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是什麼性質的「集團」，以誰為首，具體成員又有哪幾個？如果我招考中國現當代文學「文革」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一定會出這道題。這是有鑒於許多人忘記了「文革」這段歷史，如有一位大學生居然回答說：「『四人幫』就是四個人有困難大家來幫嘛。」
在回答「四人幫」的成員時，有不少人把林彪算上去。有人雖然知道「四人幫」的具體名字，卻順序錯亂。不少人從來未聽說過當年毛澤東的接班人王洪文的名字，便把江青算成頭一個。其實，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王洪文位居第一，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張春橋位居第二，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江青位居第三，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姚文元位居第四。可我現在讀到《文藝爭鳴》2014年4月號第103頁即題為《「毛澤東時代」關於魯迅信仰問題的論戰》的文章，其答案卻讓人大跌眼鏡：
七十年代以姚文元、石一歌為首的「四人幫」……
這裡讓「文攻」的姚文元取代「武衛」的王洪文，可謂是本末倒置。令人吃驚的是，作者竟把「石一歌」作為「四人幫」的成員，並讓其和當年「輿論總管」平起平坐且居「為首」地位。該文末章節附註明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魯迅與20世紀中國研究」階段性成果，重大課題竟出現如此重大史料錯誤，未免太不嚴肅了。
「石一歌」是誰？在辭典里是很難查到的。潘旭瀾生前主編、1993年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國文學辭典》，倒是有這一辭條，可過於簡略。「石一歌」是「十一個」的諧音，即「石一歌」這個寫作組最初成立時共有十一個人。這正像「梁效」是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的諧音，「羅思鼎」是「螺絲釘」的諧音一樣。
事情還得從1971年說起。那時周恩來陪同塞拉西皇帝來上海視察時，希望魯迅生活、戰鬥過10年的上海，建立一個學習、研究魯迅著作的小組。張春橋原布置上海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組織一班人馬寫為江青一夥樹碑立傳的《文藝思想鬥爭史》。這個「史」由於工程大，一下難於完工，因而張春橋於1971年11月29日靈機一動，接過周恩來的「指示」，叫朱永嘉先編一本二萬字左右的《魯迅傳》，一方面可以為《文藝思想鬥爭史》編寫打下基礎，另一方面也可向中央交差。朱永嘉聽了這一指令后，立即搭起13人的寫作班子，其名單由上海市委寫作組「總指揮」、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徐景賢親自審批。據中共上海市委駐原寫作組工作組寫的《關於魯迅傳小組（石一歌）的清查報告》中云：最後被批准進入這個寫作組的成員只有十一人：陳孝全、吳歡章、江巨榮、周獻明、夏志明、林琴書、鄧琴芳、孫光萱、余秋雨、王一綱、高義龍。除高義龍系原寫作組「老牌」成員外，其餘均系大專院校教師、中學教師，外加復旦大學中文系工農兵學員和文化系統的業務幹部。1973年後，或因工作調動，或因學員畢業分配，剩下陳孝全等四人，另從外單位借來了三人，共計下列七人：陳孝全、孫光萱、夏志明、江巨榮、吳立昌、劉崇義、曾文淵。該小組設核心組，組長為在華東師大現代文學教研室任教的陳孝全，副組長為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吳歡章，另有周獻明。1974年後，吳歡章等人離去，該小組負責人為陳孝全、劉崇義、夏志明。小組成立初期至1973年底，由原寫作組文藝組姚漢榮負責與「石一歌」聯繫，后姚氏調北京，這種聯繫便不再有專人負責。寫作組最初成立時的十一個人已有王一綱、高義龍、孫光萱等先後作古，后參加的曾文淵也於最近仙逝。這個小組總共寫有84篇文章，其中用「石一歌」的筆名最多，另有「石望江」、「丁了」等筆名。所謂「石望江」，系陳孝全、吳歡章、余秋雨、孫光萱四（「石」）人同望黃浦江之意，「丁了」是「定稿」的諧音。
於1972年1月3日正式掛牌的「石一歌」，辦公地點在當年復旦大學學生宿舍10號樓1層的103、104室。這個寫作組雖然寫過許多配合「四人幫」的所謂「評法批儒」、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反擊右傾翻案風造輿論的文章，但比起位於上海市康平路寫作組本部來說，「石一歌」只是屬上海寫作組文藝組的外圍組織，其成員所犯的是「說了錯話，做了錯事，寫了錯誤文章」這種一般性錯誤。他們在「學習班」說清楚改正了錯誤，後來活躍在上海各文教單位，其中有的成了文化名人，有的當了媒體老總，有的是學術帶頭人和博導，像曾文淵在《文學報》擔任副總編輯期間，便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毛澤東時代」關於魯迅信仰問題的論戰》的作者，卻將這些人和姚文元並列，並列時不是姚文元打頭而是把「石一歌」置諸首位，如109頁云：
