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推倒政治局，重建共和制——兼駁胡鞍鋼《輝煌十年，中國成功之道在哪裡》

中國民眾對中共的痛恨已到了歷史最高點，執掌最高權力的九常委正是眾矢之的。以胡錦濤為首的九常委，是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而非「大國崛起」的締造者。中國民眾呼喚的不是一群壟斷絕對權力的僭主和寡頭，而是重建憲政共和的「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在憲政共和的制度背景下，中共的一黨獨裁將成為歷史，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會也不能繼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那時，中國當然可以選擇總統制、議會制或混合制的權力架構——那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與中國民主轉型」徵文


胡錦濤駕駛的「河蟹號」即將到站，這長達十年的快速行駛，究竟駛向的是黃金世界，還是窮途末路？在其身兼國家主席、共產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三大要職統治中國的最後幾個月里，胡錦濤最操心的事，是如何將心腹幹將調遣到各要害部門和地區去「卡位」，以確保交班給「自己人」。這樣，在退休之後，其家族就不會遭到其他派系以反腐為名的清算。其次，胡錦濤命令文宣系統搖旗吶喊，營造出一張 「美好十年」的亮麗的成績單。就好像當年拿破崙急不可耐地從教宗手上搶過皇冠給自己加冕一樣，胡錦濤也手腳並用地給自己塗脂抹粉、樹碑立傳。

上行下效，御用文人們遂爭先恐後地加入這場大合唱之中。不久前，曾經不可一世的薄熙來突然失勢，使得諸多參與炮製「重慶模式」的無恥之徒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依附薄熙來的崔之元、孔慶東、蕭公秦等學者文人頓時名聲掃地。然而，前車之鑒，後來者罔顧，薄太陽雖然落山，胡太陽卻更毒辣。獨裁者自我膨脹，吹鼓手永遠不缺。只要是臭氣熏天的垃圾桶，總會有無數蒼蠅盤踞其間，爭相掠食。

頂著「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等顯赫頭銜的官方經濟學家胡鞍鋼，也曾到重慶「打秋風」。直到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他還在新書《二零三零中國：邁向共同富裕》中讚美薄熙來的政績：「重慶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探索上為全國作出了重要貢獻。重慶鮮明地提出了縮小『三個差距』的指標，在全國範圍內都是率先的，有示範意義。」胡鞍鋼在多個場合宣稱，重慶模式可以推廣到全國：「重慶正處在一個經濟和社會加速發展的黃金期，這裡的三千多萬人民已形成了強大的政治認知和社會認知，過十年甚至二十年後再來看，就可以看出重慶創新的歷史意義。我希望重慶可以為全國提供經驗。」話音剛落，薄熙來轟然垮台，所謂的「強大的政治認知和社會認知」亦灰飛煙滅。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胡鞍鋼唾面自乾，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又投靠新主人去了。看來，他並不相信自己曾經說過的話。很快，胡鞍鋼又有新產品出爐：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以欺騙人民為己任的《人民日報》之海外版，登載了胡鞍鋼的大作《輝煌十年，中國成功之道在哪裡》。

胡錦濤胡作非為，胡鞍鋼胡言亂語

這篇文章使用了比過去讚美薄熙來肉麻百倍的話讚美胡錦濤，畢竟，「改過自新」需要有最大的「誠意」。胡鞍鋼說：「過去十年是中國全面發展的『輝煌十年』，不平凡的十年。中國先後有效處理了『非典』公共衛生危機，及時地應對汶川大地震，提前完成世界最大規模災后重建任務，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殘奧會、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成功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圓滿完成『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劃的主要任務。」他接著指出，這十年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發生「歷史性重大變化」，比如，經濟總量從位居世界第六躍升為世界第二，進出口貿易總量從位居世界第五位躍升為世界第二位，研發支出總量從位居世界第五位躍升為世界第二位……

這些眩目的數據，對於胡鞍鋼和胡錦濤來說，當然是自慰的催情葯；但是，對於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來說，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數字只是數字而已。藏人自焚，說明中國經濟的發展並未惠及他們；什邡市民上街，說明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他們有害無益；連一向養尊處優的香港人都發出怒吼，說明中國經濟的發展並沒有改變這座城市的貧富懸殊。且不說這些數據背後有多少水分，即便全都千真萬確，難道就能說明中共的統治是成功的，而且這些數據是中共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嗎？

