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屆5中全會關於人大校長陳雨露的央行副行長任命,無疑是學而優則仕的又一典型範例。
閱查他的成長簡歷,直至日前他一直在學校,從學、留校、任教師、教授,然後在學校步入行政管理。也就是說從他7歲入學到日前被委以重任的43年裡,幾乎沒有從事過任何社會工作,和職務,更沒有從事過類似銀行工作的的實踐經歷。如果一定要與目前職務找到相關聯的經理,恐怕也就是在幾所著名大學從事過行政工作。
毫無疑問,陳先生曾經是好學生,中學入黨,是當代中國著名金融專家,著作頗豐,也是全國知名大學校長之一,而且難得的是他沒有留洋學歷,基本是國產專家。這奠定了他光明的仕途,也被社會各界賦予高度期望。祝賀他。 這裡其實要探討的是基於陳的升遷模式,所折射的幾個主要現象,與陳先生本人無太大關係。
事實上,任何見到這種升遷方式,都會自然冒出『』學而優則仕『』的念頭。『』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是《論語》中,孔子對於仕者和學者的期望,但肯定不是定義這種理念:學為了成為仕,先做仕然後也可以去學,更不是推崇這種理念。但是由於先代社會條件限制,能求學而又能成就者,少之又少。因此,功成者少不得被國所舉用,就形成了學而優則仕現象,另一部分則不願或不被薦用,形成學者大士或隱士,狂士。由此可見,學而優則仕是中國封建社會時代,由於社會的不平等基礎形成的特殊選拔人才體制,通常被稱為科舉制,帶有明顯的脫離大眾社會,偏重紙黃的教條主義傾向。引導社會價值走向越來越狹窄,單一,為仕途而學,為光宗耀祖,青史留名而學幾乎成為求學者的信仰。
籍由學而直接出仕,顯然大多數詩書飽腹,而獨缺接地氣,是而一旦走入官場,就如進入一座新的學校,習學之心油然而生而無定力,大多數即認為功成名就而隨波逐流,漸漸泯滅個性和抱負,官場千人一面是為常態。是以封建官場新晉官員必投靠達官貴族,皇親國戚,恩師門徒之風綿延不絕,在利益衝突時幫派經緯分明,久之官宦之氣必成,內鬥內耗,互相傾軋即成官場常態,無人無時可免,這就是數千年封建社會只是周而復始的改朝換代,而社會包括科學無明顯進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障礙社會的進步和變革的原因之一。
因為從學而仕,缺乏了一個結合實踐的『』鑒學『』過程。而這正是成就社會事業的基本條件,所以中國封建史,留給我們的就是追逐金榜題名及隨之而來的名利和榮耀,除了歷代王朝開疆拓土初創時期進取精神之外。
仕而優則學,更是是極少數人的機遇或天生擁有的祖蔭使然。兩者如起於平民的雄傑,及坦途鋪就的官宦子弟。無論如何,兩者諸眾,最終能以芸芸眾生為念,不惜身命的鮮有所聞,難怪一般民眾無路可走時,總是期盼明鏡高懸的青天大老爺出現。
學而優則仕,是優選人才的方法之一。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除了裙帶關係之外,還真的沒有更多更好的摘才之道。在中共執政60多年,實行改革開放30年的現在,似乎沒有什麼大的改變,也沒有更大的選擇餘地,尤其在政府系統整肅貪腐的當下。所以,中國政府出台了選拔後備官員人才的辦法,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其中提到:「注重從國有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業單位領導人員中培養選拔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並指出,「在領導班子知識專業經歷結構方面,重視充實熟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新型城鎮化、生態文明建設和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工作的幹部。」自此之後,高校黨政領導幹部「入仕」一時成為高頻詞。2015年1月,清華大學校長陳吉寧出任環境保護部黨組書記;2015年1月,中科大校長侯建國履新科 技技術部副部長;2015年2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長懷進鵬調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以上摘自網路)。
建國后,中國第一代執政者試圖改變這種歷史慣例,試圖從理論上批判,到實踐中提拔各行業一線人員的方法,探索並確立一種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員生成系統,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並無形成成熟的體系,甚至出現了文革時期的工農兵至上,官員及知識分子靠邊站的極端無政府主義現象。
及至改革開放,並把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之後,被稱為老九的學界重新受到尊崇。引起巨大爭議的是教育體制改革,充分利用國民內心深處的崇學(不是崇文)情結,並把教育完全商品化,產業化了。由此全民 辦教育,投資教育,使中學畢業生升大學率躥至驚人的90%以上(官方公布為75%),在各行業中率先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而按照中國官方定義的『』專家『』,『』學者『』(即博士學位以上及高級職稱人群被定義為專家學者),則在中國已經近500萬!這令人振奮而驚訝的數字,把中國的人口質素提高到世界前列。為了培養專家學者,有些百年老校,居然能夠創設本碩博留學一條龍連讀課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靈魂工程,竟然可以做成速食麵生產線一樣的流水系統,實為舉世罕見的的奇迹。在各種創新教育的推動下,中國以領先世界的巨大優勢,完成了全民從普及基礎教育到普及高等教育的偉大曆程。我想,如果儒家至聖孔老夫子能看到現在,他是該為自己的『』有教無類『』驕傲呢還是慚愧,但一臉羨慕是肯定的,因為他肯定沒想到把他的教育事業產業化,在2千多年前就可以普及古代高等教育,儀禮信仁智,風流冠絕天下。 陳雨露先生正是完整地經歷了這樣的教育騰飛階段,並且之後二十多年來致力於這個偉大事業的發展,並嶄露頭角,以其銳意改革高校工作,並以其精湛的專業學識贏得了中央政府的信賴,得以出任央行副掌門。雖然我相信陳先生的學識和卓越能力,但是希望缺乏社會實踐的他,不要把央行當做學校來運運作,一個是營造傳授理論之所,而另一個則是動輒關係到國運民運,億萬萬人的飯碗的錢掌柜營生,其差不可為不大。中國曆來不缺乏理論者和紙上談兵者。缺乏的是敢於擔當,具有真才實學的實幹家。我們可以期待陳雨露成為後者么?如果是,則5年之後中國可能會出一個本土學派的金融家,央行掌門人。當然有不同意見的人士則指出以陳為代表的出自於高校的新生代高官,缺乏實踐經驗,是典型的技術官僚,也有人列出在他任校長期間有6名師生跳樓自殺,其中包括一名哈佛博士的系主任。
我所親眼見到的最常見的入仕躥升模式,是上學-通過關係給高層做秘書-各種方式鍍金-火箭式提拔。本科剛畢業就參加國務院部委政策文件起草工作,不知道有多少紙上來的,有多少自己思想沉澱積累,有多少來自實踐檢驗的。由此可知,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政策和實際脫離,造成越積越多的深層改革障礙的由來。那麼到底哪一種選才方法好呢?其實很難說。有沒有其它方式呢?當然有了,比如國際上的發達民主大國,各有一套特色的選才模式,即使在中國特色狀態下,仍然有更好的方式,只是如前文所說,延續不斷的官僚傳統,不太可能接受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