對照，香港不可能承擔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任務。不若獨善其身才是自保之道。

佔領中環，四處開花，公民抗命，奮不顧身。在催淚彈之下越戰越勇的香港市民，展現了捍衛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價值的巨大勇氣。許多草根市民積極參與其中，甚至一家老小傾巢出動，成為反對北京極權主義統治的主力。傳統的泛民政治家包括具有精英氣質的「佔中三子」，這一次反倒落在民意後面，他們不再是這場運動的倡導者，而是被民眾推著往前走。

此次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佔領中環運動，不在乎一時的成敗，以及具體的訴求能否達成，更為關鍵的是，在佔中運動中孕育和發酵的本土意識，乃至香港獨立的遠景，必然會把香港帶入「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紀元。香港獨立是香港民主派和大部分民眾必須邁出的至關重要的一步：邁出了這一步則海闊天空、鳥飛魚躍；而不邁出這一步，香港永遠會被共產黨牽著鼻子走，普選永遠是海市蜃樓。

其實，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正在迅速轉變之中，其轉變速度比解嚴后的台灣還要快。二○一四年一月初，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發佈了電話抽樣訪問1016名市民的調查結果，受訪者三成八自稱「香港人」，一成七自稱「中國人」，自認「中國人」的比率創歷年新低。

習近平自以為「大國崛起」且大權在握，對內殘酷鎮壓，對外瘋狂擴張。在香港政策上，強硬地拒絕港人的普選訴求，命令全國人大這個偽議會通過假普選的方案，宣稱「愛國必須愛黨」，關閉對話大門，連鄧小平時代的那一點遮羞布都不要了。

鄧小平發明的「一國兩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彌天大謊。那時，中國的國力尚不足以抗衡整個西方世界，香港作為亞洲金融和貿易中心，是一隻中共看重的「金母雞」，所以鄧小平擠出笑臉來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談判，承諾香港回歸后仍保有資本主義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成功地誘騙英方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香港遂落入中共的掌控之中。

鄧小平是一個「壞事做絕、謊話說盡」的狠角色：他是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的急先鋒，致使數百萬右派家破人亡，卻從不認錯道歉；在文革中落馬後，他曾寫信給毛澤東和華國鋒，卑躬屈膝、三跪九叩，保證永不翻案，一旦掌握實權，立即翻雲覆雨；胡耀邦和趙紫陽真心誠意地推動改革開放，希望將中國帶向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卻遭到鄧小平這位自我加冕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非法罷黜。所以，鄧小平的話從來當不得真，「一國兩制」也是如此。

從世界歷史更可清晰地看出，從來沒有成功實施的「一國兩制」，過去沒有，今後也不會有。專制與民主、獨裁與自由、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好像火與冰一樣不可相容，絕不可能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之內。二戰之後，蘇聯一開始承諾說，東歐各國可保持原有的民主體制，各國的共產黨只是作為多黨之中的一黨參與競選。然而，話音剛落，這些國家的共產黨迅速在蘇聯軍隊的支持下奪取政權，修改憲法，查禁其他政黨，消滅異己力量。短短數年間，這些國家相繼轉型為斯大林模式——共產黨一黨壟斷權力、控制社會生活方方面面。蘇聯甚至直接出兵，血腥鎮壓了捷克人民追求自由的「布拉格之春」運動。

被直接併入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命運則更為悲慘。蘇聯用暴力剷除了三國原有的民主機制，強力推行共產體制，大肆逮捕三國精英階層並將他們放逐到西伯利亞，八成客死異鄉。以立陶宛為例，從1941-1953有四十四萬人逃亡到西方，有十三萬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數萬人被殺害，總計流失人口七十八萬，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百年來，英國當局井井有條的殖民統治，為香港締造了相對自由與富足的局面，故而香港人對中國和亞洲的苦難、動盪和屠殺，多為旁觀者心態。中國的大飢荒和文革，香港人感同身受的，是沿江漂流而下的傷痕纍纍的死屍，以及蜂擁而至的難民潮。而對香港人刺激最大的則是「六四」屠殺，這場屠殺帶給香港人的震撼性體驗，催生了延續四分之一個世紀至今的維園燭光晚會的悲情。

不過，香港學者葉蔭聰指出，僅有這種「借來的悲情」，尚不足以構成香港民主化的基石。相對世界不少曾經經歷過反革命—革命，或殖民—反殖民鬥爭的地方，香港缺少了一點現代革命的悲劇意識。香港在中國共和革命或所謂社會主義革命之中，往往是支援基地，或流亡之地。即便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新一波世界民主化潮流中，香港也沒有台灣、韓國般的威權統治、白色恐怖乃至民間反抗的歷史。