當年，希特勒交出經濟發展的數據，讓胡錦濤的數據黯然失色：希特勒上台後，德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平均達到百分之二十七。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一百零二，國民收入增加一倍。一九三七年，德國工業產值居全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在一九三七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來臨時，美、英、法等國的工業生產都下降了，惟有德國的工業生產仍然在上升，因此也一度被其他國家視同拯救經濟危機的「救星」。德國學者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民族帝國》一書中指出：「德國民眾在二戰中的生存狀況比戰前要好得多。希特勒知道：『當最窮的人成為德國最忠實的子民，它就會變得無比強大。』他用社會福利賄賂了整個德意志民族——以被搶劫了的猶太人和被佔領地區的其他民族為代價。」但是，第三帝國真的走出了一條「具有德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嗎？第三帝國的輝煌僅僅維持了十三年，留給德國人民的是屍橫遍野、斷壁殘垣。

如今的中國，正大步走在昔日法西斯德國的道路上。不過，在讓普通民眾「利益均占」這一點上，胡錦濤做得甚至還不如希特勒。德國歷史學家兼作家格爾德•柯能（Gerd Koenen）斷言，中國未來的發展有兩大趨勢：一方面，政治、經濟精英日益腐敗，中共正在演變成一個僵化的既得利益集團；另一方面，民眾對革命的期待不斷增長，與中共漸行漸遠。他給出的是一連串毋庸置疑的數據：中國已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經濟大國，但是，每年的投資率增長到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五十的荒唐地步，而消費率下降到全球罕見的百分之三十五。儘管居民的收入有所增長，但是，缺乏社會保障的人們不得不厲行節約：為了養老、為了治病、為了子女教育、為了住房。在社會不平等的「基尼指數」中，中國的排名也相當糟糕。

格爾德•柯能對中國過去十年的經濟和社會狀況評估，與胡鞍鋼截然相反。他認為，胡錦濤並未給中國帶來持久的穩定，中國的兩種大趨勢顯而易見：首先，掌握國家權力者和虛假的私人經濟精英的共生關係越來越密切、越來越腐敗。自從一九八九年以反腐敗為主要訴求的天安門民主運動遭到當局的血腥鎮壓后，腐敗成了黨最大的吸引力——那些並不相信黨寫在書面上的綱領的年輕大學生們，挖空心思爭取入黨，是為了分享黨的特權。在胡錦濤的兩屆任期內，中國變成所謂的「太子黨共和國」，無論是掌握中樞權力的胡溫，還是在地方上為所欲為的薄熙來；無論是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者」，還是新左派及「毛派」，不管在表面上有多大的差異，但在貪污腐敗上，卻驚人地相似。薄熙來垮台後，全世界都在像看馬戲一樣看薄家被爆料的醜聞，其實胡錦濤家族何嘗好過薄家半分？早在二零零九年七月，英國《每日電訊報》和非洲媒體就報道，胡錦濤的長子胡海峰執掌的清華同方集團威視公司，在納米比亞捲入詐騙和行賄醜聞，並遭到司法調查。這個消息並未「進口」中國，也未讓胡錦濤警醒，乃至出手約束家人。因為在這個「你腐敗，他腐敗，大家都腐敗」的爛泥塘里，如果「不腐敗」，就連傻子都不如。就這樣，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部分利益，都落入特權階層的腰包。

格爾德•柯能繼而指出，中國未來的第二個趨勢是，「不斷增長的期待革命」以近乎經典的方式呈現出來。無論是全國逐浪高漲的每天超過三百起、每年超過十萬起的「群體性事件」，還是黨與受過教育的、國際化的新興中產階層之間愈演愈烈的衝突，都是如此。官民敵對的態勢難以改變：「這個統治的黨已經讓自己陷入一場競技，導致殘酷的人類學實驗：在一個大眾傳媒日益密集的世界，藉助一隻網路警察大軍要將數量不斷增長的文字、圖像、言論和事實從語彙中、最終也從社會記憶中『刪除』。」這確實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不過，胡錦濤有其「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雄心壯志：他命令國庫拿出每年六千多億的預算，用於「維穩」。但是，如同一道千瘡百孔的堤壩，孔洞在流水的衝擊之下只會越來越大，而不會越來越小，而可以用來堵住空洞的沙包卻有限，並會越來越少。到了沙包用完的那一天，該怎麼辦呢？這一點不在胡錦濤考慮的範疇之內。他認為，只要順利交班，就萬事大吉。難怪以接班人習近平的幕僚自居的張木生，咬牙切齒地詛咒胡錦濤玩「擊鼓傳花」遊戲，將炸彈當鮮花來傳遞。

