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如利益集團決定改革方向的理論不完全適應中國國情(林的觀點)一樣,政治集團決定改革走向的理論也不會是世界普遍的社會規律。 中國改革之路極大的受到政治領袖個人,和一部分具有決定力的政治家群體的影響。現實也證明了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這在中國無關於喜不喜歡,這是中國文化社會的一種傳統,自秦或更早的商周以來,到上世紀初的戊戌變法,從來沒有多大變化,除非是被劇烈的社會朝代更替所暫時打斷。所以這種現象絕不是當代所特有,而且可以預計,將來的中國仍然會延續這種傳統,即使引入西方所謂的民主理念,政經分離,以及多重權力制衡的理念,其實質內涵也不會有本質的變化。這也就是理想化的泛民主主義者無法接受,試圖改變,又一再被現實碰撞的暈頭轉向的根源所在,其主要問題在於,這種以政治為主導的社會管制和變革導化模式,作為社會治理結構基礎的民意民情傳統觀念,在整體上是認同並被自覺接受的,數千年來難以改變,除非發生某種不可逆轉的,突發性歷史性的斷流事件,走到上世紀日本式政治革命之路,但這種可能性近乎於零。
對於這個事實的評價,有許多不同的觀點。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對其積極的和消極的意義兩方面的認識,具有重要的價值。其積極意義在於,這種以政治領袖和政治集團為主導的,社會經濟及制度改革,便於集中社會資源,達成預期目標。有利於激進的、短期內迅速的達標,更有利於突破難點和困局。因為政治團體可以運用其絕對的權力,制定變革目的,也採取引導或強制的措施,驅使社會變革的走向。
而消極意義同樣顯著,第一,社會變革很難形成全面的革新,政治力量很難進行除了經濟領域,社會治理方式等之外的政治理念和根本制度的變革。第二,經濟和社會管理的變革目標和路徑的規劃,與政治領袖個人,以及政治團體的意志關聯度太大,變革的科學性,完整性,條理性,進程的穩定性,和結果受到較大的不確定性影響。
如果進一步深究,這種歷史延續下來的社會管理模式,最應該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政治領袖的智慧,立場,和意志,以及政治團體的統一理想和實踐精神。其中他們所持立場,即其理念和實踐所代表的利益群體是根本所在。過去被認為是階級立場,現在表述為代表性問題。
這其實是顯而易見的首要問題,並不代表作者有個人的傾向性,竭力迴避這個問題的人才往往是特意隱藏傾向性和目地的,因為政治權力是可以而且是必然要選擇代表社會中某些利益群體的,選擇代表資本的利益,必然廣開資本利益渠道,選擇基層民眾的立場,必定會制定民眾利益最大化的制度。這不可能被繞開。
在此之上,公開的研究往往迴避一些重要的問題,比如政治集團內部,包括政治領袖與精英政治小團體,以及一般政治家群體之間的矛盾鬥爭,被擴大化而波及全社會,進而影響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變革的現象,這個在中國也是一種社會傳統現象,有時候表現的相當強烈。
西方現代的經濟理論,除了"主要發端於西方發達國家,是對發達國家經濟現象背後因果機制的總結"(林教授原話)外,其另外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基於西方的哲學觀,把經濟發展和理論研究標準化,理想化,特別是獨立於政治的特點,而這種研究的方法,經實踐證明,是具有重大缺陷的,以至於西方經濟學理論不斷地被更新的學說更替,在實踐中也是五花八門,修修補補,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經濟政策比比皆是,有時為了促使某經濟學說的實現,甚而採取政治的手段干預。許多西方經濟理論在中國失去指導意義,即是有力的證據。
但是,林先生似乎對"主流學術界強調製度變革主要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各利益集團之間相互博弈決定了制度變革的方向。(林語)"這種觀點持有相當大的異議。他認為"這種分析框架要麼忽略了政治家的影響,要麼隱含地認為政治家是利益集團的代表。"
我不能說,林先生單純的可愛,但是,他否定政治家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之觀點,的確值得商榷。正如上面分析所說,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脫離利益關係,都是特定利益群體的代表,毫無例外,否則,這個政治家因何而存在?任何超越個人和群體利益的政治家,在現在的地球上一個也不存在,只是代表多數還是少數,代表哪一階層的利益的區別罷了。這種基本認識不需要隱含地認為。
西方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的確是有意迴避政治家的影響,但是其強調製度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各利益集團的博弈事實上決定了制度變革的方向,大體上沒錯。國際上如此,在中國更是如此。
我不能肯定林先生是有意,還是無意地把中國的政治家群體,獨立於利益團體之外,或者他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他的觀點,但是中國歷史上是沒有超越階層或者說階級利益的超級政治家。當今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廣大勞動大眾根本利益的代表,這是寫在黨章里的,而廣大人民群眾就是一個基本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是中國的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也是中國的前途所在。這是從廣義利益集團的含義所說。
即使從狹義的,特指的利益集團概念出發,當代中國的政治家群體中,被驅逐出政治舞台的,還有繼續隱藏與既得利益集團勾結的大有人在,他們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的博弈,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變革的走向,如果說還有其它因素,就只能是代表西方政治經濟思想利益的另一個利益集團。這三種利益集團代表的博弈,最終決定了中國的未來走向。
如果說在改革伊始,政治家並無與既得利益集團結合的條件,走入歧途的話,那麼隨著經濟改革進程中,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和固化,部分政治人物喪失代表人民群眾利益初心,與既得利益集團苟合,攫取社會絕大多數政治經濟利益,影響社會制度變革是有目共睹的,這才有了本屆政府的鐵腕清腐治貪舉措行動。
關於政治家,領袖對社會制度變革影響的研究課題,並非創新,這正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課題之一。如果連理論和眼界高度如林先生的,都認為是一種理論方法創新的話,那隻能說明政治經濟學科在中國被邊緣化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而政治經濟學恰恰是研究制定社會制度變革的基本出發點。不誇大的講,當今中國所面臨的大多數嚴重困難,都是放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去制定製度、目標、路徑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