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伐吳的歷史原因分析

二
    一般人認為劉備伐吳違背了諸葛亮以前對他所言的「隆中對」，實則恰恰相反，伐吳正是依據隆中對策而行。「隆中對」的核心思想確是聯吳抗曹，但聯吳抗曹也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劉備先要能夠「跨有荊、益」，即佔領荊州和益州：「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三國志·諸葛亮傳》；以下引文凡出於《三國志》者，不再注）諸葛亮為劉備謀划的藍圖，是先取得荊州，再佔有巴蜀，有了這廣大地域為根基，然後東連孫權，在天下有變、時機到來時，從秦川、宛洛兩路出兵，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現在荊州為東吳所佔，從荊州出兵的條件已經失去，為了將來在時機到來時能按原計劃行事，為了「隆中大計」能夠成功，那就必須再設法重奪荊州，否則別無良策。

    劉備君臣欲得荊州，同時孫吳集團也必爭荊州。諸葛亮與劉備有「隆中對」，東吳一方也早認識到荊州的重要性，周瑜就曾對孫權言欲在取得巴蜀、漢中后，「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周瑜傳》）。周瑜的這一軍事計劃，簡直與諸葛亮的「隆中對」如出一轍，孫權也同意了周瑜的這一計劃，周瑜臨逝前在給孫權的上疏中還重言要「規定巴蜀，次取襄陽」（《魯肅傳》注引《江表傳》）。除了周瑜，東吳一方其他人也多認識到荊州的重要性。魯肅嘗為孫權陳以時勢利害：「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荊州當時為劉表和其部將黃祖所有，魯肅所言，也欲完全佔據荊州，取得戰略優勢。劉表去世時，魯肅向孫權獻計，再次言及荊州的重要性：「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魯肅傳》）為孫權計，荊州為必得之地。甘寧歸東吳，在向孫權陳計時，也明確提出要先佔荊州：「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甘寧傳》）「英雄所見略同」，甘寧給孫權定的先得荊州、后規巴蜀的計策，與周瑜的「規定巴蜀，次取襄陽」不謀而合，與諸葛亮向劉備獻的「隆中對」異曲同工。奪取荊州是東吳君臣的共識，也被東吳作為既定的國策一直在推行。

    孫、劉兩家皆視荊州為必爭之地，劉備在赤壁之戰以後，乘機佔領了荊州的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劉表長子劉琦逝后，劉備又代為荊州牧。后又趁著與東吳聯姻詣京見權的機會，求借荊州之地，孫權聽從魯肅之言，竟也答應了。東吳方面在周瑜取得南郡后，乘勢向劉備提出欲借道荊州以伐蜀，劉備以自己與益州牧劉璋有同宗之誼，不許，還派關羽、張飛等屯據要害，不讓東吳兵過，孫權不得已將人召還。后劉備卻自己率人入蜀攻劉璋，孫權聞知后憤言：「猾虜乃敢挾詐！ 」（《魯肅傳》）劉備於建安十九年（214）定蜀地，次年「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孫權大怒，乃遣呂蒙率兵分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御關羽，孫權親自駐兵陸口，節度諸軍（《吳主傳》）。此時劉備在蜀中聞聽孫權使人襲奪長沙、零陵、貴陽三郡，也自「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先主傳》）。東吳呂蒙在得了長沙等三郡后，也與魯肅合兵並進，拒關羽於益陽，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幸虧此時曹操率兵入漢中，劉備懼蜀中有失，才與東吳講和，但問題並未徹底解決，兩家還在為荊州而明爭暗鬥，最後東吳趁關羽攻襄陽時襲奪荊州成功。

    荊州一地對東吳與西蜀而言均可謂是必爭之地， 劉備在荊州被奪、二弟被殺后，要率兵收復荊州，可說也是必然之舉。若再從蜀漢集團內部的人員構成、從荊州士眾的人心所向來看，則東征伐吳不僅不可避免，更是刻不容緩。

    三
    劉備在未遇諸葛亮、未得荊州以前，可說是居無定所，兵微將寡。至投劉表之時，劉表「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劉備後期的軍事勢力，主要也就是在荊州發展起來的，其手下士卒多為荊州本地人，即使經過當陽慘敗，得奔夏口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 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諸葛亮傳》），這兩萬之眾就是劉備後期軍隊的基幹。

    赤壁之戰以後，劉備又得了江南四郡，並代領荊州牧，劉琦的人眾自然歸到劉備麾下，至建安十六年（211）劉備率軍入蜀，「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先主傳》），此時劉備已可率領數萬人馬入川，其士兵的來源毫無疑問主要就是荊州一地。建安十九年（214），諸葛亮與張飛、趙雲又將兵入蜀。可以說，劉備在蜀中的兵力，相當大一部分是荊州人，而非四川本地人。在荊州為東吳佔據的情況下，荊州士眾無疑想早日收復失地，回歸故土。劉備在決定是否東征時，實不能不考慮麾下將士的意願。不僅跟隨劉備入川的士卒絕大部分為荊州人，就是劉備晚年提拔任用的文臣武將中，荊州人士也佔了絕大多數，如董和、董允父子，南郡枝江人；劉巴，零陵烝陽人；馬良、馬謖兄弟，襄陽宜城人；李嚴，南陽人；蔣琬，零陵人；楊儀，襄陽人；向朗、向寵叔侄，襄陽宜城人……就連諸葛亮本人也是荊州人，「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這些荊楚人士的內心深處，實都希望重奪荊州。伐吳復荊，是劉備集團內部的人心所向，只不過是時間早晚問題。