自我身份認同的模煳，再加上對共產黨的歷史及邪惡本質缺乏深刻認識，九七之前，「民主回歸」成為港人普遍的幻想。少部分清醒者則移居海外，對共產黨「惹不起躲得起」，真正有挺身與之抗衡決心的人，寥寥可數。而「民主回歸」這個幻想，如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它的最終破滅延宕到佔中運動興起。在如此漫長的時間段內，香港人睡獅不醒，中共卻從容佈局，在香港社會的各個要津安插滿了一群親共的「港奸」，完成了對香港的「五花大綁」。在此情形之下，香港人下一步要爭取自由和民主，必將付出更為艱鉅的努力和代價。

一般的港人所認識的中港矛盾，只是一些淺層的表象：中國當局放任內地孕婦蜂擁赴港，至少內地孕婦的十七萬新生兒耗費了香港在地的醫療資源；自由行每年湧入近兩千萬人次，香港被漠視文明規則的內地遊客佔據，港人的生活質量急遽下降。加上越來越多對於經濟事務的干預，威脅香港在商業上的成功。其實，更可怕的是香港的「內地化」、香港原有的自由與法治遺產被侵蝕得殘存無幾。國民教育的洗腦、二十三條蓋世太保法律的緊箍咒以及地下黨特首對北京的亦步亦趨，香港就這樣從「東方之珠」淪為跟隨在北京、上海之後的無足輕重的「小弟弟」。

二○一四年十月一日，中共當局隻字不提香港的佔中運動，照樣在北京打造太平盛世、萬國來朝之假象。而香港特區政府舉行的慶典，草木皆兵、草草收場。背對五星紅旗以示抗議的學生和市民，遠遠多於喜形於色的歡慶者。

在雙方的緊張對峙中，出現了一群舉起「香港獨立」標語的港獨人士。然而，有若干學生和市民前去遮擋港獨標語，聲稱不能讓佔中訴求「失焦」。這種做法宛如當年天安門學運中，學生將用油漆潑灑毛澤東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機關一樣，讓親者痛、仇者快。

獨立是香港亟待普及的觀念。獨立當然需要付出代價，但獨立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訴諸人類歷史，有諸多先例可供香港參考。

兩百多年前，美洲十三個殖民地，地廣人稀，人口不足三百萬，卻因堅持「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挺身反抗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當時，英國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和最富有的政府，而美洲殖民地人民既沒有統一的政府、也沒有正規的軍隊。一般的觀察家都認為，美洲殖民地對抗英國，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然而，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戰爭，美洲殖民地打敗了英國，堂堂正正地贏得了獨立。

新加坡於一九五九年從英國統治下獲得獨立，一九六五年又被動地脫離馬來西亞聯邦。那時的新加坡，無論在人口基數還是經濟規模上，都無法與香港相比。作為一個蕞爾小國，世界對於新加坡能否存在表示疑問。除了主權糾紛，其他重要的問題包括住宅短缺，缺乏土地與天然資源短缺，失業率當時高達百分之十二。社會主義陣線宣佈進行民主抗爭，抵制議會，動亂隨時會發生。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如履薄冰，生怕遭到來自馬來西亞和印尼兩大強鄰的攻擊。然而，獨立帶來的「紅利」遠遠超過政治人物的想像，半個世紀之後，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水準讓馬來西亞和印尼望塵莫及，儘管政治民主停滯不前，但新加坡已成為「小而富」的亞洲先進國家。

而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更是一場螻蟻撼大象的鬥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加起來總人口近四百萬，遠遠少於香港的七百萬。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三國共同發起「波羅的海之路」人鏈活動，有五分之一的居民參與，紀念三國同在二戰中被蘇聯非法佔領，追求恢復獨立。（後來，台灣本土力量也仿效該活動，發起數百萬人參與的「牽手護台灣」）戈爾巴喬夫一度嘗試使用武力壓制，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蘇軍開進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克格勃特種部隊強行佔領立陶宛電視臺大樓，殺害了十四名立陶宛平民。然而，由於立陶宛群眾捨生忘死的抵抗，蘇軍未能如期佔領議會大樓。緊接著，是國際社會和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對武力鎮壓的齊聲譴責，莫斯科被迫將軍隊撤入兵營。一九九一年年八月十九日，蘇聯發生「八一九」政變，愛沙尼亞於次日宣佈獨立，其他兩國緊緊跟上。隨後，蘇聯這個不可一世的巨人轟然倒下，三國以及其他更多被蘇聯吞併的國家獲得了真正的獨立。

無論是美洲殖民地，還是新加坡，以及波羅的海三國，這些國家的獨立之路都是香港的前車之鑑。獨立是香港唯一的出路。共產黨萬變不離其宗，獨裁暴政是其本質，它從來不知道什麼是談判、對話和妥協，它只相信「槍桿子里出政權」。而以「香港之小」和「中國之大」的不成比例的對照，香港不可能獨自承擔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任務。若是當年英國割佔了十個香港，如今十個香港一起點燃烽火，倒有可能讓中共顧此失彼、窮於應付。但是，在只有一個小小的香港的情勢之下，香港不妨走向獨立、獨善其身，下一步才有可能對中國的民主化提供幫助。否則，香港必將自身難保、墮入醬缸、萬劫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