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金融化禍害發展中國家5

　　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以及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施壓下，一些發展中國家選擇了金融自由化和經濟金融化政策，以泰國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過早地、過度地開放金融市場，撤掉了近乎所有的自我保護屏障。這恰恰是「華盛頓共識」所竭力要求的，而「華盛頓共識」的始作俑者與積極推動者——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根源只在於發生危機的國家缺乏金融透明度和盛行裙帶關係。但是，原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則指出，「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推動的過度市場自由化的結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成立以來，一直就是美國金融霸權的工具，是諸多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然而很多被新自由主義或美國宣傳所蒙蔽的發展中國家，至今還天真地以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本國處於金融危難時的大救星。這種良莠不分的天真幼稚，一度普遍存在於發展中國家財經高官的頭腦中，由此被華爾街出賣了還替金融大鱷們樂呵呵地數錢，可見洗腦的威力。在20世紀90年代初歐洲貨幣危機中，泰國中央銀行曾經和金融大鱷索羅斯聯手狙擊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並分得10億美元以上的打劫收入。在這個過程中，索羅斯完全知悉了泰國及其中央銀行的底細，由此開始布局泰國與東南亞國家。1997年泰國進而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泰國不僅將在歐洲貨幣危機中的分贓連本帶利交給了索羅斯等華爾街大鱷，而且掏空了自己的家底——耗盡3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泰銖貶值近60%，樓價跌幅超過35%，70%的銀行與金融公司或被迫關閉或接管——經濟由此一蹶不振。沒有高超技藝，就貿然與狼共舞，最終被無情地狼群撕咬獵食。不要怨恨狼的貪婪與狡猾——這牲畜生性如此，而要檢討的恰恰是共舞者的愚昧與無知。

　　不過，發展中國家每次危機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便會代表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出面進行救助，而每一次危機救助，為下一次危機的爆發埋下伏筆。如此，發展中國家系統性金融危機，在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的背景下，會周期性爆發。這種周期性危機正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所實施的定期性收割——剪羊毛，這便是金融壟斷資本的策略，美國霸權的戰略，也就是新殖民主義的要義。在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經濟低迷——社會分裂——政治動蕩，儼然成為一種經濟附庸的新常態——新殖民主義。近水樓台先得月，親美國家早遭殃，作為美國後院的拉美，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試驗場，由此飽嘗新殖民主義之苦。19世紀的阿根廷，曾經被賦予最有希望的美洲國家，人民的生活比美國還要美好。然而，今天的阿根廷與美國有著天壤之別，經濟危機不斷，社會矛盾激化，政局更迭頻繁，曾經1個月換了5位總統，刷新了「民主政治」的新紀錄，成為陷入新殖民主義泥淖的典型。倒霉的阿根廷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折騰得筋疲力盡，無助無奈得似乎只有哭泣(電影《貝隆夫人》主題曲《阿根廷別為我哭泣》成為阿根廷的「第二國歌」，人人會唱)。

　　綜上所述，多年來，受到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蠱惑，利益集團的誘導與誤導，很多發展中國家認為，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民收入、追趕發達國家的捷徑。實際上，經濟與社會發展，對於後進國家而言，沒有捷徑可走，只有老老實實發展實體經濟，走農業現代化與工業現代化道路。工業化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大國穩步增長、持續發展、不斷追趕、實現強大的不二選擇，任何試圖尋求發展捷徑——拋棄工業化而追尋城鎮化、金融化、信息化——都是機會主義，最終必然失敗。但是，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不可能讓發展中國家走上成功的工業化道路，它們不斷通過變換馬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以及以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為內核的經濟政策，尤其是通過在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培育生長的買辦利益集團，將發展中國家引向邪路，從而使之成為自己的長期甚至永久的經濟附庸，成為低端商品的代工生產基地，成為環境污染的集中地，成為源源不絕的利潤源泉。(本文發表在《國有資產管理》2015年第5期，有刪節)