    推遲伐吳，故可準備得充分一些，增加勝算。但應看到，自己在準備，對方也在準備，在自己準備充分的同時，攻取的難度也在增大，與其等對方站穩腳根后自己再去被動進攻，還不如等對方立足未穩時便主動出擊。而且準備等待的時間一長，對己方的士氣、人心也有打擊。呂蒙在襲奪南郡得手后，就成功地使用了心理戰，讓關羽手下將士紛紛逃亡：「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斗心。會權尋至，羽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呂蒙傳》）關羽最後走麥城之時，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兵皆解散，尚十餘騎」（《吳主傳》）。呂蒙所為主要針對下層，陸遜則主要著眼上層，提出要對荊州士人招延提拔，孫權也敬納其言。陸遜的這一舉措，不僅對於尚留在荊州本土的士庶，就是對於已身在蜀中的荊州人眾來說，也無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劉備不能不擔心伐吳時間越往後移，自己手下的荊州士眾越是軍心不穩，甚至會不戰自散，重蹈關羽走麥城時「兵皆解散」的覆轍。劉備深知自己正是負載著荊楚士眾收復失地、回歸故土的熱望興師東征，拖延時日，只會衰耗士氣。

四
    論及劉備伐吳，又不能不提諸葛亮對伐吳的態度。史書上未見諸葛亮對伐吳的明確意見，僅見其在劉備伐吳失敗后慨嘆：「法（正）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法正傳》）一般論者多注重於此語的前半句話，即法正若還健在，就能說服劉備，讓他不要東征， 這確乎是諸葛亮不贊成伐吳， 但往往忽略了後半句話：「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也就是說，若是能有像法正這樣的人在身邊出謀劃策，隨時輔佐，劉備就是東征，也不致完全失敗，還是有成功可能的。把這兩句話合起來看，則劉備東征之時，諸葛亮並非堅決反對（如果諸葛亮當時對伐吳持明確的反對意見， 史書上怕也不會不提）。重奪荊州， 不僅符合諸葛亮與一般荊州人士相同的收復故土的願望，更與他「隆中對」中提出的以荊益為根本的主張不謀而合，諸葛亮所反對、擔憂的，與其說是討伐東吳的戰略問題，不如說是重奪荊州的時機與戰術問題。

    一般論者多認為諸葛亮本人未隨劉備東征，即是以自身行動表明了自己對伐吳的否定態度。其實從劉備生前與諸葛亮的關係，從君臣二人的分工來看，劉備伐吳而諸葛亮居蜀，不是諸葛亮對伐吳不贊成，而正是以前君臣二人分工的自然沿續。

    劉備在未遇諸葛亮以前，已經經過了大半生的爭鬥，憑一己之力，贏得了曹操「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的讚許（《劉備傳》）；就是在得諸葛亮之後，也多是自己身任前方統帥之責，而留諸葛亮鎮守後方。諸葛亮出山後為劉備所做的一主要工作就是聯吳抗曹，使劉備在新敗之後能轉危為安，並有了新的立足之地。赤壁之戰以後，「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撥其賦稅，以充軍實」（《諸葛亮傳》）。此時諸葛亮所做的是調撥賦稅、充實軍需這樣的後勤保障工作。正因有諸葛亮處理好內政外交，才讓劉備這位一世之雄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在前方打仗。劉備戰赤壁、平蜀地、定漢中，連戰皆捷，諸葛亮功不可沒。

    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劉備入蜀使擊張魯，劉備率龐統、黃忠入蜀，而留諸葛亮與關羽、張飛、趙雲鎮守荊州。劉備在蜀中反客為主，先後攻取了涪州、綿竹等地，又讓諸葛亮、張飛、趙雲率軍入川接應，平定蜀中后，「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同上）。從這些記載來看，諸葛亮在劉備手下，是起蕭何而非韓信的作用，是留守後方，而非身臨前線。特別是建安二十三年（218），劉備率諸將進兵漢中，諸葛亮也未隨軍前往，而且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法正在劉備心目中的地位，還在諸葛亮之上。可惜法正在助劉備平定漢中后不久即去世，故諸葛亮在東征失敗後有「法（正）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的嘆息。

    從這些史實均可看出，劉備伐吳之時未帶諸葛亮在身邊，並非是君臣二人意見相左，而是既定政策的執行。劉備伐吳兵敗后，留駐白帝，「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先主傳》），仍然是讓諸葛亮負責經營後方，只是到了次年春劉備病篤，才詔諸葛亮從成都前來，託孤於諸葛亮，並囑以後事。可說直至此時，諸葛亮才真正地由幕後走上前台，擔當起輔佐後主、興復漢室的重任。

    東征伐吳，重奪荊州，從當時歷史形勢來看，對蜀漢君臣來說是勢在必行，不得不為（當然在時機的選擇、戰術的運用上，還需要權衡與斟酌）。通過對劉備伐吳原因的辨析，也可深化對當時史實，對魏、蜀、吳三方，對各位歷史人物的認識。

                                       作者：韓國高麗大學中語中文學科 姚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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