對胡溫及其接班人啟動政改抱有期望的人，要麼是因為愚蠢，要麼根本就是幫閑。歷史學家余英時對此洞若觀火：「我們知道，現在除了等待社會自己變動以外，沒有什麼其它的方法。對共產黨本身，以及它未來的十八大，決不能抱以任何希望。」

僭主制從來不可持續，中常委多半不得好死


在一番溜須拍馬之後，胡鞍鋼自我設問說：「為什麼中國如此成績輝煌又如此巨大成功呢？」順水推舟，他的這篇文章的主旨便呼之欲出了：「從政治發展的特點和條件看，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就在於有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成為中國決策正確、發展成功的最關鍵政治條件。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九名成員組成，分別代表黨、國家和軍隊等八大領導機構，分工合作與協調合力，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胡鞍鋼能以「臭老九」的身份入選十八大之黨代表，說明其深味厚黑學之真諦。他深知：與其吹捧抽象的共產黨，不如吹捧具體的九常委，因為真正操縱中國命運的是這九個人，連中央委員會都是空殼，更遑論黨員代表大會了。

「集體總統制」是胡鞍鋼冥思苦想之後的一大發明，跟毛澤東發明的「民主集中制」一詞一樣，讓人莫名驚詫、啼笑皆非。毛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痞子流氓，犯低級的政治學錯誤倒還情有可原；而胡鞍鋼是一名曾遊學於多所西方名校的博士和博導，卻故意扭曲政治學的基本名詞，睜著眼睛說瞎話，則是不可原諒的。以「集體總統制」這個驢非馬的概念來比附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會體制，也算是「河蟹社會」特有的黑色幽默。

中共黨章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共的領導機構，但中央委員會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行使其職權，政治局和中常委在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中央全會由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行使其職權，而中常委又在政治局會議閉會期間行使其職權。所以，中常委就是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機構。

政治局這一權力架構是蘇共發明的。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奪取權力之後，創設了政治局作為蘇共最高決策機構。於是，在蘇共的卵翼之下成立的中共也依樣畫葫蘆，設立了政治局。不過，蘇共只有政治局這一層級，內部不再細分；而中共在政治局內增設了常委會這個更高的層級，政治局成員遂有常委和非常委之差異。這並非推陳出新，而是疊床架屋。由此可見，中國人的創新能力多麼有限。

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政治局這一架構並未在黨內獲得合法性，也並沒有形成一個讓人遵從的傳統，而是一直處於不斷變動的過程之中；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葉，政治局才取代書記處成為中共的最高決策機構。不過，在毛澤東時代，毛一人君臨天下，對政治局的權威不屑一顧，政治局也從未實現「一人一票」的「黨內民主」。毛可以一個人推翻政治局的多數意見，甚至以「中央文革小組」這一黨章中沒有的臨時機構取政治局而代之。「文革」結束之後，政治局及常委會負責處理重大事務的模式才得以恢復，但當時在政治局常委之上，有諸多權勢更大的元老以及後來設置的「中顧委」，常委的權力受到相當大的牽制。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鄧小平等元老相繼死去，政治局常委會才總算「修成正果」，掌握真正的決策權。

胡鞍鋼將常委會決策這一機制吹捧得天花亂墜，其實，無論是「主席當國」、「元老當國」，還是「總書記當國」、「常委當國」，首先共產黨就是一個未經人民選舉和授權的非法政黨，所以，執掌最高權力的人或機構，從來就不具備合法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共統治中國六十多年來，雖然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其實質既非君主制，亦非民主制，而更類似於某種「僭主制」。僭主制最初是古希臘城邦時期一種特殊的統治方式。僭主是指破壞傳統，通過暴力等非法手段（非合法選舉）推翻貴族與國王統治，建立起個人獨裁統治的篡位者。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對僭主的定義是：「一個不經由法律統治的政治領導者，他重視自己的權勢甚於重視臣民，他會利用極端與殘酷的策略來對抗他的人民，以及他的敵人。」此一定義，套用在中共身上，倒是天衣無縫。

這種扭曲的僭主制，又帶有「寡頭共治」的特色。它既不穩定，也不可持續。它不能避免殘酷的內鬥，也無法讓遊戲參與者個個全身而退。在中共建政之後的歷屆政治局常委之中，成為政治鬥爭犧牲品的人就超過半數之多。其中，死於非命者：劉少奇、林彪、陶鑄；被逮捕下獄、公開審判乃至監禁、軟禁至死者：陳伯達、王洪文、張春橋；在死後被開除黨籍、嚴詞譴責者：康生；生前即遭受受批判、羞辱和衝擊者：朱德、陳雲、鄧小平、李富春；任期未滿即遭到罷黜者：華國鋒、汪東興、李德生、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從這張名單即可看出，政治局常委這個類似於攝政王的位置，雖人人嚮往，但真的坐上去以後，卻如同坐在炭火之上一般不好受。

