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最大的制度失敗是越來越多的人不和你玩了

     本文摘選自周其仁著作《改革的邏輯》作者自序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無非是系統性地糾錯。這裡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制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累起很多問題才需要改革。

但打出改革的旗幟，我們體制的糾錯能力就自動變強了嗎？實踐中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偏向，千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 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制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這麼難，那麼乾脆不改了行不行？乾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了新體制，再也無需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面。大體有三個層面。

第一，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錢數目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產品。「利用職權」能帶出如此數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現行的職權利用體制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制，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了。

聯繫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徵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

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出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出手招架。這是第一層次。

第二個層次，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系，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

比如說，對經歷過1959~1961年大飢荒，經歷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后、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系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產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系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

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家的期望，就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麼樣，更不能講解放前怎麼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繫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輕一代人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瀰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面，現在很多制度性的變數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人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得好習慣。這個問題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的法，定得不合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里一定說請大家不要打開手機。可是前後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可是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家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了。

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幹嘛不痛痛快快讓大家開手機得了？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制，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麼？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產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

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夥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了幾十萬元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麼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很熱鬧。可走近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實里沒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了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儘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里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