石一歌和姚文元在魯迅信仰的輿論宣傳中……
姚文元是主，「石一歌」是仆。如此行文，便顛倒了主次，在103頁又並稱其為「主犯」，這便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文藝爭鳴》是名刊，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即該刊審稿欠嚴謹，以至讓《「毛澤東時代」關於魯迅信仰問題的論戰》一文作者不止一次稱「四人幫」為「團體」，如109頁云：
「四人幫」團體最為突出的言行有三點……
石一歌和以姚文元為首的「四人幫」團體……
這「團體」莫非是「學術團體」？文中沒有明說，但「石一歌」確實是披著學術外衣的團體，姚文元則以寫評論文章著稱，再加上該文作者把當年揭批「四人幫」及批判姚文元在魯迅問題上的言論「進行道統上、路線上、意識形態上的批謬和糾正」，稱之為「論戰」，因而這「團體」在作者眼中成了「學術團體」，不是沒有這種可能。這種表述政治內容姑且不論，單說技術上至少說明作者不會區別使用「集團」和「團體」這些詞。在另一小標題中，即109頁作者又這樣敘述：「第三次論戰：圍攻姚文元」，這裡用「圍攻」一詞，也是很不恰當的。因這個詞會使人認為以筆殺人的姚文元是正面人物。看來作者的語法邏輯知識確實有問題，對「文革」這段歷史也太不了解，很需要惡補啊。
《「毛澤東時代」關於魯迅信仰問題的論戰》除了不該出現令人吃驚的錯誤外，其他失誤也還真可列舉不少，至少在錯漏字方面：109頁「1960年第4期《讀者》」，錯了，因為「文革」前並沒有這個雜誌，準確的說法應為《讀書》。「1957年第58期《文藝月報》」，應為「1957年總第58期《文藝月報》」，否則讀者會以為該刊是旬刊或周刊。110頁「邦化」則應為「幫化」……更離奇的是，《「毛澤東時代」關於魯迅信仰問題的論戰》一文作者還把胡風說成是「右派分子」：
關於魯迅信仰問題的論戰較大規模有三次，論戰對象集中在五十年代以胡風為首的「右派分子」……
眾所周知，反右鬥爭是1957年開展的，而反胡風運動開展於1955年。這就是說，在反右開展之前的1955年5月18日，胡風就已被作為「反革命」而逮捕。在1956年開展的大鳴大放運動中，他早已失去了發言權，何來成為「右派分子？」退一步來說，就算胡風是「右派分子」，也輪不到以他為首，而是以丁玲、陳企霞為首。聯想到一本很有名的、極富學術個性的探索型著作《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也出現類似的失誤，如《「雙百方針」前後文藝界思想衝突》一節95頁有這樣的敘述：
全國有55萬人定為右派……劉賓雁、宗璞、劉紹棠……都在其列。
其實，宗璞在1957年7月《人民文學》雜誌發表頗富藝術魅力的短篇小說《紅豆》后，雖被「南姚北李」的李希凡批判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標本，並厲聲地質問道：「這樣一個極端仇視革命的祖國的叛徒——齊虹，有什麼值得『好的黨的工作者』的江玫這樣痛苦地懷念？」（《論「人」和「現實」》，長江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120頁）但宗璞只是被當作思想右傾的作家於1959年下放農村，創作生命並未因此中斷。1962年她還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並發表了《知音》等一系列作品。
《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這一小疵，可能來源於葉永烈的《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該書附錄《著名右派名錄》，宗璞、陸文夫、黃秋耘均榜上有名。除宗璞誤「划」外，陸文夫、黃秋耘也不該「補划」。陸文夫於1957年參加「探求者」集團，受到打擊被下放工廠，但並不像高曉聲那樣被劃成右派。黃秋耘1957年發表過為劉賓雁、流沙河作品叫好和打抱不平的文章，以致在反右風暴襲來時，差點被打成「右派」，後來邵荃麟和他的頂頭上司周揚決定不划他，只在1958年第１期《文藝報》上由邵荃麟出面，將其當作「修正主義文藝思想一例」示眾。
我在《請勿「補划」右派》的文章中曾指出：近幾年一些論著在涉及文藝界反右派鬥爭時屢屢出現這些失誤，與一些編輯把關不嚴或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有關。像《文學評論》這樣權威性的學術刊物，也曾出現過巴人是「右派」這一類失誤。希望以後要嚴肅學術規範，再不要有「補划」右派的事情尤其是「以姚文元、石一歌為首的『四人幫』」這類令人吃驚的常識性錯誤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