有鑒於此，從江澤民時代到胡錦濤時代，常委會成員考量的首要問題，是如何降低黨內鬥爭的殘酷性，即「我們都在一條船上，必須同舟共濟」。江、胡兩朝都發生過多起劇烈的黨內鬥爭，如江澤民掃除「楊家將」和陳希同的勢力，胡溫搞掉桀驁不馴的陳良宇和薄熙來，但都未出現常委垮台、常委會公開分裂的局面。最危險的一次是，在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權力此消彼長的期間，作為常委的黃菊差點就走到身敗名裂的地步，幸虧其「及時」病死，兩派皆大歡喜。而薄熙來事件造成的震蕩雖然很大，但其盟友、主管政法的常委周永康仍然全身而退。這就表明，政治局常委會內部已形成「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換言之，其成員勉強形成的惟一「共識」就是：「常委不倒」。這是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遊戲規則。除此之外，「常委會治國」並未形成定型的制度，就連其人數究竟是五人、七人還是九人，都未形成定論。所以，胡鞍鋼的蓋棺論定是否操之過急呢？

而「保護常委會」的前提就是維護一黨專政。對中共體制演變深有研究的學者方紹偉在《中共「九人中常委」剖析》一文中，探討了常委會這一架構的前世今生及主要特徵。他認為，胡錦濤時代「九人中常委」的最顯著特徵是「黨權最大化」。它指的不僅是黨對國家政權的獨立控制，也是中央對黨的領導權的獨立控制，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權最大化」既是中共高層領袖的個人行為目標，也是他們的集體行為目標。「中常委不僅作為個人和集體在維護這個目標，而且還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安排，力圖使『黨權最大化』的行為逐步穩定化、長期化、制度化。」顯然，「黨權最大化」這一政治局常委的共識，與憲政民主的目標是南轅北轍的。即便政改不離口的溫家寶，內心亦並不想真正推動政改，否則，他首先就當退出常委會。因為，常委會這一權力架構並非中共「自改革」的成果，而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障礙。它本身就是腐敗問題的根源所在，而不是解決腐敗問題的希望所在。

中共下台民心所向，憲政共和世界大勢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會並未經民眾選舉和授權，那麼他們拿什麼東西來治國呢？方紹偉指出：「中共一方面繼續依靠其『打江山、坐江山』的『強權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加大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力度，力圖通過『績效合法性』去實現與傳統文化的『實利主義』和『天命觀』的對接。」用更形象的說法，中共使用的就是老毛、孔子和財神這三大法寶：老毛是中共極權制度的根基，是暴力統治的思想源頭。薄熙來倒台了，但胡錦濤仍然高舉毛旗，掀起學雷鋒運動，並高調紀念毛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祭毛還不夠，還要祭孔。孔子是傳統文化的代表，是「君父」思想的倡導者，可以「拿來」為黨背書，故而官方一度將孔子像擺上天安門廣場之一側。但「孔毛一體」的意識形態尚未在政治局常委會成為共識，此舉引發爭議之後，當局又匆匆將孔子像撤走，卻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而財神就是鄧小平所謂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用金錢來收買人心。未來中共可能推進某些有限的改革措施，無非是在經濟政策上多注重一點民生問題而已。這三大法寶還能使用多久，人們可拭目而待。

那麼，經過兩屆任期的「九常委治國」，這一模式的績效究竟如何呢？胡鞍鋼當然是讚不絕口：「從決策理論和實踐看，『集體總統制』在實現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結構與充分民主決策的決策結構相互作用方面，遠比『個人總統制』具有明顯的信息優勢和決策優勢，更具民主性、協調性和高效性。」然而，實際情況與胡鞍鋼的描述完全不同。

首先，政治局常委會並非由全體黨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中國毫無民主可言；而在中共黨內，民主亦無跡可尋。基層的中共黨員被奴役和愚弄，與非黨員並無本質差異。比如，中共全國黨代會代表的產生，就未經過公開、公正的競選。以胡鞍鋼為例，他難道是清華大學的黨員們選出來的代表嗎？他是由上級圈定的。如果繼續追問，中央委員的產生更是不透明的。而且越往上走，越不透明。政治局常委是如何產生的，連大部分中央委員都不得而知。即便身為中央委員的那些人，也不可能自告奮勇地參選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他們也不知道每個常委在選舉中獲得多少張選票。在此背景之下，中共自身形成了某種「優敗劣勝」的「逆向淘汰」機制，那些最平庸者、最保守者，往往被「維持會」的元老們選中為新科政治局常委。所以，「六四」后的幾屆中常委，十有八九都是庸碌之輩。

其次，儘管九常委有各自明確的分工，但在重大問題的決策上，常常會有一個討論和表決的過程。然而，即便這個過程真是「一人一票」，但在「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險惡的政治鬥爭中，常委們出於「自保」的考量，絕大多數時候都「寧左勿右」，使得主張強硬與僵化政策的一方大獲全勝，而傾向溫和與開明一方的主張被擱淺。這樣，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九人如同泥塑般枯坐，互相推卸責任，坐失政治改革的最好契機。在各種可行的選擇中，九人組成的集體往往會一齊選擇最壞的那種，連次壞的那種都不會選擇。有時，稍稍具有常識的人會感嘆說，他們怎麼會如此愚蠢，比如劉曉波和《零八憲章》事件，常委會的每個決定都與國際、國內輿論背道而馳。即便從維護中共形象和利益的本能出發，也不至於如此亂來。但是，正因為九常委都處於此棋盤格局之內，他們連起碼的理性判斷都很難作出，而只能被慣性拖著一步一步走入萬劫不復的沼澤地。

第三，常委的無限權力與總統的有限權力不可法相提並論。在西方的總統制下，總統執掌行政大權，多數時候比國會和最高法院有實權，但並不能像僭主或寡頭那樣為所欲為。以美國為例，在聯邦層面，總統對若干高級官員的提名，需經國會批准；總統簽署的法案，亦需經國會審查乃至最高法院裁決。國會雖然不能對總統投不信任票，但總統若違憲，國會可以對其提出彈劾案，並交由最高法院審理。在聯邦與地方的關係上，總統不能干預各州乃至每個郡和鎮的內部事務。在社會層面，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將總統作為首要監督的對象，不放過總統犯的每個小錯誤。與之相比，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們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們每個人都是三權合一、「三位一體」的「利維坦」怪獸，憲法不能約束他們，媒體不能監督他們，他們惟一畏懼的是同僚之間的互相吞噬的傾軋，視民眾為草芥，將天下看作「家天下」，其結果自然是「絕對的權力當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第四，如果勉強沿用胡鞍鋼的說法，九常委宛如九個總統，他們耗費的國家資源則大得驚人。以美國之富足，尚且只能養一個總統；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養九個總統不知耗費了多少民脂民膏——九個總統，就有九個白宮，九套秘書、後勤、安全、醫療、交通等服務班子。而且，西方的總統退休后回歸一介平民的身份，中共的常委退休后仍終身保持在位時的各種待遇，如專機、專列、保安、醫療，以及家族對某些行業和地區的控制，他們還通過各種方式來影響政局。這樣，就等於國家財政要養二、三十個「總統」或「前總統」。還不僅於此，無論在黨的系統，還是在政府、人大、政協等系統，常委模式或「准常委模式」，從中央到地方省、市、縣、鄉各級均一以貫之。每個層面、每個部門，都有一群人數更多的「常委」瘋狂地瓜分權力。這樣，便形成一個巨無霸式的、無從精減的官僚階層。近二十年來，中國官員的人數急劇膨脹，「常委制」亦是始作俑者。這一趨勢，終將使得國家財政入不敷出，走向破產。

職是之故，胡鞍鋼所謂的「集體總統制」根本沒有得到中國民眾的廣泛認同，反之，它是中共高層權力黑箱運作的標誌。學者儲成仿在《「中國成功」與「集體總統制」》一文中指出，「常委治國」不能同總統制相提並論。「制度之所以是制度，是由於它是通過公開的法定程序、以書面文本形式制定、頒布和實施的行為規則，而制度的最顯著的特點是其公開性、顯在性、可預見性和可重複性。」總統制的這幾個顯著特徵，都是「常委模式」所不具備的。「常委模式」如同「黑幫股份公司」，既不具備公開性和顯在性，也不具備可預見性和可重複性。

中國民眾對中共的痛恨已到了歷史最高點，執掌最高權力的九常委正是眾矢之的。以胡錦濤為首的九常委，是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而非「大國崛起」的締造者。中國民眾呼喚的不是一群壟斷絕對權力的僭主和寡頭，而是重建憲政共和的「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在憲政共和的制度背景下，中共的一黨獨裁將成為歷史，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會也不能繼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那時，中國當然可以選擇總統制、議會制或混合制的權力架構——那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